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艺术与章回小说-文学论文

　　一、说书与小说的创作

　　说唱艺术是章回小说的母体之一,在其繁杂的门类中,与小说关系最密切的当属说书艺术。说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说书为只说不唱的纯粹说书;广义的说书包括说大书(讲史)与讲唱两种,本文就是从广义的层面上来说的。说书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迹变泰、士马金鼓、演史说经等等,其中对小说影响最大的当属讲史。这类故事几经民间传播,说书艺人便用它们作为说书题材,继而整合到话本,再润饰加工成可诵的章回小说。

　　(一)说书促成了小说的成书

　　说书促成小说成书的例子比比皆是,姑举《三宝太监下西洋记》的例子。

　　盖三宝下西洋,委巷流传甚广,内府之剧戏,看场之评话,子虚亡是,皆俗语流为丹青耳。

　　原来朱棣(明成祖)虽然篡夺了允 (建文帝)的皇位,但是在他进入南京以后,却并不曾生擒朱允 。据说允 出亡了,朱棣放心不下,因此好几次派遣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表面上要宣扬国威于海外,实际上却是要访寻允 的下落。郑和一次次地扬帆海外,带回来种种殊方传说,这些传说遂成为优人与说书艺人演出的题材,所谓“看场之评话”,是说三宝太监下西洋的传说,民间书场里已经有艺人在讲说着,结果却产生了一部《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出来。这书作者为万历时人罗懋登,今见最早的本子,便是万历间刊本。可见成书虽然很迟,故事却一直在民间和书场里传留。作者也是在民间说书的基础上,再穿插些记叙海外殊方异俗的专书编写而成的。

　　(二)说书走进小说文本

　　说书作为一个事件、现象,成为了章回小说文本的内容。下面所引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第一百十回“宋江东京城献俘”一回,记东京上元节大张灯火,庆赏元宵,燕青和李逵听说评话“三国志”。虽然所说的是北宋的事,但其所叙勾栏说书情形,似乎仍属明代实况。

　　(燕青和李逵)来到瓦子前,听的构栏内锣响。李逵定要入去。燕青只得和他挨在人丛里,听的上面说评话。……燕青慌忙拦道:“李大哥,你怎地好村!构栏瓦舍,如何使的大惊小怪这等叫!”

　　且不说说话者是何人,所说何事,但说唱本身就进入了小说,成为塑造环境与人物的因素。再有,《说岳全传》中“大相国寺闲听评话”一节,也是明人讲史活生生的材料,因为“说岳”一书,表面上虽属叙述南宋史事,但因为系明人旧作,从其社会背景来看,许多地方仍是明代的。像这样的例子在章回小说中还有很多。

　　二、说书与小说的传播及改编

　　小说在创作成书之后,由于当时统治政策、社会观念、经济等对小说出版、印刷的影响,加之书价较高,小说只有在“士君子”中间流传,一般大众与此多半无缘,说书成为了其传播的主要桥梁,甚至在长篇章回小说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的时期,说书依然坚持为小说已有作品进行传播,并不断为小说的继续创作与改编积累材料,时刻为小说的延续与复兴积极准备着。

　　(一)说书与小说的传播

　　从明初至嘉靖,是通俗小说发处于停滞的时期,但同时也是通俗小说重新起步的条件逐渐成熟的时期。在这近二百年的时间里,施耐庵与罗贯中撰写的那几部作品并没有因未能出版而渐至湮灭,相反,正是由于说书先生的讲唱使得他们得以广泛传播。徐渭在《吕布宅诗序》中写道:“始村瞎子习极俚小说,本《三国志》,与今《水浒传》一辙,为弹唱词话耳。”虽然现在并不清楚这些说书先生讲唱的内容,究竟是根据小说改编的,还是说书系统内代代相传的,但他们的讲唱使三国与水浒的故事四处流传,从而为日后这两部小说的广泛传播做了一定的准备,应当是无疑的。陆容在《菽园杂记》中曾经提到一种“上自士夫,下至童竖皆能之”的“斗叶子之戏”,叶子自万贯以上均画有梁山好汉的图像,可见至迟在成化年间,有关水浒的故事在民间已十分普及,而这功劳又多半归诸说书先生。在那时,不仅一般群众爱听说书,就连不少士人也是热心的观众。正德年间官拜翰林院待诏的文征明,就与他的同僚一样“暇日喜听人说宋江”②。袁中道在《寿大姐五十寿序》一文中记道:

　　姐于经史百家及稗官小说,少时多所记忆。……《四时采茶歌》,皆小说琐事,可数百句,姐入耳即记其全,予等各半。

　　湖北省的公安县并非是通衢大邑,但照样留下了说书人的足迹,而姜南则介绍说,那些“演古今小说,以觅衣食”的说书人是“北方最多,京师特盛”③。说书人的活动使通俗文学深入民间,减少了通俗小说传播时可能遇到的阻碍,同时他们讲唱的故事,也直接为后来通俗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二)说书与小说的改编

　　说书艺人为吸引观众,把故事讲唱得热闹动人,往往要做出许多合理的夸张和必要的渲染,而这些夸张与渲染,不一定全是艺人自己的主张和创作,许多地方可能是因为要迎合观众的愿望,如此,不仅小说为说书人提供了好的蓝本,而且说书艺人也对小说进行了再创作,使小说有整编提升的机会。

　　尤其是古典文学名著在编撰之初,如果没有民间说书艺人的改造和不断加工,是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水准的。说书艺人们就日常说书经验,勇于增改故事情节,使其更符合于人民的愿望,并把中间真正美好的一面予以发扬光大,结果故事就显得格外合情合理、热闹动人。文士们认识了民间艺人说唱的成就,在编撰小说时,就不得不吸收他们的长处,这便成为了一部伟大的古典小说成书的背景。说书艺人们在这些小说刊版流行以后,凭着他们穷年累月的钻研,益发把书中故事精雕细琢,使它们格外丰富多彩,因此民众在书场中听取了说书之后,不仅仅满足于听觉上的享受,还要再返回头来看文本,这就为小说的传播及改编提供了动力。

　　比如说《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北宋时以宋江为首的一次农民起义,最早的记载只说到他们三十六人,到了元曲高文秀《双献功》、李文蔚《燕青博鱼》和康进之《李逵负荆》里,忽有“三十六小伙,七十二大伙”之说。《水浒传》的编撰人便采用了这种说法,有声有色地描绘了一百八人的聚义,并把宋末元初人邵桂子的《瓮天脞语》中所记宋江在李师师家的题壁词“六六雁行连八九”④的话引到了书内。余嘉锡先生在改定本《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一书中提到一百八人道:“此必南宋说话人讲梁山泺公案者嫌其人数不多,情示落寞,不足敷衍,遂增益为一百八人,以便铺张。好事者复撰此词以实之。”余先生的推断我认为是合理的。

　　再如,上文所举的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第一百十回《宋江东京城献俘》中,燕青和李逵所听说评话《三国志》中提及的“关云长刮骨疗毒”一事,他原本是《三国志演义》中的一个节目,我以为百二十回本《水浒传》这一节,完全是明代人将旧有话本润饰扩大的结果,因为在元至治本《全相平话三国志》里所叙的情节,就比较简单质朴,它中间并没有关公在刮骨时和客人对弈的话,这似乎是通过说书艺人的渲染和加工才能发生的,而罗贯中《三国志演义》中间这一节是和《水浒传》相仿佛的。

　　三、说书与章回小说的叙事

　　在说话艺术中,说书人是全能的角色,不仅知道情节发展与人物命运,清楚人物的内心思想、深层活动,而且为了缩短与听众间的距离,他们不时现身,用设问、提示、重复、诠释等手段,议论古今、褒贬是非,扮演众生导师的角色,引导听众进入故事,形成了看官“听——说”模式。虽然章回小说已经独立成体,与评话有了质的区别,但由于其源头是讲史、话本,与说书艺术关系密切,而且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仍然不断与说书、戏曲等艺术形式相互交流和影响,在很长时间内没能完成从“说——听”模式向纯粹阅读模式的转化,小说家们并没有放弃说书人的身份,虽不再粉墨登场向大众直接讲述,但事实上说书人的职能却没有本质的改变,只是由登台亮相变为潜行藏身,即使到了章回小说的鼎盛期,那些艺术上非常成熟的代表作也难以完全脱离这种影响。例如《说岳全传》第十回说:

　　列位,这半日在牛皋……不晓得他姓张姓李。在下却认得:那个穿白的,姓杨名再兴,乃是山后杨令公的子孙。这个穿红的,是唐朝罗成的子孙,叫作罗延庆。

　　这明显就是说话人的口吻。所以《说岳全传》成书后,又被说书人直接作为说书的底本,这从反面证明了其不属于纯粹的书面阅读文本。像《说岳全传》这样的作品在章回小说的鼎盛时期并不少见,《施公案》《隋唐演义》《说唐演义全传》等都具有这样的特色。

　　作为故事的总体叙述人,作者并没有也不甘心完全从故事中隐退,除了诸如“看官听说”这样的插说议论外,在自然景物、人物外貌乃至两军对垒、战将较量的描写中也随处可见小说作者的影子。“说书人”在作品中潜行藏身的程度与小说叙事技巧的成熟成反比例关系:说书人在作品中藏得越深,痕迹越少,说明小说的叙事越成熟。

　　四、结语

　　说书艺术不仅将章回小说推向基层,让更多人接触、认识、欣赏它,扩大了它的影响,而且对章回小说的进一步提高、改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也有很多消极的东西,比如纪德君在《民间说书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传播》中提出的“说书艺人在演说小说原著时,还存在一个如何将小说原著的书面语言转换成口头话语的问题”。

　　总体来说,说书艺术不仅对章回小说的成书、传播、改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还与章回小说的叙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难免会有瑕疵,但是当我们谈到明清章回小说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时,绝对不能忽视说书艺术对小说产生的重要作用。

文章来源于《名作欣赏》杂志2012年中旬刊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