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变革与精神文化建设——中州学刊
作者:郑立柱来源:原创日期:2013-07-27人气:755
华北抗日根据地既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也是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社会的示范区。①要进行民族战争和社会变革,就必须加强精神文化建设。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变革和精神文化建设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一方面,民族战争和社会变革需要通过文化建设为广大民众提供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精神食粮;另一方面,精神文化建设又要服从和服务于民族战争和社会变革的需要。分析探讨华北抗日根据地社会变革和精神文化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总结华北抗日根据地精神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不仅可以弥补学界在这一方面研究的不足,而且对新时期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等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民族战争呼唤科学健康的精神文化生活
如何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参加民族战争,这是华北抗日根据地建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要动员广大民众支持和参与抗战,就必须要进行政治动员,就必须要培育和弘扬抗战精神。而政治动员的进行以及抗战精神的培育和弘扬,都需要通过加强精神文化建设,以春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对广大民众进行思想教育,开展政治动员。
其一,政治动员与精神文化建设密切相关。华北抗日根据地自创建之日起就面临遭受侵华日军的封锁、分割、蚕食、“扫荡”等各种危险。要使广大民众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以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除进行必要的社会变革以改善其生活、保障其权益、提高其社会地位之外,还必须要对其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政治动员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作用,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②。只有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才能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才能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才能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精神文化建设无疑是政治动员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华北革命根据地,通过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布告、发放报纸书册、演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途径,不仅能直接丰富广大军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能强化广大军民的爱国爱家意识和牺牲奉献精神,营造了人人关心抗战动态、共同建设根据地的浓厚氛围。根据地广大军民既是政治动员的客体也是精神
文化建设的主体。政治动员要结合军民的日常生活,要采取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积极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其二,精神文化建设在培育和弘扬抗战精神方面具有独特作用。华北抗日根据地开辟后,培育和弘扬抗战精神也是中共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此紧要关头,迫切需要培育和弘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团结合作精神,百折不挠、血战到底的抗争精神。对于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而言,尤其需要培育和弘扬勇敢顽强、不畏艰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自强不息精神,敢于牺牲、甘于毁家纾难的奉献精神。
培育和弘扬抗战精神,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坚持、巩固和发展至为重要。而抗战精神的培育不外乎以下两种路径:一是通过发文件、组织学习等行政手段从上至下贯彻党的指示精神;一是通过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表演、宣传教育等办法加强精神文化建设。
华北抗日根据地在运用行政手段培育和弘扬抗战精神方面主要采取政治宣传和政府表彰等形式,即树立先进典型、授予光荣称号、通令嘉奖、召开英模表彰大会、开展学习英雄模范人物活动等。这种办法在培育和弘扬抗战精神方面的作用固然不小,但要将抗战精神融入广大军民的头脑,内化为他们内在的精神品质,还需要加强精神文化建设,提供丰富、充实的精神食粮,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根据地人民进行熏陶和教育。因为“真正对乡下人的世界观起架构作用的应该是乡间戏曲和故事、传说,包括各种舞台戏、地摊戏、说唱艺术及民歌(谣)、俚曲、故事、传说、童谣、民谚、民间宗教的各色宝卷(已化为说唱艺术的一部分)等。”④中国戏曲通过艺术形象,传播历史知识、文化传统及灌输中国道德主题,对乡民的价值观起到了比单纯的说教和文字所无法比拟的作用。⑤
其三,反抗外来侵略的时代氛围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精神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一方面,日军入侵打乱了民众原有的生活秩序,严重影响了他们正常的精神文化生活。娱乐生活方面,原有的民间娱乐组织趋于瓦解,民间艺人也四散奔逃,流往各处,抗战前的各种娱乐活动几乎陷于停顿;信仰生活方面,祭祖敬神等活动都受到干扰,再也不能像战前那样按部就班地进行;人生礼仪活动方面,由于人心惶惶,人们无心举行各种庆生礼仪活动,遇有婚丧嫁娶,也很少举行繁琐的礼仪活动;社交活动方面,人们整日东躲西藏,正常的社交活动也大为减少。
另一方面,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很多传统的精神文化生活已变得不合时宜。“战地的民众是不欢迎那些在抗日以外寻找题材的读物的。他们不需要听那些佳人才子的故事,他们没兴趣去读那些半真半假的小掌故,他们不高兴再关在屋子里去朗读那些‘子程子曰’的古董,同时他们也不耐烦再去欣赏那些黄袍加身,进京赶考的戏剧。他们只是要求,而且那样热渴地要求那些激发他们民族意识的艺术,那些正当指示他们出路的刊物,那些合乎现实,予他们有切身关系的书籍。”⑥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任丘东大坞村、八村的剧团排旧剧,群众便说:‘东大坞剧团不用说,《花子拜杆》、《武家坡》;八村剧团不用看,《打渔杀家》、《大登殿》。’”⑦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潞城南窑凹剧团,因为新戏不多,为了凑时间,演了一个古戏《双头驴》,群众都走了”⑧。在晋绥抗日根据地,1941年,八路军一二〇师战斗剧社花了很大精力排演出苏联话剧《第四十一》和曹禺的话剧《雷雨》,然而在保德的一次演出中,剧还没有演完,而观众却早已散尽。⑨民族战争呼唤传统精神文化生活的变革,以便为支持战争、争取战争胜利提供精神动力。为此,“要利用当时当地现实的背景迅速反映与报导当时当地群众斗争、武装斗争的新的事件、新的胜利,抓住具体的模范的例子,提炼战斗中的精华部分,以教育广大人民,动员广大人民;它要和每种斗争、每一个斗争,更紧密地联结起来”⑩。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的领土,杀戮我们的同胞,抢夺我们的资源,广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中国共产党正是充分利用这种民族感情和仇敌心理,在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动员和精神文化建设,并尽可能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一、民族战争呼唤科学健康的精神文化生活
如何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参加民族战争,这是华北抗日根据地建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要动员广大民众支持和参与抗战,就必须要进行政治动员,就必须要培育和弘扬抗战精神。而政治动员的进行以及抗战精神的培育和弘扬,都需要通过加强精神文化建设,以春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对广大民众进行思想教育,开展政治动员。
其一,政治动员与精神文化建设密切相关。华北抗日根据地自创建之日起就面临遭受侵华日军的封锁、分割、蚕食、“扫荡”等各种危险。要使广大民众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以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除进行必要的社会变革以改善其生活、保障其权益、提高其社会地位之外,还必须要对其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政治动员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作用,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②。只有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才能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才能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才能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精神文化建设无疑是政治动员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华北革命根据地,通过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布告、发放报纸书册、演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途径,不仅能直接丰富广大军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能强化广大军民的爱国爱家意识和牺牲奉献精神,营造了人人关心抗战动态、共同建设根据地的浓厚氛围。根据地广大军民既是政治动员的客体也是精神
文化建设的主体。政治动员要结合军民的日常生活,要采取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积极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其二,精神文化建设在培育和弘扬抗战精神方面具有独特作用。华北抗日根据地开辟后,培育和弘扬抗战精神也是中共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此紧要关头,迫切需要培育和弘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团结合作精神,百折不挠、血战到底的抗争精神。对于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而言,尤其需要培育和弘扬勇敢顽强、不畏艰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自强不息精神,敢于牺牲、甘于毁家纾难的奉献精神。
培育和弘扬抗战精神,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坚持、巩固和发展至为重要。而抗战精神的培育不外乎以下两种路径:一是通过发文件、组织学习等行政手段从上至下贯彻党的指示精神;一是通过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表演、宣传教育等办法加强精神文化建设。
华北抗日根据地在运用行政手段培育和弘扬抗战精神方面主要采取政治宣传和政府表彰等形式,即树立先进典型、授予光荣称号、通令嘉奖、召开英模表彰大会、开展学习英雄模范人物活动等。这种办法在培育和弘扬抗战精神方面的作用固然不小,但要将抗战精神融入广大军民的头脑,内化为他们内在的精神品质,还需要加强精神文化建设,提供丰富、充实的精神食粮,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根据地人民进行熏陶和教育。因为“真正对乡下人的世界观起架构作用的应该是乡间戏曲和故事、传说,包括各种舞台戏、地摊戏、说唱艺术及民歌(谣)、俚曲、故事、传说、童谣、民谚、民间宗教的各色宝卷(已化为说唱艺术的一部分)等。”④中国戏曲通过艺术形象,传播历史知识、文化传统及灌输中国道德主题,对乡民的价值观起到了比单纯的说教和文字所无法比拟的作用。⑤
其三,反抗外来侵略的时代氛围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精神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一方面,日军入侵打乱了民众原有的生活秩序,严重影响了他们正常的精神文化生活。娱乐生活方面,原有的民间娱乐组织趋于瓦解,民间艺人也四散奔逃,流往各处,抗战前的各种娱乐活动几乎陷于停顿;信仰生活方面,祭祖敬神等活动都受到干扰,再也不能像战前那样按部就班地进行;人生礼仪活动方面,由于人心惶惶,人们无心举行各种庆生礼仪活动,遇有婚丧嫁娶,也很少举行繁琐的礼仪活动;社交活动方面,人们整日东躲西藏,正常的社交活动也大为减少。
另一方面,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很多传统的精神文化生活已变得不合时宜。“战地的民众是不欢迎那些在抗日以外寻找题材的读物的。他们不需要听那些佳人才子的故事,他们没兴趣去读那些半真半假的小掌故,他们不高兴再关在屋子里去朗读那些‘子程子曰’的古董,同时他们也不耐烦再去欣赏那些黄袍加身,进京赶考的戏剧。他们只是要求,而且那样热渴地要求那些激发他们民族意识的艺术,那些正当指示他们出路的刊物,那些合乎现实,予他们有切身关系的书籍。”⑥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任丘东大坞村、八村的剧团排旧剧,群众便说:‘东大坞剧团不用说,《花子拜杆》、《武家坡》;八村剧团不用看,《打渔杀家》、《大登殿》。’”⑦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潞城南窑凹剧团,因为新戏不多,为了凑时间,演了一个古戏《双头驴》,群众都走了”⑧。在晋绥抗日根据地,1941年,八路军一二〇师战斗剧社花了很大精力排演出苏联话剧《第四十一》和曹禺的话剧《雷雨》,然而在保德的一次演出中,剧还没有演完,而观众却早已散尽。⑨民族战争呼唤传统精神文化生活的变革,以便为支持战争、争取战争胜利提供精神动力。为此,“要利用当时当地现实的背景迅速反映与报导当时当地群众斗争、武装斗争的新的事件、新的胜利,抓住具体的模范的例子,提炼战斗中的精华部分,以教育广大人民,动员广大人民;它要和每种斗争、每一个斗争,更紧密地联结起来”⑩。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的领土,杀戮我们的同胞,抢夺我们的资源,广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中国共产党正是充分利用这种民族感情和仇敌心理,在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动员和精神文化建设,并尽可能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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