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李娃传》与《霍小玉传》-文学论文

　　《李娃传》中妓女李娃与望族士子郑生起初相爱,后来却与老鸨合计将郑生抛弃,人财两空的郑生就此沦落街头。钱财散尽的郑生以唱挽歌谋生,其间被其父认出,郑父怒其有辱家门,愤怒鞭打郑生,后以为郑生已死便弃之而去。孰料郑生并未死去,伤痕累累的他沦为乞丐,在乞食时偶然与李娃重遇,李娃不顾老鸨阻挠,毅然赎身陪伴郑生。在李娃的帮助下,郑生最终考取了功名,与父亲重归于好,而李娃也得到郑家的认可,更以妓女身份获朝廷封赏为 国夫人。《霍小玉传》讲述了沦为妓女的闺秀小姐霍小玉与士子李益的爱情交往。霍小玉倾慕李益已久,在他人牵线搭桥之下,两人相识并且交往,十分恩爱。其间霍小玉有感于自己娼妓身份,无法与李益结成婚配,便要他承诺再相伴八年即可,早已做好牺牲自己爱情的打算。李益起初应诺,谁知授官之后,却答应其母的要求,即刻迎娶表妹卢氏,丝毫没有反抗,并且从此隐匿不见小玉。小玉思念成疾,多方打探只求一见,李益终不肯往,最后被他人施计逼其前往。相见之时,霍小玉愤怒指斥负心的李益,继而痛心号哭而气绝,而李益也终日生活在小玉死亡的阴影下难获安宁。

　　确实,我们通过阅读故事梗概,会感慨及同情霍小玉的悲凉遭遇,斥责李益的薄情负心,为霍小玉的牺牲悲伤惋惜;另一方面,会对郑生和李娃波折的人生和情感最终得到圆满备感欣慰。一则是金榜题名、夫妻和美、光耀门楣的大团圆结局,一则是以女主人公为情愤恨而死、男主人公惶惶不可终日的结局收场,这两篇作品展示了不同的故事结局,似乎显示出二者各自不同的写作意图。然而仔细对比阅读之后,本文以为,这两篇作品通过讲述不同的故事,却表现出潜在一致的叙述主基调:时代制度钳制下无意识感的人生轨迹及命运悲歌。悲剧的主人公不仅仅是霍小玉和李益,李娃和郑生亦在其中,甚至包括郑父。所有个体都必须在整体社会制度下存在,二者无法剥离,而由于唐代社会特质造就的特定制度力量下对个体命运轨迹的强制规定和固定分配,一方面造就了妓女与士子的悲剧人生;另一方面又使得他们无意识地沿袭制度既定的轨迹完成各自的人生,无法认清悲剧命运的根源,甚至相互加以戕害。

　　首先,唐一代虽然社会风气较为开放,女性地位有所提高,等级制度却始终根深蒂固的存在,婚配制度仍旧讲究门当户对,并且政治联姻的做法相当普遍,婚配关系更包含着士子对于利益联姻的追求。士子热衷功名,功名的考取亦是他们将来进行政治联姻以形成利益联盟的资本。霍小玉虽为霍王庶出之女①,与李娃同样是娼妓身份,从一开始,她们与士子的爱情交往就已经注定不会有美满的结局。对于这种情况,双方似乎彼此早已有共识,转而默认社会规则在这方面的规定有效性及合理性,并主动迎合制度规则的要求。所以,李娃在郑生考取功名之后便主动对其说:“……君当结媛鼎族,以奉蒸尝。中外婚媾,无自黩也。勉思自爱,某从此去矣。”②明知如此,仍旧陪伴交往,纵然倾慕之深,却也抵挡不过强大的制度机器,而在自然天性上,她们对爱情的追求向往又于心不甘,却也只能在制度规则许可的范围内做尽可能的妥协,而不能与之决裂。于是,与李益还处在极欢爱时期的霍小玉,便已戚戚然地要李益如此许诺:“迨君壮室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于此足矣。”

　　其次,唐代文士喜好与妓女交游,进而衍化成为一种社会潮流风气,许多唐人的文字中都可以找到与妓女交游的记述,如此一来,士子选择与妓女交往自然难免会有追逐潮流之举。当然,士子与妓女的交往各有不同情况,久而久之,逢场作戏等浅薄之举亦在所难免,某些士子追求妓女甚至难免有标榜“文人风流”的意味。此时的妓女身份俨然拥有了某种符号意味,仿佛无法拥有便代表了士子身份的不完整,这样的社会风气使得李娃们和霍小玉们的悲剧角色在这里又一次被强制设定,毕竟妓女与士子的爱情交往能够得到圆满结局的是少之又少。

　　更进一步来说,封建社会并不主张个体自由,非但是不主张,甚至是极端压制的,个体通常淹没在家国整体概念中,强调的是一味的服从。当两者发生矛盾时,往往以维护家国利益为最高要求,必要时甚至以牺牲个体来完成。对于制度强制的人生轨迹安排,士子和妓女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默契,遵守各自的角色分配,甚至以彼此都心照不宣的自知之明来服从。李娃帮助郑生考取功名后的自觉离开,以及霍小玉和李益八年相伴承诺的相互默许,无一不是如此。士子和妓女是悲剧的受害者,同时又无意识地充当着各自爱情和人生悲剧的刽子手,间接地扼杀了自己的爱情和人生。

　　因此,不论是霍小玉,还是李娃,她们都无力掌控个人的命运,在时代制度的钳制之下,她们总是第一时间主动选择牺牲自我,迎合制度规则的强制分配,扮演着主动的受害者。霍小玉的身世经历及被无情抛弃固然是彻头彻尾的悲剧,而李娃作为妓女,一开始只为钱财,相处之后逐渐对郑生情意甚笃,然而钱财散尽的郑生却为老鸨倦怠,进而施计将其甩掉,没有人身自由的李娃,不得不服从老鸨的指挥,合伙欺骗郑生,李娃自然发展的人性被无情的扭曲和摧毁,这同样是悲剧的人生。直到后来重遇沦为乞丐的郑生,李娃毅然与老鸨决断,李娃的形象才开始闪耀光辉,遗憾的是这种光辉转瞬即逝,并且这种人性复归多少带点自我救赎的意味,“生亲戚满朝,一旦当权者熟察其本末,祸将及矣”④,如此话语使她的形象大打折扣,同时更折射出对无力掌控自身命运的不安,制度的钳制力量可见一斑。李娃其后救治了遍体鳞伤的郑生后,便一心专注于让郑生考取功名,并由此得到郑父的挽留和接纳,才可登堂入室,作者还颇费心思地加入了“灵芝产于倚庐,白燕数十,巢其层薨”⑤之说,在一定程度上冲刷了李娃妓女身份与郑生联姻不合常规的痕迹,从而获得制度机器的认可。以霍小玉、李娃为代表的这部分女性群体,其存在的合理价值依赖于制度机器的规定和认可,其自我意识禁锢在专断的社会制度之中而无法反抗,以致最终异化成为无意识的主动迎合,这是万般无奈的悲哀。

　　妓女命运如此,士子同样难逃制度的牢笼。在男权社会里,郑生们和李益们并非是如李娃等妓女一般的弱势群体,他们拥有更多的主宰权。但从故事来看,他们实际上却是一群“伪主体”,是制度操控下的僵硬机器。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之下,郑生和李益的行为不乏随波逐流的嫌疑,缺乏行动的目的性和承担责任的主动意识。但归根结底,在时代制度的控制之下,他们也只不过是丧失了主体主动选择权的木偶,他们的人生道路是既定的“被安排”。两人的人生轨迹大致是雷同的,都在围绕科举功名这根中心指挥棒旋转,不论与妓女的爱情如何收场,不论生活的风波如何演变,人生最终必须回归功名考取,他们的人生价值也只是以功名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这是制度为他们规定的既定轨道。试问郑生最后若不是成功考取功名,又如何能得到家族的重新接纳?由制度机器形成的沉重压力将他们都变成了情感及人性缺失的麻木人,郑父便是他们的极端代表,跟长久杳无音信的亲生儿子重逢,竟然只会怒其有辱家门而对其冷血鞭打,以致郑生差点死去,丝毫没有父子间人伦常情,不能不说是悲剧的人生,他们是害人者,更是受害者。

　　由此看来,在既定的社会体制之下,妓女与士子的爱情以及他们的人生命运从一开始便注定了其悲情的主基调,个体力量根本无法与之抗衡,非但是没有反抗,反而是以牺牲自我个体人生的方式来成全了体制的安排。故而,在这样基调下写就的《李娃传》和《霍小玉传》分明就是同样的悲剧,彻头彻尾的悲剧,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悲剧的受害者。从二者的情节安排来看,则恰好从两种不同方向写尽了僵硬制度的戕害,作品中的人物,亦是当时现实生活中人群的影射,他们既作为受害者,又无意识地主动迎合制度机器强加的操控和设定,可谓是可悲可叹又可哀可怜。

文章来源于《名作欣赏》杂志2012年中旬刊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