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寻根边缘体验―裕固族作家铁穆尔及其散文创作-文学论文

摘要：以《苍狼大地》为代表，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散文多充满浓郁的寻根意识。就实质而言，寻根只是文化（身份认同的一种方式。与汉族作家相比，生活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经历了更为复杂的文化濡化过程，这导致了铁穆尔等民族作家“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的混杂与互动，并影响其文学书写。作为一位长期从事裕固族文化研究的民族知识分子，铁穆尔不仅进行文学创作，也通过在散文中大量穿插古歌等方式，从事民族志撰写和口传文学搜集整理工作。另一方面，在铁穆尔“草原一城镇”的人生轨迹和“城镇一草原”心路历程的对照中，对牧区生活的眷恋、追忆以及在城市生活的无奈便成了他写作的另一条主线。草原生活记忆与城镇现实，这两种异质性的存在，既使作家产生源自文化身份认同的边缘体验，又使他的作品充满张力，拥有多重阐释维度。
【关键词】文化寻根身份认同边缘体验裕固族铁穆尔
裕固族长期以来有语言无文字，其神话、古歌、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叙事长诗等民间文学样式，都不同程度地承担了“记载”本民族历史的重任。作为建国后才不断壮大的裕固族书面文学创作，其文学养分仍是裕固族口传文学，而这些不同形式的口传文学，无论抒情吟唱还是娓娓讲述，都注重交待事件的来龙去脉，形成了裕固族早期‘‘韵文体”作品重叙述的传统。这种重叙述的民间文学传统也使得铁穆尔、达隆东智等裕固族当代作家的散文创作普遍重讲述、重情节。
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为突出，著有散文集星光下的乌拉金、《北方女王》。苍狼大地是铁穆尔的散文代表作之一，文章由五个小节构成，每个小节的开端都有一首尧熬尔古歌：我祈祷那天边的大雁带我飞向远方去寻找那梦中的草原带我走出这森林
我祈祷那西伯尔的苍狼去寻找那梦中的草原
我祈祷那阿鲁骨的白马带我越过那达坂去寻找梦中的草原
我祈祷那托木察格的黑马带我越过那戈壁去寻找梦中的草原
我祈祷那阿尔泰的苍狼带我穿过这泥沼地去寻找那梦中的草原
类似的古歌重复五次，意在表达“我寻找草原”这一简单的事实。其中的“我”不仅是历代的尧熬尔古歌演唱者，更是铁穆尔自己。读过其作品或熟识铁穆尔的人都知道，铁穆尔作品中的“我”与现实生活的作家本人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我”即作家铁穆尔，这是铁穆尔作品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最主要的动作就是“寻找”，为了寻找“梦中的草原”我”先后借助大雁、苍狼、马及森林、达坂、戈壁、泥沼地等明显具有草原、游牧文化色彩和地域特色的意象。寻找动作所指向的对象就是草原，但这个草原已不是铁穆尔的家乡一夏日塔拉草原，而是亚欧草原。
在铁穆尔的理解中，亚欧草原是古代游牧人的家园，是他的祖辈像候鸟一样东来西往的大地，也是草原英雄阿拉提、成吉思汗和铁穆尔的家园。所以，铁穆尔试图在这里找到尧熬尔人的根源。为此，铁穆尔长年背着行囊，在西北大地上孤身漫游，于莽苍大地寻找裕固族诞生、流徙和生存发展的蛛丝马迹，书写本民族的生存发展史和心灵史。
在散文〈〈苍狼大地中，他即以自己的游历为线索，阐述了位于欧亚大草原中心的贝加尔湖的来历，叙述了尧熬尔与布利亚特蒙古、唐古特④④等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与现实、战争与和平、定居与迁徙、融合与疏离，展示了裕固族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
在文章的第三小节，铁穆尔提到了曾对他讲述苍狼传说的布利亚特蒙古人丹巴达尔基。老人告诉铁穆尔，如果有谁遇到苍狼，他的一生将充满奇迹。紧接着作者就以“我已经16年没有见到他，16年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我独自在夏日塔拉小村上学时。”追忆往事，重温我和老人的某种久远、神秘的缘分。他隐约觉得这个落落寡欢、用终生时间寻找某一神秘地方的老人和自己有相似之处。隐伏在内心深处的古代游牧人的习性和癖好，以及对本乡本土产生的莫名疏离感和陌生感，迫使他们不得不寻找并回归祖先在远古时代就已离开的土地一心灵故乡、精神家园、民族之根。只有在那里，他们的心才会平静下来。但丹巴达尔基老人，究其一生也没找到他曾对铁穆尔说过的那神秘地方。所以，老人就如迷失了方向的漫游者一样，难以平静。老人没找到，自认为和老人有某种神秘、久远的缘分的铁穆尔能否找到？
铁穆尔始终相信苍狼的传说千真万确，那个能带领他到达心灵故乡的苍狼始终在草原深处漫游，并出乎意外地“存在于不可能存在的地方”。因此，他便不离不弃地寻找着，坚强而执著地跋涉在兴安岭-呼伦贝尔-乌兰察布-阿拉善-天山西端-准葛尔-伊利-巴彦郭楞-哈拉沙尔-塔里木东缘-阿尔金山-柴达木-青海湖草原-甘南草原-唐古拉山草原-祁连山南北两麓-马鬃山……
不只是苍狼大地，铁穆尔的童年、遥远的黑帐篷、奔向草原腹地、北望阿尔泰、焦斯楞的呼唤、苍狼大地、北方女王、草原挽歌、星光下的乌拉金等散文作品，都通过对草原游牧生活的叙事和民族之根的积极追寻，试图以文学的形式复原裕固族独有的历史和心灵世界，富有独特的文化内蕴。
虽然寻根的方式和内容并不相同，但这种把自己的文化追溯到祖先光荣时代的文化寻根，是每种文明、文化的第一要务。可以说，寻根这一蕴含着张力的“隐喻性概念”，其实质只是文化〔身份认同的一种方式。借人类学的理解，每一个人类生物体演变为符合社会要求的文化人，难免人类群体施加的种种社会文化的影响，即文化濡化，这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与汉族作家相比，由于历史渊源、地域环境、民族心理以及宗教、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生活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不得不经历对多种文化及其能指形式一语言的选择、学习、继承和运用，他们的濡化过程自然更为复杂。这种复杂状态，也导致了少数民族作家“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的混杂与互动，正如铁穆尔所言：“我是一个受现代汉文化教育的北方游牧人的后裔，我属于游牧在夏曰塔拉的尧熬尔鄂金尼部落，从小接触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生活在不只是一种历史、一种群体、一种文化中。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渗透于少数民族作家幼时的民族民间文化教育，以及其成人后受到的学院精英教育，在不同的时间段、以不同的方式濡化着铁穆尔，并不可避免地制约和影响着他文学书写的构思与价值趋向。
作为一位长期从事裕固族文化研究的民族知识分子，铁穆尔知道古歌这种口头演唱形式在裕固族传统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敏锐地感觉到了势不可挡的现代化进程对民族文化的冲击，了解曾为裕固族重要生活内容之一的古歌已岌岌可危。于是，在其《苍狼大地、花斑乳牛、长满狗牙草的冬窝子散文作品中，作者有意穿插大量古歌，自觉用文学的语言去记述文化的实事，书写裕固族文化历史和精神传统。由于迁徙、战争等诸多原因，裕固族的文字不幸失传。“尽管尧熬尔人的祖先在历史上曾经使用过几种文字，但是尧熬尔人的历史始终没有任何完整的汉字记载。”⑦⑦口耳相传的史诗、古歌、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学既是尧敖尔人补充历史记载空白一种方式，也是铁穆尔等当代裕固族作家借以寻找民族之根、确证自我身份的一种能指形式，含有迫切的民族自省意识和归属情结。自然，对这些古歌的文字记录，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具有人类学、民俗学等重要的意义。也可以说，铁穆尔不仅在进行文学创作，也在做民族志的撰写和口传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
而“歌谣的灵魂是忧郁的”，祖先曾有的辉煌与饱尝的苦难，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与传统文化的失落，现代文明的冲击以及随即而来的污染、干旱、沙尘暴等环境问题，以及民众在社会变迁中的坚守与无奈，都使敏感的作者产生了一种奇怪而痛苦的错位感，这种“源于日益支离破碎的草原，源于一个古老的部族漫漶消失……“⑨⑨的错位感以古歌的形式表现得更富质感一“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在为草原哭泣"⑩。可以说，在民族生活方式变迁和大量民族事项行将消亡之时，古歌对唤醒现代社会沉睡的族人，重塑民族心理意义重大。
另一方面，受过高等教育、熟读俄苏作品的铁穆尔，又不同于普通裕固族民众，在其“草原一城镇”的人生轨迹和“城镇一草原”的心路历程的双向对照中，“孤独”成了他最为深切的体验。在散文〈〈腾格里达坂下》中，这种孤独感达到了极致。回溯半生的风雨岁月，铁穆尔觉得自己就像是那只传说中的乌鸦一它把自己的羽毛染白想混入鸽群中，不料被发现真相的鸽群排斥；它又想回归乌鸦群中，乌鸦们又嫌它不够黑而拒绝它。其散文〈〈草原挽歌进一步分析了他的尴尬处境，出生在草原，自幼习惯高山大河及马鞍生活的铁穆尔，极为厌恶一边享受城镇生活一边以“追忆”形式诉说乡愁的生活现状，渴求逃离。但离开草原太久的他已经渐渐失去了马背和草原，去做牧人又会失去现在的一切。这种源自文化身份认同的边缘体验与夹缝状态，不仅是铁穆尔、也是张承志、乌热尔图等以追溯民族之根、再造民族灵魂为重任的一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共同体验。
但草原生活记忆与城镇〔都市现实，这两种异质性的存在，既带给了铁穆尔内心世界难以调和的矛盾，也使他的作品充满张力、呈现为一种独特的存在。对牧区生活的眷恋、追忆以及在城市生活的无奈便成了铁穆尔写作的另一条主线。同时，眷恋与追忆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牧人情结”，也带给了貌似适应现代都市生活而实在其中挣扎的铁穆尔以勇气，使其为了梦中的草原而“独自在星光灿烂的草地上匆匆赶路”，追寻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