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传统观：钟情革新精神与偏爱传统情怀——中州学刊

意象主义者一开始是以反传统的姿态走上诗坛的。他们抗拒当时劲吹英美诗坛的传统的维丽多亚诗风，不满当时流行的沉闷而冗长的浪漫主义滥情作品，强调运用精确的意象、自由的诗体、凝炼的日常语言来清晰地呈现作者所想表现的一切，努力创作出硬朗清晰的诗歌。意象主义新诗潮的主要阵地《诗刊》力捧新诗人，甚至拒绝一切知名的传统诗人。因此，在当时美国诗坛的话语环境中，意象派诗歌刚出现时不仅没有获得多少喝彩声，相反还遭受了许多嘲讽与抨击。从其总体特征与基本趋向来看，我们应该肯定意象主义是反传统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它被视为现代主义诗学新潮流。但是，意象派诗人并不反对传统中的全部内容，而是吸取以往一切文学传统中优秀的因素。早在1913年弗林特就这样评判意象主义者对待传统的态度：“他们不是一个革新的流派，他们唯一的努力方向是要遵循最优秀的传统写法”；“对于优秀传统的无知是无论如何都原谅不了的。”B27《意象主义诗人（1916）·序》中更是反复声明：“千万不要误解，别以为我们是想要贬低我们的先驱。恰恰相反，意象主义者对过去有着极大的尊敬和谦卑精神”。B28意象主义者对中国古代诗歌传统更是趋之若鹜：庞德早在1915年就翻译出版了中国古典诗歌集《神州集》（Cathay），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对中国诗最热情的美国现代诗人”B29；罗厄尔也极为推崇中国古典诗歌，曾翻译过许多优秀的中国古诗，并与爱思柯合译出版了《松花笺》（Fir-Flower Tablets）。传统的诗学营养深深地渗透并滋润了这些意象派诗人的诗歌肌体。完全可以这样理解：意象主义是以“扬弃”传统来反传统；具体地说就是，意象主义是运用过去的传统来反对当下的传统；尊崇他们认为优秀的古典传统，对抗他们认为糟糕的流行传统，从而体现出了独具个性的反潮流精神与现代性品格。
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胡适和闻一多所受意象主义的影响是迥然不同的。如果说，意象主义是通过尊崇与借鉴古典传统的途径和手段来实现对抗与抵制流行传统的现代性价值，那么，胡适从意象主义那里获得的主要是价值论上的启示，认同与追求的是意象主义反叛革新的精神和目标；而意象主义对闻一多所产生的主要是方法论上的影响，使他特别偏爱意象主义尊崇古典传统的手段，甚至将这一手段当成了自己追求的目标。
胡适来到美国时正值意象主义等新潮流刚刚兴起，他从这些新潮中首先感受到的是文学进化的趋势与文学革新的精神，并深受鼓舞。1915年9月，他就敏锐地认识到“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他认为，传统的“神州文学”早已“枯馁”了，而文学“新潮”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因而现在正是开展文学革命、反叛并摧毁“枯馁文学”的最佳时机。胡适当时所提出的文学改良的许多主张，特别是“不用典”、“不讲对仗”、“不摹仿古人”等都是反传统的文学主张。中国现代新诗革新以至文学革命的思想火种最早从一个远在美国的留学生身上迸发出来，并飞越大洋点燃国内“五四”文学革命的熊熊烈火，表面上看似乎有点偶然，其实这种“偶然”正体现了美国意象主义诗潮及其新诗运动的重要影响。
当然，人们也奇怪地注意到：胡适在总体战略上反叛古诗传统（主要是文言传统），但在论述具体问题时却又常常列举古典诗歌中的白话例证来支撑其诗学主张。学术界有人根据后者认为胡适的白话诗学观完全源自古诗传统。这种看法其实是迷失于微观史实的表面现象，缺失于对胡适当时所处的环境背景和文学潮流的宏观体验。胡适研究古诗中的白话因素并非在接受意象主义之前，而是在此之后，最早是在1916年7月。当他提出“创作白话”诗的主张后，以梅光迪为代表的保守派坚持认为“白话不能用之于诗”，竭力维护古典诗词的文言地位；胡适为了进行有效反击，针锋相对地辩驳道：“此大谬也。白话入诗，古人用之者多矣。”并随即列举了陆游等人的10多首诗词加以证明。这里胡适实际上采取了独特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迂回策略，即巧妙利用古诗中的白话因素进行求证的方法以达到反传统的革新目标，使得保守派难以招架。后来，胡适甚至认为吸收西方现代文化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能够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文化精华联结起来”，“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使“新旧文化内在调和”B30。他在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时运用的也是这种中西文化“互相印证”、新旧文化“内在调和”的吸收方法。如果借用胡适自己的学术思路和术语，我们可以这样说：胡适的革新思想，尽管也有中国古诗传统的浸润与积淀，但当时在美国留学期间突发“文学革命”的“大胆设想”则首先直接导源于意象主义反传统精神的现场启发；只是因为意象派诗人在当时的美国诗坛尚未获得普遍认可，再加上碍于保守派的“剽窃”指控而尽量避嫌，所以才转过身来从古典传统中去进行策略性的“小心求证”。正是在意象主义等美国诗坛新潮的反传统精神的直接启发与影响下，胡适在美国时才逐步孕育了文学革命（特别是诗界革命）的思想，并顶着许多同学好友竭力反对的巨大压力最早进行白话诗的创作实验，在中国新诗史上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以致最终成为中国现代白话诗运动的领袖。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胡适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精神。
与胡适不同，闻一多留学美国期间（1922—1925）意象主义大潮已过，因而对其初期反潮流反传统的气势和精神感受不深。此时的美国新诗运动已经产生了较大影响，意象派诗人也已在美国诗坛取得了足够的话语权，已经没有运动初期那样强烈的对于当时英美诗坛的挑战性。在这期间，闻一多直接接触到了一些意象派诗人及其诗作，并产生了崇拜之情。这其中的原因较多，除了他们“有学问有道德”、大都是美国新诗派的著名诗人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都非常推崇中国传统文化，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推崇中国古典诗歌成为当时美国诗坛的时尚，并极大地影响与推动了美国意象主义诗歌运动。意象主义诗歌运动的这一倾向，使本来就对祖国传统诗歌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闻一多自然产生了亲切感。正如赵毅衡所说：“意象派诗人对中国诗的仰慕，显然使闻一多更觉亲近。”B31比如罗厄尔，她有非凡的自信心，对中国诗歌和中国文化有浓烈的兴趣，不仅希望成为美国新诗运动的开路先锋，也想做开辟中国诗风的首要人物。她当时曾与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争先恐后地出版中国译诗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罗厄尔酷爱中国古代诗歌，深受闻一多敬重。罗厄尔在诗歌作品中喜欢模仿中国诗歌，运用“中国式比喻”和中国习语，创造中国式意象，营造东方式画境，有着浓郁的东方色彩，使闻一多油然而生崇敬之感。闻一多因此与之十分投缘，到芝加哥不久就有幸与她一起共进晚餐，并亲耳聆听她朗诵自己新创作的诗歌。从此，两位异国诗人建立了友谊。1925年5月罗厄尔去世时，闻一多曾专门撰写《美国著名女诗人罗艾尔逝世》一文悼念她，介绍她在诗歌创作与批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对她的诗和她为中美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罗艾尔女士对于中国诗有极大的敬仰，她的创作往往模仿中国诗，具有特异的风味。……她的死是美国文学界的大损失。她死了，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失了一个最有力的同情者。”B32对于弗莱契亦是如此。闻一多曾在一封信中描绘了阅读他的一首诗《在蛮夷的中国诗人》后的快乐情态：“快乐烧焦了我的心脏，我的血烧沸了，要涨破了我周身的血管！我跳着，我叫着。跳不完，叫不尽的快乐我还要写给你。啊！快乐！快乐！”弗莱契的诗为什么能使闻一多如此欣喜若狂呢？闻一多在信中抄录了该诗后解释说：“他的诗充满浓丽的东方色彩。他的第二本诗集名曰Goblins and Pagodas，我崇拜他极了。”B33由此可见，闻一多对意象主义的反传统精神可能没有多少直接而深切的感受，对他们反传统的某些具体主张或许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但对于意象派诗人青睐中国传统诗歌的做法却十分敬佩与推崇。闻一多因为这些诗人推崇中国古典诗歌而崇拜他们，受其影响也就更加亲近中国诗歌传统，使得他本来就有的传统情结更加浓烈与深厚。闻一多回国后不久提出著名的“新格律诗”的“三美”主张，固然与他的传统诗学积淀有着重要的关系，但意象派诗人亲近中国诗歌传统的情感以及重视诗歌色彩美的特色对闻一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意象派诗人及其诗歌作品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进一步激活并强化了闻一多的传统诗性和古典情怀。
综上所述，胡适和闻一多在美国留学期间虽然都曾亲身置于美国新诗运动现场并直接受到意象主义诗潮的影响，但其影响的内涵和特色确实存在显著的个性差异：胡适主要接受了意象主义反传统的革新精神的启发与鼓舞，萌发并提出了“文学革命”（主要是诗界革命）的思想，并亲自进行白话新诗的创作实验，掀起了颇有声势的白话诗运动，实现了中国诗歌语言形式上的重大革新，在中国新诗史上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但同时，由于忽视了意象主义的一些核心内涵，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闻一多则深得意象主义之本，非常重视诗歌的意象创造及其象征隐喻功效，推进了诗歌本体意义上的革新与发展，从内在肌理上接通了现代新诗与传统诗歌之间曾被人为切断的血脉。特别是偏爱意象主义者崇尚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精神，进一步强化了既有的中国传统诗学情结，并为此后倡导与创造新诗格律、在中国新诗史上又开一代诗风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⑨⑩B11B12B17B18B19B26B27B28[英]彼德·琼斯：《意象派诗选》，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第158、150—151、153、166、158—159、152、33、158—159、76、150、162页。
②③④⑤⑥⑦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册），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158、197、253—255、270、278—279、292页。
⑧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9页。
B13B14B15B16B24B33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123、113、83、113、56页。
B20B22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星期评论》纪念号，第五张，1919年10月10日。
B21胡适：《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50—251页。
B23朱自清：《诗与哲理》，《新诗杂话》，三联书店，1984年，第24页。
B25闻一多：《说鱼》，《闻一多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2页。
B29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B30胡适：《先秦名学史·导论》，《胡适全集》第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11页。
B31赵毅衡：《对岸的诱惑》（增编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B32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