嵇康的悲剧之美-文学论文

自然主义在中国哲学中多运用于对人类自身生存状态及精神追求的描述,具体地说,即指生存状态的“自然而然”,或者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精神“自由”。事实上，自然主义在中国这个传统宗法社会应该说是一个歧出，而嵇康应该算得上当中的最明亮的一颗星星。嵇康向往以符合人性自然的方式展现一个率真自然的自我,但现实的阻隔使他只能将自然主义转化为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最后以其生命来捍卫了其毕生的信条。
具体来说,嵇康的“自然”是指宇宙本来的样子,他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看成是一个有秩序的和谐统一体。生活在其中的人类既然是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中的一部分,就应根据“自然”本身的规律来生活,选择顺应人本性的生活与生存方式。他认为人性自然，他在《答难养生论》中区分了人的自然之性和社会之性:“难曰:感而思室,饥而求食,自然之理也。诚哉是言!今不使不室不食,但欲令室食得理耳,夫不虑而欲,性之动也;识而后感,智之用也。性动者,遇物而当,足则无余。智用者,从感而求,倦而不已,故世之所患,祸之所由,常在于智用,不在于性动。”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嵇康认识到了自然之性和社会之性的区别和特征，并在两者的比较中,进一步强调了人的自然之性的合理性,具有人性解放的进步作用。同时他还将自己的自然主义延伸到了社会领域。嵇康认为人类社会应和“自然”一样是一个有秩序的和谐整体。人的行为出于自然,毫无勉强,一切均合乎规律地运转着。这时的人“和必足于内,和气见于外”,内心的情志与自然之理相一致,外发的和气也与自然之理相协应，社会风俗纯朴,人民生活幸福。可是后来人为的一切政治、礼仪破坏了原有的秩序,扰乱了和谐,违背了“自然”的常规,造成了“名教”和“自然”的对立。于是,在社会上就有了种种强暴、欺诈和伪善。他在《太师箴》中就对这种不合理社会现实作了强烈的抨击，并且提出了他的“至德之世”的社会政治理想。在他的“至德之世”中，并没有否定君、臣、民等不同阶层群体的存在,他只是凭着他自然主义的一贯理念对它们的存在方式加以调整。
前文已经说过，嵇康是第一个把庄子的返归自然的精神境界变为人间境界的人，嵇康的自然主义是重客观、任自然的，如果他真能将自己的自然主义理论建构实践到现实中去，那么就会尊重客观自然,顺时随世,放弃我执,达到庄子逍遥齐物、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但实际上,嵇康在其生活实践中却远达不到庄子超然的境地,与其理论构建中的自然主义也存在诸多矛盾的地方。他无法泯灭物我之间的界限,有时倒显得过分执着于“自我”的囿限。嵇康一方面执着于自我,另一方面又受制于外界,这两方面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因此他深陷其中,十分痛苦。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在虚幻的精神世界中去执着自我,追寻自由。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最终导致了嵇康的悲剧。
嵇康的最有名的主张，当然是“越名教而任自然”，他的最惊世骇俗的话，当然是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提到的“非汤武而薄周孔”。而且，这些他都认真实行了，他与名教取一种完全对立的态度，不是狂放，不是放诞，而是一种严肃的傲然，而且对于仕途有一种近于本能的厌恶情绪。“非汤武而薄周孔”,可以看出他对于名教的厌恶态度。这就可以了解他为什么要“越名教而任自然”。任自然，就是任心之自然，只有超越名教的约束，才能达到心之自然。
嵇康自然主义的实质在于追寻精神自由。精神自由从某种角度上说,即是寻求一种独立自由的理想人格,不肯被现实所束缚,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逸”。嵇康自然主义及其转化形式———理想人格的深刻本质正在于它“逸”于现实世界之外,不肯向现实低头,一味绝俗。他这样一种人生理想，这样一种心态，不幸却伴有一个过于执著、过于切直的性格。他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认认真真地执行了的。这样认真，这样执著，就使自己在整个思想感情上与世俗、特别是与当政者对立起来，就使自己在思想感情上处于社会批判者的立场。嵇康在思想感情上把自己和世俗对立起来，特别是把这种对立落脚到“非汤武而薄周孔”之后，他便把自己从超越名教返归自然的愿望中拉回以世俗的敌对者的位置上，而这正是他完全预料不到的，与他的初衷完全相反。出现了以己为高洁、以世俗为污浊这样一种局面之后，他之处于世俗对立面的位置上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他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嵇康的悲剧，不仅因为他的逆俗而导致杀身之祸，也在于他的玄学人生观的悲剧本质。嵇康的人生悲剧，也可以说是玄学理论自身的悲剧：从现实需要中产生而脱离现实，最后终于为现实所抛弃。虽然玄学理论在此后一百八十余年间还影响深远，但是它的悲剧结局却是一开始便注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