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氏孤儿》到《中国孤儿》——浅析中西方不同的戏剧观-中学语文教学参考

摘要：“孤儿赵武的安危，是中国春秋时期一个大家族盛衰存亡的关键。”《赵氏孤儿》的故事在我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早在先秦的《左传》、汉代的《史记》，就有记载，故事几经流传，到宋朝末年，纪君祥又将这个故事改编为杂剧， 18世纪，中国的社会文明，思想文化被最早的“汉学家”传教士带到欧洲，《赵氏孤儿》也流传到法国，被伏尔泰改写成《中国孤儿》。同一故事衣钵下的《赵氏孤儿》和《中国孤儿》，尽管文本形式同为悲剧，但二者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的书写却大有不同。

关键词： 赵氏孤儿 中国孤儿 悲剧

《赵氏孤儿》——中国戏剧的悲壮赞歌

《赵氏孤儿》历经各朝各代的记述演绎，几经流转，不断丰富，在纪君祥的元杂剧中，《赵氏孤儿》整合前作的精华，强化了戏剧冲突，多了演义成分，更具观赏性。成为人们最广为熟知的版本，据推断，作者“纪君祥生于元太祖灭金（1234）之前，死于元世祖灭宋（1279）之后。《录鬼簿》未载官职，说明他不曾仕元，为宋‘遗民’之一。而当时南宋亡国之惨，以及那许多‘忠臣烈士’拥立赵氏孤儿的种种悲壮惨烈的事迹，震撼全国，于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写了《赵氏孤儿大报仇》。”

战乱纷争的春秋战国，赵氏家族是晋国的贵族，由于能武善战，在朝中颇有威望，也深得老百姓拥簇。然朝中另一名大将屠岸贾心存忌妒，在晋灵公的默许下，图害赵氏全族300口。赵氏家族惟一的血脉——即赵氏孤儿被医生程婴带走，屠岸贾下令全城搜查，程婴为了拯救赵氏孤儿，决定将自己未满月的孩子替代赵氏孤儿。原晋国大夫公孙杵臼站出来替程婴承担了隐藏孤儿的罪名，二十年后，已成人的赵氏孤儿得知了这一切，最终报仇雪恨。

剧中的人物形象以忠诚/奸猾，正义/邪恶的二元对立模式呈现。程婴，公孙杵臼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所推崇的侠义精神，屠岸贾则是一切阴险恶毒的典型形象。戏中人物呈现出绝对的正面和负面，最终正义战胜邪恶，大快人心。作为中国古典悲剧的集大成者，《赵氏孤儿》同其它中国古典戏剧一样，宣扬了扎根于中国老百姓心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思想。然而，封建社会的的中国悲剧尽是人物性格单一，类型化严重，主题精神高度集中，结局“圆满”的固定模式。

赵氏孤儿的故事表现着中华民族为正义、为理想而斗争的精神。这个精神是不妥协的、不惜任何代价的，是有耐性、有智谋的，是充满信心而于惨痛气氛中具有乐观色彩的。在初期的封建社会里，它发而为侠义行为；在民族斗争时期，它就成为民族气节……二千几百年来，不论中国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这精神一直与中华民族而俱存。所以赵氏孤儿的故事一传到欧洲，就引起了各国人民的兴趣和文明进步作家的赏识。

《中国孤儿》——启蒙戏剧的中国情结

大革命前夕的法国，正值黎明前的黑暗，社会堕落，政治腐朽。当传教士将中国的圣贤思想和社会文明带到欧洲时，为社会变革寻求理论支撑的启蒙思想家开辟了新的视界。一时间在法国兴起了“中国热”，除了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国人的生活起居，民风民俗，建筑风格也都引起了法国人的关注。这其中，对中国研究最多，认识最深的，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伏尔泰。伏尔泰特别推崇孔子的学说。“他认为民族的盛衰，有如个人的健康和疾病，只据某一时期的现象去看，便不能了解它的灵魂，而孔子学说则是中国文化的灵魂。”

做为启蒙知识分子的伏尔泰依据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改编为话剧《中国孤儿》，“伏尔泰曾在致友人的信中多次提到自己创作《中国孤儿》的目的是为了在舞台上‘传授孔子道德’,并称自己这部作品为‘五幕孔子的道德戏。’”。忠孝，仁爱，信义成为全剧标榜的道德典范。同时，由于特定的社会思潮，使得伏尔泰的《中国孤儿》更富有革命性，将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囊括其中。然而，由于其所受文化，环境时代以及其思想的差异，《中国孤儿》的改写只沿用了《赵氏孤儿》的故事框架，故事背景移植到了成吉思汗时代，其剧情、人物、结局、等各方面都与原著不同。

早期的伏尔泰曾一度认为社会及政治体制的变革可以由上至下完成，因此，在《中国孤儿》里，君主的形象显得较为仁慈；其次，虽然成吉思汗用武力征服了汉人，但却无法从文化上统治汉人，反过来依然是汉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也表明了伏尔泰对于文化和理性的推崇。在《中国孤儿》里，成吉思汗是宽容，讲道理的圣明君主,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直认不讳,并拥有广阔的胸襟和开明的头脑；伊达美的身上有典型中国传统妇女的美善，除此之外,她的身上更有了法国启蒙思想的烙印，能理性地看待小我，即个人情感，她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她敢于对三纲五常说不，敢于藐视不平等的传统观念；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则是心中充满了责任感和正义感的臧惕，在他的身上体现出英勇豪迈的品性，在他身上体现出的侠义精神正是伏尔泰心中的中国人的典型形象。

两部作品折射出不同的戏剧观

《赵氏孤儿》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中国孤儿》也是中为西用的一次完美典范，赵氏孤儿和中国孤儿，虽是同一个故事的衣钵，但由于所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戏剧样态：中国的戏剧，亦或者是诗歌，音乐，美术，皆讲求中和之美，所继承的是“哀而不伤，伤而不怨”的文艺理论。另外，中国传统思想，从始至终贯穿着“善”本位。具体可体现为“孝”“仁”“义”的人伦思想，情感可以替代理性。赵氏孤儿的复仇正是对其家族尽孝的表现，程婴与公孙杵臼的舍生取义则是仁义的化身。因此中国戏剧总释放着教人向善的正能量。不同的戏剧人物，总能找到共同的品性。因而，无论是赵氏孤儿，还是其它古典悲剧，类似于《窦娥冤》，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虽然故事情节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在结局总能带来希望，惩恶扬善，大快人心。在相对保守的封建社会，中国人重人伦，重气节，重民族大义的精神体现在戏剧中。悲剧中的人物形象英勇悲壮，趋于完美。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完成自身的形象建构。

而西方，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一直到启蒙时期，贯穿着的是“真”本位。这也成为指导西方文艺作品的理论依据。因此，相较于中国重共性的特点，西方将视点集中在独特的人的身上，认识自己，发现自己。推崇理性思考和缜密的逻辑。西方戏剧擅于描绘人物的性格命运，通过人物自身的内部否定决定故事发展方向。启蒙主义时期，更加强调了人道主义与人的理性，从《中国孤儿》就可以看出，故事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反教会的进步思想或革命思想；突显人物个性。重哲思，重情感，重自我救赎。伏尔泰作为这一时期启蒙戏剧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剧院的基本任务是教育观众，真正的悲剧就是美德学校。他的戏剧创作依然遵循着古典主义的三一律法规，但蕴含着古典主义戏剧所不具备的新思想和新激情，有着强大的战斗精神。

参考文献：

范希衡：《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孟  华：《伏尔泰与孔子》[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

安  敏：《从不变的“侠义”到不忍的“情意”——谈电影《赵氏孤儿》剧本改编的“亲民”取向》刊自《电影评介》 201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