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口与流寓人口问题——中州学刊

台湾“僻在海外，旷野平原，明末闽人即视为瓯脱”B20。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大陆居民入居台湾这个地方偏远却利于耕作的地方，其中尤以清初为剧。清初三部府志中均记述，自郑成功入台之后，移民数量急剧增加。如《蒋志》《高志》记载：“台湾自红彝僭窃以来，因仍草昧，郑氏父子相继，民非土著，逋逃之渊薮，五方所集处，未尽同风而易俗。”B21康熙三十四年杨廷耀《高志序》中提到：“传自明季天启间，方有倭奴、荷兰屯处，商贩颇聚。继为郑成功遁踞，流亡渐集，数十年来，不过为群盗逋逃薮耳。”B22高拱乾《捐修诸罗县学宫序》中也说：“迨郑氏遁踞，旧家世族或从而东，生聚有年。”B23又据《范志》施琅《陈海上情形疏》中说：“自故明时原住澎湖百姓有五六千人，原住台湾者有二三万，俱系耕渔为生。至顺治十八年，郑成功挈去水陆伪官兵并眷口共计三万有奇，为伍操戈者不满二万。又康熙三年间，郑经复挈去伪官兵并眷口约有六七千，为伍操戈者不过四千。”这些为兵者又“散在南北二路，垦耕而食，上下相去千有余里”。“内中无家口者十有五六，多系闽地之人”。B24施琅《请留台湾疏》中又称：清统一前，大陆居民“潜至生聚于其间者，已不下万人”B25。当然，这后者应该是大致的估计。
关于台湾人口、流寓人口及其来源地问题，三部府志中均有不少记述。其中直接的人口统计资料显示，《蒋志》《高志》记载当时台湾岛区一府三县的人口统计为：台湾府民户12727，口伪额21320，续招徕3550，实在民口30229（男子16274，妇女13955），实在番口8108；台湾县民户7836，口伪额11782，续招徕1496，实在民口15465（男子8579，妇女6886）；凤山县民户2455，口伪额5126，续招徕694，实在民口6910（男子3496，妇女3414），实在番口3592；诸罗县民户2436，口伪额4412，续招徕1360，实在民口7853（男子4199，妇女3650此两项合计有误差），实在番口4516。B26以上统计，应是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之初的数据。其中“伪额”应指郑成功统治台湾时期。“续招徕”指后来入居的人口。根据以上统计合计，台湾岛区一府三县的人口数为：伪额42640，续招徕7100，实在民口60457（男子32548，妇女27905），实在番口16216。由此看来，清统一之初，包括番口在内的台湾实在人口数已达到76673口，远多于明朝和郑成功时期42640口的统计。这一时期人口之所以大量增加的原因，除了诸如官兵及眷属增加、流民回归、自然增长等因素外，来自大陆的非身份性移民数量的增加，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由于其他原因自发性外来移民的入居，应大于“续招徕”7100的数额。
时隔近十年之后所修的《高志》中，所记一府三县的户口统计数据，其户数竟与《蒋志》《高志》完全相同，口数似乎只是以《蒋志》《高志》所记的男子口数为基数，分别为：台湾府16820口，至康熙三十年新增630口，户仍前；台湾县8579口，至康熙三十年新增441口，户仍前；凤山县3496口，另八社番3592口，至康熙三十年新增118口，户仍前；诸罗县4199口，至康熙三十年新增71口，户仍前。B27这里人口的基数，除台湾府有出入外，其他三县则等同于以上《蒋志》《高志》统计实在民口中的男子口数，而非所有实在民口。再者，至康熙三十年各府县都有新增人口，但户数均为“仍前”。时隔数年之后，台湾一府三县的户数却没有任何增减，似乎难以理解，这其中显然有疏于统计的因素。
《范志》所记的一府三县户、口旧额，以及康熙三十年新增口数，同于《高志》所记。同时，又增加记录了以后每五年的新增口数。从康熙三十年至康熙五十年共计新增“民丁”（实为口数）分别为：台湾府2007，台湾县1165，凤山县582，诸罗县260。B28其他彰化县、淡水厅、澎湖厅人口较少。但是，无论人口如何增加，其户数却均为“仍前”，而且，从不显示自然减损的人口数量，只是将新增口数向原始“旧额”口数基础上简单的累加，以此作为通府或通县的“合计”口数。如此统计，显然是不准确的。
此外，其他一些内容也涉及人口信息资料。如《蒋志》之《风俗》记载，清统一后在台设一府三县，其初，“统台郡三邑之人民，计之共一万六千余丁，不及内地一小邑之户口。又男多女少，匹夫猝难得妇，生齿奚能日繁。地广人稀，萧条满眼，蕞尔郡治之外，南北两路一望尽绿草黄沙，绵邈无际，故郭外之乡不曰乡，而总名之曰‘草地荒村’，烟火于丛草中见之”B29。这里“共一万六千余丁”的说法，或是大致估计，或是对纳赋丁口的约数统计，从76673人口的基数来看，显然不可能为如此丁口之数。
以上关于人口资料的记述，尽管存在不准确、不完整、大致估计等因素，但自郑氏入台后大陆移居人口较快增长的史实，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这些早期的大陆流寓者，主要是与台湾相近的闽粤居民，“台湾始入版图，为五方杂处之区，而闽粤之人尤多”B30。而其中又以闽人居多。上文所谓“多系闽地之人”，且多为“无家口者”。《蒋志》中还记载一则民间传说，“传闻古凤山有石忽开一隙，内有谶云：凤山一片石，堪容百万人，五百年后闽人居之，俄而复合”B31。后来陈昂《咏伪郑遗事》诗云：“片石能容百万人，天遗图谶应南闽。也知中国全归汉，妄托仙源可避秦。”B32周昌在《详请开科考试文》中也提到：“盖在台湾户口，尽属南闽之人，天资多有聪慧，机智多有明敏，一经学问，化同时雨。”B33这显然正说明闽地移民众多的事实。
后期流寓者，则以粤民居多。如乾隆五年，巡视台湾御史兼提督学政杨二酉奏称：“粤民流寓在台年久，入籍者台属四邑均有户册可稽，缘系隔省流寓，恐占闽童地步。”B34这里的“恐占闽童地步”，是指由于粤童数量的增加，担心会因此占用闽童应有的应试名额。同时，后期流居者中，也应有不少闽地或其他地区之民，由此便形成了越来越多的流寓者族群。如至乾隆十年前后，“比年以来，户口既盛，而地不加辟，内地流民日聚”B35。《范志》中记载：“台属闽之海东郡，昔患土满，今患人满地不加辟，赋不加增，所入恒至不敷军需。”B36其中，台湾府“西北近海多平地可耕，土番及人民聚落以百数”B37。凤山县“由县治南至金荆潭稍近乔野，自淡水溪以南，番汉杂居，客庄尤夥”B38。
由于后期粤人移居者增多，便形成闽粤之民异样的聚居特征。“虽在台地者闽人与粤人适均，而闽多散处，粤恒萃居，其势常不敌也。”后来形成“萃居”聚落的粤人，其势力显然要强于早期散居的闽人，若作为“义民”，“粤庄在台能为功首”。B39可见，当时不同区域流寓者所表现出的居处特征，应该是比较明显的。蓝鼎元《论闽粤民人》疏中提到：“汝等漳泉百姓但知漳泉是亲，客庄居民又但知客民是亲。”“汝等客民与漳泉各处之人，同自内地出来，同属天涯海外离乡背井之客，为贫所驱，彼此同病，幸得同居一郡，正宜相爱相亲。”“漳泉海丰三阳之人经过客庄，客民经过漳泉村落，宜各释前怨，共敦新好，为盛世之良民。”B40
这些大陆移居之民，无论是早期还是后期，也无论是闽人还是粤人，其中有不少应属于大陆客家地区的居民，因为闽西粤东范围，是历史上形成的重要的客家族群聚居地，且历史上不同时期都有大量客家人外迁。如据《范志》所记，在台湾县的番社地区，“罗汉内门外门田，皆大杰巅社地也，康熙二十四年，台诸民人招汀州属县民垦治，自后往来渐众，耕种采樵”B41。闽西汀州所属，即客家聚居地区。只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流寓者的来源地缺乏明确记录而已。同时还应该说明的是，这些大陆移居之民绝大多数乃属单身丁壮。如蓝鼎元《记十八重溪示诸将弁》中提到，在距离诸罗县治五十里的十八重溪地区，“今居民七十九家，计二百五十七人，多潮籍无土著，或有漳泉人杂其间，犹未及十分之一也。中有女眷者一人，年六十以上者六人，十六以下者无一人，皆丁壮力农，无妻室无老耆幼稚”。他们均属于招徕耕垦土地的“客民”。B42
郑成功统治时期以及清统一后，大量内地居民的流入，加速了台湾开发的进程，“先时郑逆窃踞，海上开垦十无二三。迨郑逆平后，招徕垦田报赋”B43。清统一十余年后的台湾地区，已呈现出“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贾各遂其生”的景象。B44而四十年后，蓝鼎元《覆制军台疆经理书》中说：“国家初设郡县，管辖不过百余里，距今未四十年，而开垦流移之众延袤二千余里，糖谷之利甲天下。”B45蔡世远《安海诗序》称道：“四十年来休养生息，衍沃富饶，顾土著鲜少，火耨草辟，多闽粤无赖子弟。”B46《送黄侍御巡按台湾序》中又称：“台湾鲜土著之民，耕凿流落多闽粤无赖子弟，土广而民杂，至难治也。”“聚数十万无父母妻子之人。”B47可见，这些最初主要为谋求生计而来的流寓者，在台湾的开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加速和增强了大陆内地传统根系文化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