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竞泽《宋代文体学研究论稿》序-文学论文

　　任竞泽博士的《宋代文体学研究论稿》书稿杀青之后，向我索序，我欣然应允。乐于向学界同行们介绍一下竞泽的这部著作，以及谈谈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竞泽是我带过的文艺学专业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他于2005－200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毕业之后，又进入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跟随张新科教授作项目研究，出站后伊留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教研室任教，专门从事中国古代文论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竞泽在硕士阶段学的是宋代文学专业，记得在他来北京报到入学之后，我和他有过一次长谈，主要是藉以了解他的专业知识背景以及研究兴趣所在。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竞泽在唐宋断代文学史和古典文献学方面得到了很好的学术训练，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亦有颇为敏锐的理论批评意识，而这正是研习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所需要的一种比较理想的学习背景和知识结构。在交谈的过程中，我还得知，竞泽对于唐宋集部有较大的兴趣，尤其是对其中的总集、选集类典籍，更是下过一番功夫。除此之外，竞泽对于唐宋文学理论批评中的辨体批评，也有着较足的研究劲头和颇有独到见解的研读心得。这亦是从理论批评的层面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所需之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我们便商定，他在博士生研习期间，以及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主要集中在宋代文体批评现象和文体学思想这一范围，力争使将来的博士学位论文成为一部宋代文体批评和文体学思想观念方面的专著，并且在学术上有所推进，有所创新。

　　竞泽在三年的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习期间，始终瞄准着这一学术目标而展开自己的研读和思考。现在即将出版的这部《宋代文体学研究论稿》，就是他博士毕业进入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之后，又以数载的功夫，在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加以扩充、修订而成的。所以，这部书稿从酝酿、策划选题，到收集、分析文献资料和构想框架提纲，再到具体的撰写、修改、扩充，以及书稿杀青前的最后的校订，全部过程持续了将近七年之久。对于竞泽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道途上充满了荆棘、峭壁的学术攀登，攀越过程中之艰险与辛劳自不待言，确切地来说是对他的信心、耐力的一大考验。但是，唯其如此，方能于险绝处发现风光，于曲折处发现峰回路转。同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通过这一磨炼，竞泽的学术自信心得以树立，学术理念和方法初步得以确认，以及研究能力得到提高，从而使得自己在学术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这正是我所感到欣慰之处。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逐渐兴盛起来，成为一个颇具前沿性的热门课题，成果斐然，为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而断代文体学研究，也是其中一个值得充分关注的方面。关于断代文体学研究，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汉魏六朝及明代这两个文体“总集大成”历史时段。

　　而对于宋代文体学的研究，相对而言，则关注的不足，现象层面的描述和理论层面的阐释均不够全面、深入。而在中国传统文体演化过程之中，宋代的文体现象、文体批评、文体思想观念演变，实际上起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宋代，文体形态、文体分类、文体理论批评等都有丰富的现象呈现，所流传下来的这些方面大量的文献资源，可以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因此，宋代文体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很大，也急需深入开掘。竞泽的宋代文体学研究，就是本着这一思路而展开的，他试图从宋代文体理论批评、文体分类、文体文献、文体形态个案等不同视角出发，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论题进行研究，力图通过有限的研究来透视出宋代文体学的全貌和总体特征。应该说，他的这一研究路径的选择，贯彻了当初我们一起讨论时所认同的意旨：从现象人手，坚持个案、专题性研究，不做单纯的面面俱到的介绍和描述，避免写成仅仅可用为讲义的概论或通论式著作。

　　愚意以为，竞泽的这部著作，在关于宋代辨体批评、总集和类书编纂与文体分类、文体个案研究这三个方面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值得肯定和关注：首先，宋代虽然没有出现像《文心雕龙》那样系统的文体理论著作，但诸如王安石、黄庭坚、张戒、倪思等“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辨体批评言论，以及诗文之辨、诗词之辨等文学论争，实际上推进和充实了中国古代的辨体批评理论，而严羽《沧浪诗话》中之辨体批评，则更见系统，并且贯穿、应用于他的整个诗学理论批评的话语系统之中，应该说是宋人辨体理念的集大成者。宋人辨体批评理论既是宋人文学思潮、文学流派论争的反映，反过来也成为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论争的依据和评判标准。宋人的辨体批评还体现在总集编纂的辨体意识上。对此，竞泽在该书上编之中，分别通过严羽《沧浪诗话》之辨体批评、王应麟《辞学指南》和《玉海·艺文》的辨体批评思想、总集和类书编纂所体现的辨体意识等专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有诸多发现。其次，我们知道，总集、类书编纂，与文体分类密切相关，而以《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文章正宗》四大总集为代表的宋人的总集编纂，在中国古代诗文选本的发展史上又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而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在分类方法上便从分类和归类两方面齐头并进。在宋代，《文苑英华》、《唐文粹》和《宋文鉴》继承了《文选》文体分类渐趋繁富琐细的传统，而《文章正宗》则以其“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分法之化繁为简的文体归类在中国文体分类史上影响深远。除此之外，唐宋文体批评的理论贡献，在类书中“文部”的纂述体例方面也有重要的体现。唐宋类书和总集一样，不但在文体分类和指导写作方面都具有重大的文体学价值，而且《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古今事文类聚》、《玉海》等最重要的几部唐宋类书中的“文部”，其纂述体例基本符合刘勰《文心雕龙》中“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文体研究思路。《艺文类聚》和《古今事文类聚》“文部”体例中“序题加选文”的编纂方式则上承挚虞《文章流别志论》和下启明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的文体总集编纂体例。此外，各大类书丰富的文体文献史料汇辑对当下学术界的文体研究也大有益处。对于这些重要的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为传统文体学研究开启一扇重要的窗口，而竞泽在本书上编中的相关研究，对于宋代文体学思想研究而言，事实上具有创新性的学术拓展意义。其次，文体个案研究是文体学研究的基础。唐宋新创文体类目很多，学术研究空间很大。其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看出：第一，前代产生或定型，但在宋代成熟和兴盛的文体。最典型的是词，已成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宋代文学的代表文体。其他如集句、笔记、语录、杂文、宫词等也是如此。第二，宋代产生或衍变，但在元明清成熟和达到极盛。这主要以小说、戏剧为主。第三，宋代始创和兴盛的文体。如诗话、帖子词、乐语、学记、日记体、题跋、上牌文、口宣、右语、笏记、御札、义(制义、经义)、说书(经筵进讲)、表本等。在该著下编之中，竞泽对于词、小说、戏剧、诗话、笔记等前人研究已经非常充分的文体，基本从略，不与涉及，而对于学术至今仍较少关注的如帖子词、乐语、学记、语录、杂文、宫词等若干文体，则分别进行个案研究，并且力求从中总结出宋代文体盛衰的一般性规律。竞泽对于这些文体的个案研究，成为该著内容方面的重要特色之一，其学术价值也是可以期待的。

　　以上简略地谈了谈笔者对竞泽该著的一些肯定性的评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竞泽的此项研究已经达到了圆熟、完美的程度，事实上，该书还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的不足或日缺憾：一是《导论》部分过于就事论事，理论穿透力较弱，尤其是应该有一个站在相当的理论高度，问题意识突出，对于宋代文体学思想发展演进及其特点呈现的宏观、整体上的阐述。二是竞泽在该书中所体现出来的学术视野，应该说是较为开阔的，尤其是将批评史话语与文学史话语融合的很好，但是在开拓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方面，比如从“国学”视野出发的“大文论”的角度来分析、阐释有关文体现象方面，也还是有所缺欠的，在理论方面尚可以进一步提升。三是下编之文体个案研究，在阐述有关文体现象时，应该对于所研究的这些文体体现出来的文体衍生、文体变异等现象，在理论层面多加阐发，因为这种文体衍生、文体变异现象，在传统文体演变过程中，往往具有风标性质的作用，可以从中发现许多具有文学史意义的语言学转向或功能价值转向的内容。这里特意提出这三点近乎于苛求的意见，实际上体现了我本人对于竞泽今后的学术研究的一种期望。当然，关于本书在文献、史实，以及立论方面的具体评价，尤其是一些具体的文学史细节问题的学术评价，应该由更加熟悉宋代文学和文献典籍的专业人士来进行，而我本人则是力所不能从心的。

　　竞泽性情纯厚，勤奋好学，在治学方面，聪颖但不浮躁，质朴但不酸寒。我想，只要如现在这样一直坚持努力下去，他在学术方面一定还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绩，而这也正是我所期盼于他的。

文章来源于《文艺评论》杂志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