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的“被缚”与“解放”：人类追寻美好生活的渐进历程-教育论文

　　 回顾整个人类历史，我们发现，教育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从“少数人的事情”向“所有人的事情”奋斗的过程。一开始只有“大学教育”，哲学家是教师，他们是启迪智慧的智者；学生所获得的是远离“劳力阶级”的知识和道德体系。后来，有了“小学教育”。国民教育体系是欧洲社会在宗教改革以后逐渐孕育的，这个过程相当漫长。直到19世纪初期，工业革命之后，才开始形成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现代学校制度。社会的职业分工增多，教育目标多元化，小学、中学和大学这样一个完善的教育体系建立起来，而过去被教育排斥的劳力阶级也可以进入学校读书，他们从小学读到大学，然后工作。

　　 毫无疑问，在工业化背景下诞生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最初一定是国家主义的，是为“国家富强”而设置的。早期的工业发展对技能的要求相对较低，工作技能的获得并不很依赖教育机构的支持。所以国家控制教育的力度并不大。但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社会对于新技术人才的需要增加了，这个时候，教育就成为国家富强的直接推动力量，因为教育能够及时为企业提供技术人才。

　　 建立国民教育体系的主要推动力在于两大需要：为国家提供训练有素的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军事人才；传播主流民族文化，向国民灌输民族意识，从而为迅速崛起的民族国家打造出政治文化共同体，以巩固主流阶层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导地位。

　　 在国家主义的学校教育制度中，职业教育是被捆绑的。这个时候，一切教育都围绕着企业财富的积累进行，人自身的价值是次要的，这就必然出现马克思所批判的人的异化现象。当时，纪律教育比技术教育还重要，“虽然工厂生产并没有要求工人掌握新技能，但却要求工人形成新的行为习惯，服从日常作息时间、单调的工作和严格的纪律，所有这些只有通过教育来实现。”

　　 随着社会工业化程度的加深，教育和工作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即教育的功利主义色彩越来越浓，而“被缚”的职业教育正是在这个时候得到了迅速发展。过去，学校和工厂是两回事，教育就是教育，工作就是工作，在学校学习结束后才可以去工厂工作；而那种“工作过程”知识被认为完全可以在工作中自然形成，或者经过简单训练就可以获得。而现在，教育和工作结合在一起，“工作过程”也是知识，也能进入教育内容，这是对传统教育思想的一个伟大颠覆。

　　 教育国家化是一种控制力，在工业社会是必需的。因此，职业教育在工业化时代成为实现国家富强的秘密武器。当学校和企业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所出现的问题就是，学校教育如同大规模生产的工厂一样，其目的在于满足大规模生产的需要。这种国家主义教育必然要依靠以教师为中心的讲座、死记硬背、问答和指定课程，来把人成批地加工生产出来，用所谓班级或标准的方式把他们按年龄和知识掌握程度进行分组。

　　 基于教育为国家富强服务这一思想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这是每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必由之路。比如，当新加坡的工业化起飞之际，该国的教育体系进行了调整，以便为其特殊的工业培养知识型的大学毕业生和技术员。然而，国家主义职业教育一定是暂时的，教育的本质是为个人的幸福生活服务，而不是通过压抑个人来富强国家。就拿德国来说，虽然国家主义职业教育为其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高效的支持，但是最长远和高效的社会控制工具其实是自由政体。正像联邦德国前总理所指出的，德国不会回到俾斯麦和容克地主统治时代，尽管那种国家主义政策是高效的，但它属于一个旧的历史阶段，如今，“对德国的风尚和政治水准持悲观主义态度无济于事，相反，理性会告诉我们：德国的民主制度和基本权利意识从未像20世纪末这样牢固”。

　　 人是美好生活的追寻者，“国家富强”并不意味着国民有人生的幸福感。我们需要一个既有生产力又和谐快乐的社会，职业教育应为这样的社会培养幸福的生产者，他们不仅是能干的技师，也是相互理解、彼此关心和具有幸福感的个人。

文章来源于《职业技术教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