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恩美小说“苦难叙事”的文艺美学价值——中州学刊

谭恩美（Amy Tan），美籍华裔女作家，1952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后就读于圣荷西州立大学，获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擅长描写华裔美国人的生活和他们所面临的文化冲突，并以细腻生动的手法描写中国文化中最富代表性和特色的事物，向西方读者展示东方世界的魅力和神奇。1987年出版首部畅销小说《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后开始享誉美国文坛，1991年出版的第二部小说《灶神之妻》（The Kitchen God’s Wife）曾荣登美国最佳畅销书榜首。其他代表作品有：《接骨师之女》（The Bonesetter’s Daughter）（2001），《拯救溺水鱼》（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 （2005）等。
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谭恩美作品一直是亚裔美国文学界关注的焦点。这一方面推动了亚裔美国文学热潮，也在中国国内掀起了亚裔美国文学研究热潮。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作了详细检索，发现国内学者最近10年（1999—2009）发表过200余篇关于谭恩美的学术论文，内容涉及母女关系、两性情感、异域生存困惑、文化误读、性别和身份认同等多元化的社会问题，多从谭恩美作品中母女关系的角度研讨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以及第二代移民对自身文化属性的探究，或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角度分析其作品中运用的“多元时空并置”和“后现代拼贴艺术手法”。然而，对谭恩美作品中“苦难叙事”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实际上，“苦难”也如影随形般充溢在谭恩美小说的话语空间，对普通人在夹缝中生存境遇的刻画，弱者的痛苦彷徨、无所依傍，强者的蜕变、异化和扭曲，无不表现出她对人性的考量，对社会的关注，对现代生存语境中救赎主题的探寻。
一、疗伤：现代性压抑与生存策略
谭恩美把华裔的苦难，尤其是华裔女性的苦难，呈献给西方读者，展现了华裔女性所承受的双重压迫：一方面是来自男权社会的对女性的歧视，另一方面是主流社会对少数族裔的排斥。作品中对人生苦难的书写，一方面是作家本人的苦难经历的再现，起到了疗伤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对中国女性苦难的呈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写作成为华裔女作家夹缝中求生存的一种策略手段。
作为一名华裔美国女作家，谭恩美有着独特的人生经历。谭恩美十四岁的时候，大哥和父亲在7个月之内相继病逝。亲人的相继死亡所带来的精神上的伤痛是无法弥补的。因为那是一种源自血肉亲情、发自人类心灵最本能的情感，也是长期折磨人的精神与意志力的缺失感、孤独感，是人类最难忍受的悲哀处境。母亲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刺激，认定房子的风水不好，带着她和弟弟在美国、欧洲颠沛流离。生活的艰辛和失去亲人的痛楚使得谭恩美母亲的性格改变了很多——总是不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动不动就威胁谭恩美，说先把她杀了，再自杀。而在成年后的谭恩美看来，那时的母亲失去了生活支柱，远离故土，语言不通，无亲无故，两个孩子又是那么不服管教，母亲是有足够的理由自杀的。谭恩美的母亲在九岁时，目睹自己的母亲吞食鸦片自杀，这也是她多年来都有自杀倾向的原因。谭恩美相信绝望是可以遗传的，母亲传给女儿，再传给下一代。母亲的自杀倾向和自己挥之不散的抑郁使她看到了家族的宿命，给谭恩美造成了心灵的创伤。所谓的创伤，正如弗洛依德所言：“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①就人类的存在来看，经历创伤似乎是许多人都无法避免的事实。虽然我们渴望心灵完全的健康，然而世界的存在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人性自身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弱点，这些都使得人们有可能置身于天灾人祸等创伤性的体验中。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来看，生命中的创伤是需要治疗的，因为“一个人生活的整个结构，如果因有创伤的经验而根本动摇，的确也可以丧失生气，对现在和将来都不发生兴趣，而永远沉迷于回忆之中。”②而创伤叙事，正是文学艺术发挥治疗作用的重要手段。因为在对创伤的叙事写作中，“负面事件的记忆具体化于故事中，减弱了那些坏经验的通达性，减少了内外刺激激活它们的可能性。”③个体创伤记忆只有被客观化、外化处理了，人才有可能从这种创伤记忆中走出来。正如尼采所言“生命通过艺术而自救”，创伤叙事的文学治疗功能在谭恩美的生活中显现出来。为了写作而了解，通过写作而理解；通过写小说，谭恩美找到了一种减轻她和母亲痛苦的好方法。她把自己和母亲黛西真实的人生经历作为小说的创作背景和题材，通过自传性的小说创作，谭恩美释放了心中的压力，减轻了精神上的痛苦，并解决了作家现实生活中所不能够面对的问题。
“苦难叙事”多与个体内心的创伤记忆有关。纵观谭恩美的生活，她好像对不幸事件特别有磁力：她曾出过两次车祸；也曾被人用枪指着抢劫，几乎被强奸；还曾差点淹死；她最好的朋友遭入室盗窃者捆绑勒死，她被叫去辨认尸体；住在饭店，几次碰到陌生人闯入，以致她不得不带着狗旅行。书写苦难是为了向社会表达对人的祈求，生活的苦难只有内化为作家主体的苦难，才能进入文学叙述。谭恩美作品中所叙写的世俗生活苦难，表征的恰恰是作家主体性的心灵苦难和内心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文学中的“苦难叙事”其实只是作家转化和消解个人内心紧张和现代性压抑的一种手段和生存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