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抗日根据地精神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中州学刊

为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支持和推动民族战争和社会变革的顺利进行，华北抗日根据地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取得了明显成效并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综合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始终坚持和倡导精神文化建设的大众化方向。为最大限度地发动民众进行抗日，中共中央要求根据地文化工作者要深入民众，要服从和服务于抗战大局。1938年4月，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指出：“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到群众中去，不但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且可以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B17。张闻天也指出：“我们要提倡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使文艺工作者到民众中去锻炼，在民众中活动。”B18倡导文化大众化的方向，使华北抗日根据地越来越多的文化工作者致力于创作通俗易懂的文艺作品。赵树理在谈到创作体会时曾说：“‘然而’听不惯，咱就写成‘可是’；‘所以’生一点，咱就写成‘因此’，不给他们换成顺当的字眼儿，他们就不愿意看。字眼如此，句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句子长了人家听起来捏不到一块儿，何妨简短地多说几句；‘鸡叫’、‘狗咬’本来很习惯，何必写成‘鸡在叫’、‘狗在咬’呢？至于故事的结构，我也是尽量照顾群众的习惯，群众爱听故事，咱就增强故事性；爱听连贯的，咱就不要因为讲求剪裁而常把故事割断了。”B19无疑，倡导和坚持文化建设的大众化方向，对于华北抗日根据地民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变革、丰富和提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必须始终尊重和不断丰富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华北抗日根据地开辟后，抗日民主政权对根据地传统的精神文化生活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如在信仰生活方面，对传统的祖先崇拜活动基本没有干涉，对正常的宗教信仰活动也给予充分尊重，对很多带有迷信色彩的神祗崇拜活动也没有简单地禁止。对于一些在会道门的群众，也在尊重他们的基础上积极团结和争取。此外，还从民族战争和社会变革的实际需要出发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法改善根据地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华北抗日根据地，一些传统的娱乐活动虽大多依然存在，但其性质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已被改造成为“新的娱乐”，即“抗战民族大众的”娱乐。B20当时的情形正如范长江所描述的那样：“一切旧式的游艺组织，如秧歌、高脚、社火、梆子戏等，都一齐搬了出来，热闹非凡。但是这些旧东西，却完全换了新的内容。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支配这些东西，他们唱歌和演戏的材料，或是已经成为抗日救亡的题材，或是加入许多抗战的唱歌和口号。”B21
第三，必须始终坚持和促进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共同提高。为改善民众物质生活条件，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先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生产，减轻民众负担，增加民众收入。尽管处于极端残酷的战争环境，华北抗日根据地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在重视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华北抗日根据地大力加强精神文化建设，为民众提供丰富、充实、向上的精神食粮，让民众享有科学健康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文化生活方面，开展大规模的识字运动，坚持文化的大众化方向，鼓励群众进行文学创作，发展墙壁文化和街头展览；在娱乐生活方面，大力提升民众娱乐生活质量，鼓励民众参与各种娱乐活动，并积极为丰富民众娱乐活动创造条件；在信仰生活方面，中共在尊重民众宗教信仰的同时，注重进行科学启蒙教育；在社会交往活动方面，鼓励妇女走出家庭，积极推动社交生活的现代转型。上述举措，在满足民众精神需求、愉悦民众身心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对民众进行了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对于民众支持和参与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四，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精神文化建设中，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民众参与了文化建设的全过程，“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绝不是名流学者的产物，而应是广大群众的创造”，“朴素的农民和工人，他们才是建立新民主主义新文化的伟大工匠。”B22如在诗歌创作方面，“农民接触了诗歌，而且热爱了诗歌，在他们中间，诗的天才有了萌芽，即十三四岁的孩子，也在兴奋地写着诗。有过一个孩子，在兴奋的歌咏《生产》时，他写着‘我要让镐头和荒地亲个嘴’的天真诗句。”B23又如在曲艺创作方面，“有些农民不识字，但说起顺口溜来（浮山叫评说，有的叫干板）却是大内行，一口气说几个、十几个段子。他们不要乐队，不用与人合作，只带一张嘴，走到哪里说到哪里，短的段子可以有五六句，长的段子可以有几十句，上百句。这些顺口溜全部用的本地方言，通俗易懂，而且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老百姓爱听”B24。
第五，必须始终坚持与现实环境紧密结合。华北抗日根据地地处农村，精神文化建设必须要适应农村的现实环境，从农民的现实需要出发，反映农民的生产生活，表达农民的真实情感。唯有如此，才能为群众所接受。《小二黑结婚》的创作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该书出版后，深得农民群众喜爱，并迅即轰动了整个华北抗日根据地。“农民宁可省吃俭用，从‘牙缝’里节约点钱，也要买本‘小二黑’看看，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小二黑’热。在地头、坑头、饭桌上到处可以见到人们念叨《小二黑结婚》的动人情景。”B25《小二黑结婚》还被改编成各种地方戏曲，搬上舞台，“使一字不识而有欣赏戏剧传统的老百姓喜出望外，如醉如痴地总也看不够，甚至一、二十里远的老太太、大闺女和抱着孩子的小媳妇，也会举着火把，翻山越岭来一睹小二黑的风采。这本薄薄的小书，奇妙地打破了新文学与农民之间的一直存在的隔膜。”B26
四、结语
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里，动员广大民众支持、参与并赢得抗战的胜利，是华北抗日根据地面临的首要任务。而要动员民众参与和支持抗战，就必须要对其进行必要的思想教育和政治鼓动。精神文化建设在思想教育和政治鼓动中无疑具有独特的优势。民族战争的大环境一方面迫切需要华北抗日根据地加强精神文化建设，使农民在享受健康科学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自觉参与和积极支持抗战；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华北抗日根据地培育科学健康的精神文化生活方式创造了有利条件。
华北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也是中共进行社会变革的新天地。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的社会变革，对精神文化建设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中共的社会变革，也需要借助于精神文化建设对民众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鼓动，使社会变革得到民众的认可、接受、支持和参与，从而推动和巩固社会变革。
在民族战争和社会变革的影响与呼唤下，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了抗日根据地开展精神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满足民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也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持久抗战与中共的社会变革，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壮大起了巨大作用。华北抗日根据地在社会变革和精神文化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在新时期的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仍然值得借鉴。
注释
①魏宏运、左志远：《华北抗日根据地史》，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1页；田酉如：《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5年，第8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80—481、481页。
④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⑤转引自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⑥林：《战地文化人的战斗任务》，《大众日报》1939年5月25日。
⑦河北省文化厅文化志办公室等：《河北文化艺术志资料汇编》（二），1987年内部编印，第344页。
⑧山西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山西文艺史料》第三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49页。
⑨亦文、齐荣晋：《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运动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9页。
⑩《开展边区的戏剧运动》，《抗敌报》1939年6月13日。
B11B15朱穆之：《群众翻身，自唱自乐》，《北方杂志·创刊号》，1946年6月。
B12田间：《庆祝边区首届艺术节》，《抗敌报》1940年11月4日。
B13晋察冀文艺研究会：《文艺战士话当年》（六），1999年内部编印，第294—295页。
B14B22李公仆：《华北敌后——晋察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52、160页。
B16吕正操：《冀中回忆录》，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07页。
B17《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2、124页。
B18《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22页。
B19言行一：《咱村的赵树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
B20周扬：《表现新的群众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解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
B21穆欣：《西线漫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页。
B23袁勃：《诗歌的道路》，《新华日报·华北版》（《新华增刊》）1941年7月7日。
B24孙彪等：《临汾抗战文化》，2005年内部编印，第79页。
B25华然：《〈小二黑结婚〉出版的前前后后》，《山西文史资料》1996年第5期，第117页。
B26戴光中：《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66—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