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大宛列传》看汉王朝对西北民族的治理及对中亚、南亚民族的认识——学术探索

 在司马迁没有写出《史记·大宛列传》之前，中国人对于广义西域的民族情况认识基本上是模糊的，公元前3世纪成书的《穆天子传》是记述华夏族认识广义西域的第一部著作，书中假托周穆王从东周的都城洛阳出发西征，向西到了华夏族心目中最西边的“西王母之国”，由于《穆天子传》具有强烈的神话、传说色彩，所以一般是不作为信史的，只是把《穆天子传》作为中原地区的民族对西部民族及其文化的初步认识，因此也就谈不上是民族研究的基本文献。
虽然《史记·大宛列传》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张骞的亲身经历，但是在《史记》中没有“张骞传”，关于西域的民族情况是通过张骞的亲身经历和在大宛等地的转述记录下来的，①所以《史记·大宛列传》是以张骞出使西域为主线，引出西域、中亚乃至更为遥远的西方的民族情况，使中国人第一次将民族研究的目光从汉王朝的辖境放眼到今天的中亚乃至欧洲，从而使《史记·大宛列传》具有了世界史的性质。[1]因此司马迁说“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2]（P3318）从司马迁“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的思想中可以看到在张骞出使之前，华夏族认为世界的中心在华夏，华夏之外的民族都是野蛮人，但是这种观点在张骞出使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汉武帝开始与西方的交往。因此，我们才认为《史记·大宛列传》具有世界的性质。
在汉武帝时代，汉民族与匈奴的民族关系是汉王朝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制约着汉王朝对内对外的国家大政，所以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背景是汉武帝为了联合月氏攻击匈奴，即“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3]（P3157）张骞第一次出使亲临的国家是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传闻的国家是乌孙、奄蔡、安息、条支、黎轩、身毒。因此，《史记·大宛列传》可以认为既是中国西北民族历史、中国西北地方历史、中亚民族历史，又是张骞传、中国西北民族关系史，还是中国西北、中亚的民族志。故《史记·大宛列传》是研究中亚史、西域民族关系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第一手材料，其学术价值重大。
如前所述，汉匈民族关系是汉王朝政治生活的核心，它制约着汉王朝对内对外的大政方针，所以有了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寻找大月氏夹击匈奴。对此，梁启超在《张博望、班定远合传》中说：“冒顿时代，匈奴大强，西域诸国，皆被服属，凭籍深厚，为中国忧，故当时欲弱匈奴，不可不有事匈奴。而发此议而实行之者，自张博望始。”[4]（P2022）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是在西汉文帝时进入西域的，汉文帝在他即位的第四年，接到了匈奴单于的一封信：“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与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3]（P2896）信中讲的是公元前176年匈奴单于冒顿打败月氏，进入西域的情况，匈奴控制了楼兰、乌孙、呼揭等民族，于是与汉王朝发生了对西域的争夺。匈奴势力进入西域后，首先扶持乌孙，并通过乌孙间接地开始了对西域的控制，“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当居焉耆、危须、尉犁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自乌孙以西至安息，近匈奴。匈奴尝困月氏，故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到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5]（P3872）由此也就引发了汉匈在西北地区的矛盾冲突，汉武帝决定派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联合西域各族共同对付匈奴，于是西域的民族关系更加复杂。因此《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的虽然是广义西域的民族，但其出发点仍然是为了完成汉代建立强大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个宏观战略目的，联合西域民族夹击匈奴。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更深地理解《史记·大宛列传》。
张骞是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出使的，在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返回，共历时十三年，在这十三年中，先是被匈奴扣留十年，“终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走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3]（P3158）大宛国王欲汉的财物，希望为骞寻月氏，得汉财物，但最终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不成，“（时）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月氏）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 [3]（P3158～3159）可是张骞却达到了大宛、康居，抵月氏，游大夏，较为全面地了解了当时上述各地各民族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