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路―谈章培恒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一）-文学论文

摘要：本文记述了作者同已故章培恒教授合作主编《中国文学史》及《中国文学史新著》的经过,介绍了章先生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思考，以及他提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课题的意义,评述了章先生主持编纂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的几个重要特点和学术价值。
关键词：章培恒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学术意义
（一）
章培恒先生最初想要写的一部探究中国文学演变过程的书,拟名为《中国文学的路X而不是一种常规意义上的文学史。从书名大致可以推想它应该有更多的理论分析,而不一定提供系统和完整的文学史知识;如果写出来,跟大学教材的模式当有较大的距离。
《中国文学的路》没有写成,转到文学史上来,有些偶然的因素发生了作用’这个话题下面再详说。不过,文学史的写作’内核仍然是来自章先生关于《中国文学的路》的设想。
为了写这本书‘他约了我和谈蓓芳同他合作。最初提起这个话题,还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的事情。所谓“合作”云云,更多是培养年轻人的意思吧。那时我已经在上古代文学史的课，因为比较敢说话，虽然懂得的东西不多’新奇的念头却不少，所以颇受学生的欢迎。还有一次，大约是1984年,教育部一些人在复旦召开一个关于文学史教材的座谈会’与会人员来自上海主要的几所高校，是由章先生召集起来的，有年长的先生‘年轻一些的有我和上海师范学院〔后来改名为上海师范大学）的王从仁。我们两人都是想什么就说什么，对“文革”前编纂而当时还在普遍使用的文学史教材大大地表示了不满。譬如关于宫体诗,我们嘲笑现有的写法根本是革命大批判,完全不是文学史应有的内容。我后来知道对我们这种态度有人是反感的’认为“骄傲”，但章先生的感觉恐怕正好相反。他让我同他合作,这也许是考虑的因素之一。
我们曾经住到苏州一家僻静的宾馆‘讨论怎样写《中国文学的路》。章先生在同某报社记者的谈话中说起那是1985年的事情,我的感觉似乎要稍晚一些,但也差不远吧。讨论中没怎么涉及著作模式、篇章结构一类具体的问题‘主要是为了确定怎样认识中国文学发展变化的主线和某些关节点,借用我后来一篇文章的题目’是讨论文学史的“核心价值”问题。正是在这次讨论中，我有机会把自己在文学史教学工作中遇到的许多疑惑提出来向先生请教’同时对章先生的一些重要的思考有了比较清楚的理解。
章先生想要做的事情同那个时代的大背景有着深刻的关联。
回想起来,上世纪80年代真是令人怀念"文革”的狂潮过去以后’从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到普通知识分子,很多人都在努力地反省过去’设想未来。人们试图弄清楚: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导致中国出现“四人帮现象”和几乎是全民性的迷狂？又有什么途径‘可以使中国避免再度沦入这样的劫运？
在理论意义上‘有两个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其一,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它和苏式、中式斯大林主义的根本区别何在？其二,什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除了“科学’、“民主”两个旗号，"五四”时代所崇尚的自由和个性主义的价值为什么长期不能得到充分的肯定？人们在这样的思考中寻求新的历史出发点。
章先生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比较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重要的原著。我不知道在“文革”中这种阅读对他理解当时的社会现状起了什么作用，但从普遍现象来说，由于马克思天性与专制主义对立‘文革”发动者所倡导的读马列运动实际上促进了否定“文革”的民间思想力量。就我接触的范围而言‘这在一些下乡知青身上都表现得很清楚,更不用说如章先生那样的人生经历复杂的知识者。而80年代前期，围绕“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问题的激烈冲突,更是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前进步履的艰窘，发人深省。这就是我们讨论“中国文学的路”的历史与社会环境。虽然讨论的过程很随意,但我清楚也赞同章先生试图确立的一个基点：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种历史价值观贯穿到关于文学史的描述中’重视个人自由与尊严、情感与欲望的表达对于文学发展的意义。相反,对那些与维护既存统治秩序相联系的、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学主张与文学表现〔如“祟经’、"载道”）则更多地采取批判态度。
就在这一时期’章先生发表了《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一文〔《复旦学报》1987年第1期、文中提出：在魏晋南北朝文学中’人的自我意识的加强是最引人瞩目的。这表现为：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价值的新的认识和对违背传统道德观念的个人欲望的肯定。因而呈现出新的鲜明特色：文学与哲理的结合;致力于美的创造;在创作中强化作家的主观能动作用。也许现在的人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可以惊怪之处,但在当时,却是完全不同于50年代以来流行观念的议论;在评价尺度上‘牵涉更广大的历史范围。顺带说I也是在差不多的时间I我参与《辞海》修订,彻底重写了“宫体诗”的条目。
不熟悉章先生的人,可能以为他只是一位古代文史的研究者，实际上I他最初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因为受胡风冤案的牵连,才转到离现实稍远一些的古代文学领域。由于受贾植芳先生的影响，章先生对从鲁迅到胡风的文学思想做过深入的了解。在他的理解中I鲁迅身上格外值得珍视的是一种追求人性解放的精神，把“立人”一使民众摆脱专制统治所造成的奴性I培育健全的独立人格一视为民族自救之根本的思想。鲁迅喜爱宏丽壮大、具有开放精神的汉唐文化,不喜欢宋以后渐趋收敛和保守、“国粹”味渐浓的文化,这对章先生也有一定的影响。他有一篇遭到很多人反对的关于宋诗的论文,题目就是《走在下坡路上的文学》。
章先生和鲁迅同乡，也许与地域文化的传统有关吧，他的性格与鲁迅有深刻的相似之处I他对鲁迅的喜好与维护也异常热烈。近年顾颉刚先生的女公子顾潮在为父亲所作的传记中重提当年鲁迅与顾颉刚的冲突,对鲁迅颇有污损之辞I研究鲁迅的学人未见有何反应,倒是章先生写了一篇长文《今天仍在受凌辱的伟大逝者》予以痛斥〔《收获》2000年第5期〕’其辞气之凌厉’简直就像鲁迅自己在说话。
所以《中国文学的路》虽然没有写出来,章先生在同我讨论时也并未系统解释他的设想，但是我很明白他的意图，即他试图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一一尤其是它的赞美个人尊严与个性解放的精神’同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贯通起来‘构成审视中国文学发展过程的视角。而文学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体现了民族的心灵;历史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和我们的现在与未来有关。说得更简明一点,就是：“中国文学的路”关乎中国人的精神之路。
章先生个性鲜明，见解深刻，当然不需要通过同我的讨论来帮助构建自己的思想框架’但他还是愿意听取年轻人的意见。那时我还处在有狂气的阶段‘章先生对我也特别宽容,所以我们间的讨论常常发生争执。他作为老师,学问好‘势位高‘争执起来大抵以我的退让结束。但也有相持不下的时候。有一次他很不满地皱着眉说：“小骆‘看来我跟你没法合作!”幸好第二天他又表示‘在这一次争论的问题上接受我的观点。这让我很感动’也略有自得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