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会文风的变化——中州学刊

    从三部府志的记载来看，随着明末清初流寓人口的增加，台湾的社会文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据《高志》记：“顺治间郑成功取台湾，稍为更张，设四坊以居商贾，设里社以宅番汉，治汉人有州官，治番民有安抚。然规模不远，殊非壮观。”郑经嗣位后，“兴市廛，构庙宇，招纳流民，渐近中国风土矣”。B48《范志》中也说，台湾“初为逋薮，继作倭巢，自伪郑拾荷兰之遗，城市室庐颇近中土”B49。之后，自清施琅“率师讨平，郡县其地，设官置镇，星罗棋布，数年以来，声名文物，骎骎乎与上国比隆”B50。因此，康熙三十四年靳治扬在《高志·序》中说，台湾“析置一郡三邑，建设文武诸司，数年以来，生齿渐繁，草莱渐辟，商旅往来，番民和辑，彬彬乎有内郡风焉”B51。

    在流寓民户为主的地区，郑成功统治时期，“民间秀良子弟颇知励志诗书”。清统一后经历十几年时间，“台士之彬雅者，其父兄非农工即商贾也，求其以世业相承者百不一二，由其俗尚勉学，咸知具修脯延，塾师授经，故咿唔之声往往相闻，虽村落茅檐间亦不绝焉”。“商旅多四方所辐辏，而舟楫之往来皆安，车牛之络绎甚便。舟车所至，无非声教所敷，亦俗之善者也。”因此，《高志》《汉人风俗》中称：“迄今风俗凡几变矣。其自内地来居于此者，始而不知礼义，再而方知礼义，三而习知礼义。”B52《范志》中也记载：“自郑氏挈内地数万人以来，迄今闽之漳泉、粤之潮惠，相携负耒率参错寄居，故风尚略同内郡。我国家生聚教养六十年于兹，雕题黑齿且习衣冠，水土天时渐移风气。”B53可见，随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主要为维持生计需要的流寓之民，其社会文风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番民地区，同样受到这种文教氛围的影响。高拱乾《捐修诸罗县学宫序》中说，清统一后，“分设郡县，招徕愈众，十余年间，声教大通，人文骎骎蔚起，即深山邃谷文身黑齿之番，皆知向风慕学。”B54《高志》记载：“今向化者，设塾师，令番子弟从学，渐沐于诗书礼义之教。”B55雍正十二年（1734），经巡道张嗣昌建议，在土番民社地区“各置社师一人，以教番童，令各县学训导，按季考察”。之后，在各县的土番地区，相继设立了许多社学。B56到乾隆时期，《范志》记载：台湾已“作育数十年，沐浴涵濡，骎骎乎海东邹鲁矣”，“岛屿文明因之日盛，而且番社有学，文身者亦习弦歌”B57。南北番社“各童至能背诵四子书及《毛诗》，岁科与童子试，亦知文理。有背诵《诗》、《易》经无讹者，作字颇有楷法。番童皆剃发、冠履、衣布帛如汉人，有番名而无汉姓”B58。在彰化县的东螺猫儿干番社，“间有读书识字之番，有能背诵《毛诗》者，口齿颇真，往来牌票亦能句读”B59。

    在生活、习俗等方面，番民与客民相互融合的趋势日益发展。如到乾隆时期，在凤山县的番社地区，“番女多与汉人牵手（指婚配）者，媒妁聘娶文又加烦矣”。“琅峤一社，喜与汉人为婚，以青布四匹、小铁铛一口、米珠斤许为聘”。在日用器具和习惯方面，“坐皆席地或藉鹿皮，饮食宴会蹲踞而食。近始制桌椅以待客，番众仍架竹为凳，而蹲踞席地之风少减矣”。在诸罗县，“诸番与汉人贸易，家中什物亦有窑器釜铛之属，近亦间置桌椅”。“寝以竹片铺地，藉以鹿皮。富者列木床于舍以为观美，夜仍寝于地，枕木如小凳”。B60在彰化县的番民中，“半线社多与汉人结为副遁，副遁者盟弟兄也。汉人利其所有，托番妇为媒，先与本妇议明以布数匹送妇父母，与其夫结为副遁，出入无忌，猫儿干、东螺、大武郡等社亦踵此恶习，但不似半线太甚耳”B61。所有这些，都说明台湾地区社会文风的变化和进步，显然，这与不同时期为数众多的大陆居民移居台湾及其文化风俗的传播和影响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