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式经济转轨中的经济增长代价——改革与战略

 谈及中国经济发展的代价，很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对中国许多经济政策导致的弊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但许多分析研究更多的是“就问题而谈问题”，或者是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去证实“问题的存在”。这种“西医式”的诊断与治疗方式尽管在短期内或者在一定范围内能解决问题，但是从长期来看从全局而言则是无效的。我们必须考虑采用“中医式”的诊断与治疗方式，从长期从全局的视野考虑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一）M型层级制以及经济分权的代价：从理论视野
1.M型层级制带来的问题。M型层级制给予了地方官员更多的经济自主权，极大地推动了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迅速发展，使之成为支持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然而，由于缺乏市场取向的财政货币制度和手段，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将被不断弱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将从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变为上下级之间的博弈，这有可能使宏观经济处于危险之中。代表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处于“双重领导”的体制中。即它们一方面受上级银行的领导，另一方面又受到省、地、县地方政府的领导。随着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经济自主权不断加大。地方官员在以GDP的增长率作为政绩考核或者提拔任用的考核与晋升标尺下，严重的投资饥渴形成了巨大的信贷膨胀压力，而这很可能引发类似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地方政府信用危机和地方银行信用危机。二是M型层级制催生了形形色色的地方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地区分割和“诸侯经济”。1993年，世界银行对中国国内市场经济发展进行考察，得出了下面的结论：“虽然在资源配置的价格机制替代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产品与生产要素市场仍然被各个地区分割为碎块。产品和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投资）与海外的流动性联系，看上去比国内各省份的流动性联系更为容易些。”
2.经济分权带来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分权模拟出了一个类似企业组织的激励机制。地方政府如同企业价值链中的各个部门一样，将类似于利润最大化的“GDP增长最大化”作为执政绩效的指标进行追逐，形成了所谓的“中国地方官员的GDP锦标赛”。这种“锦标赛”在经过长期积累后，形成了程度相当惊人的负面问题，例如粗放式增长、环境恶化、市场秩序紊乱以及政府职能错位等。而作为经济分权核心内容的财政分权或者称为“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federalism Chinese style）”（Montinola et al.，1995；Qian and Ro1and，1998；Jin et al.，2005）使得地方政府官员用GDP指标替代居民福利水平指标，并片面地追求那些用于考核的指标，而对那些不在考核范围或者不易测度的后果不予关注。经济分权带来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进一步扩大了地区间的发展差异。在绩效评估的“锦标赛”下，经济落后地区的官员感觉到自己的努力对晋升机会获得的可能性，相对于享受先天优势或者政策优势的富裕地区的官员而言是比较小的，因此采取“破罐破摔”的态度，通过寻租甚至半掠夺的方式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同时，经济发达地区可凭借其在国家经济中的影响力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进而争取到更多的政策性优惠待遇；而经济落后地区则可能更多地被边缘化，沦落为经济发达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垫脚石”。这进一步加深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大地区问的经济发展差异，导致穷的地方相对越来越穷，富的地方相对越来越富。
（二）贫富差距扩大，阶层间矛盾激化：从事实的角度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代价就是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李实、佐藤宏，2004）。从具体表现形式而言，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二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1.城乡和地区之间贫富差距扩大带来的问题。产生城乡与地区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城市倾向性的经济政策与财政分权体制。实施财政分权体制的一个重要弊端在于使地方政府的执政目标相对于社会目标具有短视性。尤其是在依据经济增长评价绩效和提拔干部的“GDP锦标赛”体制下，地方官员对教育、医疗、环保等社会长期目标相对漠视，甚至采取“甩包袱”的方式，推行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其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教育财政分权体制带来的教育群分现象。而这种现象的直接后果就是地区间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和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2.阶层贫富差距扩大带来的问题。尽管近十年来，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遏制贫富分化问题，但社会阶层贫富分化的局面并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根据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居民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收入最高的10%的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的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10年的23倍。由于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基本指向于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制度化和法治化进程相对滞后，因此，中国政治和社会结构中的“权势阶层”（或者称为“权贵阶层”）依旧存在。这一阶层不仅拥有着高收入（包括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并且拥有相对丰富的政治和社会资本。权贵阶层在新生的市场机制中建构了有利于巩固和维护自身收益增加的相关机制，从理论上至少包括“制定规则”、“操纵价格”、“信息垄断”和“排队优先”等。对于低收入阶层而言，收入微薄固然令人担忧，但是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缺少“社会关系”，他们（特别是他们的子女）面临在教育、就业等方面的“机会缺失”。这使低收入阶层相对于“权贵阶层”而言，不仅在“收入决定的财富拥有”上，而且在“关系决定的发展机会”上都处于弱势地位，在社会“甩出效用”中处于被动，被彻底地边缘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的整个社会结构在尚未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结构时已呈现M型，即中产阶层的塌陷。穷人相对于富人的日益增多无疑将导致社会和政治的动荡，恶化社会投资环境，社会出现严重不和谐。更多的资源将不得不被用于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产权以及降低具有生产性的物质资本积累（Benhabib andRusticchini，1996），这无疑将给今后的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抑制性作用。
结论
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从社会政治基础和实现机制两个层面分析了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并从中挖掘经济增长带来的代价。结论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政治基础是M型的层级制；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社会基础是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城乡分割与关系型的社会特征；中国经济增长的实现机制是“官企一心搞经济”。然而，也正是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三个要点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增长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严重的“贫富分化”。这种分化不仅表现在物质财富的差异，还表现在发展机会的严重不平等。“富人”成为同时拥有巨额物质财富和丰富社会资源的“权贵阶层”；穷人则沦落为收入低下、现在及未来都缺少发展机会的“弱势群体”。中产阶层的塌陷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阶层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