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革与精神文化建设的相互影响——中州学刊

为动员广大民众支持和参与抗战，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变革，这对精神文化建设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精神文化建设又反过来在推进和巩固社会变革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其一，社会变革对精神文化建设的影响。为动员广大民众支持和参与抗战，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变革，如在经济上推行减租减息与合理负担，在政治上推行三三制、民主选举基层政权等。
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变革，无疑会影响精神文化建设。经过一系列社会变革，广大民众在政治上翻了身，在经济生活上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后，开始要求反映他们新生活的文艺作品和文艺活动。民众的精神需求推动着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作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和农民交朋友，逐步熟悉他们的日常生活，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从而创作出许多贴近实践，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与此同时，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变革，也使广大民众成为文艺创作和文艺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因为，如果“群众没有翻身，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情绪及兴致来闹什么娱乐，而在他们翻身后，他们兴高采烈，他们就要组织自己的娱乐，以表达和歌颂他们自己的快乐。”B11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变革也必然会在精神文化建设中反映出来。“他们不再用低沉的小调来悲叹自己无告的生活，不再酗酒、赌博，变相的自杀，而是集合到广场上，在伟大的战斗之前，高声地合唱抗战进行曲。过去他们用秧歌祭献神灵，现在他们把秧歌舞与大炮、机关枪排在一列，用它为武器来夺取自己的命运。在生产、武装动员、普选等这种新生活中，人们也学会了写街头诗、写剧本、唱歌、演戏、画画了。”B12这段文字，是较为宏观的描述。其实，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变革，更多地是在精神文化建设的细微层面体现出来的。戏剧内容的巨大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抗战前华北民众所看的戏剧，讲述的几乎都是古代故事和民间传说故事，其中不乏曲折爱情、江湖纷争、英雄救美、邻里之争，也有帝王生活、将相轶事、忠奸斗争、姑嫂斗殴等，塑造的人物形象主要是才子佳人、神仙鬼怪、英雄豪杰、侠义之士、武林好汉等。而华北抗日根据地建立后，民众所看的戏剧，大多紧密结合抗日斗争和社会变革实际，摒弃了迷信落后的内容，反映新生活，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现形式都有了革命性的新变化。这种变化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和反映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变革情况。
其二，精神文化建设对社会变革的反作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变革需要借助于精神文化建设，以扫除变革的阻力，巩固变革的成果。“靠文件指示、靠报纸宣传是很难把党的方针政策灌输到群众中去的。而一出出小戏、一首首歌曲却能把党的方针政策、如何执行好这些方针政策以及执行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英模人物，变成具体而形象的现实，变成人们看得见、听得到、能够心领神会、跟着去学的东西，其对群众的诠释、激励、鼓动作用是念文件、读报纸、喊口号等宣传形式所远远不能比拟的。”B13因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精神文化建设被赋予了政治动员的某种属性，成为对民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以戏剧演出为例，“当军政首长发出一个号召，如开展反汪锄奸运动，开展宪政运动”，“或是当一个新的工作布置下来的时候，如改革区村政权，武装动员，开展春耕运动等，各剧本（组）便多方面的搜集材料，加以缜密而深入的研究。然后由一位同志作一个详细的政治报告，于是在这个主题的把握之下，剧团的同志们尤其是编剧组的同志们跑到群众中去，同群众生活在一起，和军政民的同志们一起工作。在这一个工作过程中，便搜集到所要获取的实际材料。当一个故事构成的时候，按照着编剧的程序，在集体讨论中，一个新的现实剧本创作出来。然后经过排演，导演的修改，便可以正式演出了”B14。
精神文化建设在教育和动员民众和配合开展工作方面确实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如在太岳区，“道蓬庵剧团编出了反对恶霸李子材的戏”，“这个戏给予群众很大教育。一时各村都邀他们去演这个戏，有一个村子，经许多工作人员连县工作团一些同志在内，闹了好久，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后来他们把这个剧团邀去，演了李子材这个戏。演罢后，村子里的群众都嚷动开了，大家说：李子材是林县有名的大恶霸，人家都把他斗倒了，为什么我们村里不敢斗呢？于是这个村就这样顺利地打开了局面”B15。据吕正操回忆，“清苑县有一个联庄，我们一去就打，路不让过。后来，剧团在它附近演了几场戏，联庄的人，先是青年，悄悄地过来看戏，越来越多。从此把人都争取过来了，成立了一个大队”B16。
社会变革与精神文化建设的互动共同推进了华北根据地的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抗日根据地采取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对精神文化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精神文化建设又推动了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化，巩固了社会变革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