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数、德”三种品格解析——中州学刊

 《易》有赞、数、德三种品质，《易传》屡有论述，这三种品质的内在关系共同体现了帛书《易传》的理性精神的内在架构，故对三者关心的论述分析就显得十分必要，然在帛书《易传》中将三者并列论述的仅有两处，一见于帛书《衷》篇，言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占也，参天两地而义数也，观变于阴阳而立卦也，发挥于刚柔而[生爻也，和顺於道德]而理於义也，穷理尽性而至于命也”；一见于帛书《要》篇，言曰：“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总观这两段对“赞、数、德”的界分，我们可以看出：赞与占筮直接相关，乃巫者之事；数虽亦与占筮有关，然已拥有第二个层面的内涵，开始与天道自然相关涉，乃史者之事；德则完全摆脱占筮的束缚，直接凸显《易》之人文价值，此乃孔子之价值追求。“德”与“赞、数”的界限易辨别，而“赞”与“数”由于都和占筮有关联，所以不易分别，因为古之史官亦乃掌管占筮之职，故二者多有混同，但是《要》篇既将其分别而言，当是就其相异处而言，“巫”与“史”的相异处是史亦掌管“天文历法”等，即亦与“天道自然”相关，故而言曰“参天两地而义数也”，可见“数”是与“天地之道”相关的。由上可知，三者可以表述为：“赞”是体现《周易》之原始占筮之用；“数”则体现了《周易》之“自然理性”；“德”则体现了《周易》之“人文理性”。⑨也就是说这三个方面凸显了帛书《易传》的整体精神。
在帛书《易传》作者认为，“赞、数、德”三者虽品质各异，然却同等重要，共同构成《周易》的核心价值。虽然如此，然三者并非平铺的并列关系，而是存在一个逻辑之递进关系，这种逻辑是一种历史的逻辑，即“赞”之用作为《周易》的原初之用，是逻辑的起点，途经与人较远的“自然理性”——“数”，归结为与人德性相关的“人文理性”——“德”。就其逻辑之演进而言，并不存在一个孰重孰轻的关系，而是一体同重，共同构成了《周易》的一个发展演进史，且三者并非互不相干，而是环环相扣，紧密联系。在帛书《易传》中，《周易》之占筮作用已经被《易传》作者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剥去了其原始宗教之神秘外衣，将其纳入天道思想的整体框架下，被赋予了理性之精神。因此就三种品质所彰显的精神而言，都是对理性的精神彰显；就其内在之构成因素而言，无非自然理性与人文理性，二者相互依存，互相支撑，共同构造着帛书《易传》之理性精神框架。
就价值取向而言，三种品质有高低上下之别。虽然帛书《易传》吸收占筮思想，将其列为《周易》的重要思想内容，且把“自然理性”与“人文理性”同等并列，作为构成帛书《易传》理性精神的重要因素，然就其价值归依，或者说就其终极价值追求而言，帛书《易传》的最高理想是追求以“人文理性”为基础的整体人类“德义”之自觉和实现。何以言之？帛书《要》篇言曰：“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此段乃写孔子《易》学观之的价值取向，孔子虽然充分肯定了“赞”与“数”的思想价值，然而他认为由“赞”达“数”，由“数”达“德”却是一条既是必然又是必要的途经，只有顺此途径方能获得《易》道之真谛。孔子认为他与史巫的区别，并不在于否定《周易》本身，而在于顺着《周易》的自然逻辑发展，获得的终极价值归依不同，此即是所谓的“同途殊归”之真义。其实孔子对“人文理性”的充分肯定体现的是帛书《易传》作者的价值取向，从而进一步展现了帛书《易传》所富含的理性精神整体架构的一个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