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生命意义的追寻和文艺美学价值的彰显——中州学刊

除了叙述华裔女性的苦难之外，谭恩美把她的笔触延展到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对苦难的理解似乎也有了更深的体味。《拯救溺水鱼》就展现了物欲横流时代美国中产阶级的精神苦难以及热带丛林部落的民族苦难。由精神领域的压抑和意识形态的压制引发人们对生命意义和苦难价值的追问，形成苦难和文学的异质同构、痛苦与美感的相反相成。
“存在主义”者认为，苦难包括由价值失范、意义虚无和精神焦虑造成的精神性苦难（又称心灵苦难）。如果我们将苦难理解成形而下的生存困境和形而上的个体精神困境，那么我们会很清晰的发现，这群美国游客更多是形而上的具体的精神困境。所谓的城市工业文明带来的只是冷漠和僵化，毫无关爱、尊重和亲近可言。正是这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人工环境对自然生态美的破坏和蹂躏，诱发了人与自然疏离、隔膜的痛苦，凸显出现代人缺少灵魂的宁静感、宽慰感、安全感以及心灵的归宿感。背负着精神困惑的一群美国中产阶级游客，从生理到心理都处于一种不太正常的形态：冷漠、失恋、不育、性饥饿、忧郁、傲慢、挑剔、自负和自私，缺乏对爱的真正的了解。现代社会“失去了亲情与同情心、失去了诗意和浪漫情调”⑥。亲情开始淡化，同情开始消亡。在这个物质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理想缺席、价值消解、人格萎缩，剩下的只是无尽的物欲，孤独的心灵，以及与世界、与自我疏离的精神困境，生命的所有意义都变成了无意义。作者将现代人的精神苦难呈现给读者，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揭伤，而是为了寻找灵魂得以憩息的途径。怀着对自然的向往，向往“一切都如此自在；自然恬然于极美之境；小鸟、阳光、嫩草这些东西，便是我从山间的树丛中望见的一切；没有人烟，没有电波，没有汽油味。”⑦他们走进了云南丽江，在山水的盘桓中抚平内心的波澜，让生命重归于平静，在人间仙境般的自然怀抱中，找到了爱的真谛，不自觉地消解了生命的沉重。作者在近乎反讽中解构了当代文明社会中人的精神世界。
《拯救溺水鱼》不仅展示了人现代人的心灵创伤和精神痛苦裂变，而且也呈现了战争给丛林部落带来的苦难，并且对民族的苦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正如作者所说：“我在小说里思考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面对他人的苦难？”⑧为了写《拯救溺水鱼》，谭恩美和朋友专门去缅甸体验生活，在那里，她亲眼目睹了人们被强逼测试地雷，身体被炸得四肢分离，面孔扭曲的惨状。这些苦难在小说中为美国游客所见证。在“无名之地”，这群来自美国的中产阶级游客看到的是贫穷、疟疾的肆虐，战争带来的残缺的身体，“他们每个人都少了一只脚，或一条手臂，或一条小腿，残疾的肢体在肌肉萎缩处突兀地终结了”；一个漂亮的小女孩，“一只手臂弯成很奇怪的角度，肩上的瘢痕像肉红色的肿瘤”⑨。强烈的视觉冲击震撼着每一个人，美丽的景色下掩盖的是悲剧，是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贫穷、伤害、以及无限的悲伤。“看到缅甸人遭受的痛苦，你会做些什么？你说一声很遗憾，然后转过身去，还是对他们说，我能帮助你吗？当你帮助一个苦难的陌生人时，你的动机是什么？仅仅是同情吗？道德问题，理想问题，原则问题，这些问题困扰着我，我想知道究竟答案是什么。”⑩基于这一思考，作者娴熟地将幽默、悲剧、政治糅合在一起，运用辛辣的讽刺手段，对压迫剥削、种族屠杀、社会腐败等现象加以猛烈鞭挞。
世俗苦难产生于人类的活动和意识。民族国家的分立，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宗教、意识形态等等的差异，导致了相互之间的误解甚至仇恨、战争或者压制、掠夺等一种整体概念的苦难，即民族国家苦难。在抽象层面上，苦难象征着整个民族国家的沉重；在具体层面上，苦难由个体感知和体验。面对丛林部落的种种苦难我们又做了什么呢？作者借无名者之口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布道者说夺取生命是邪恶的，拯救生命是高尚的，所以每天他都要从湖里捞出一百条鱼，并将鱼放在岸上以免被淹死；但是很可惜，他认为自己总是救得太晚了，鱼儿都死了。在岸上生活的人想当然地认为在水里的鱼会被淹死，于是就把鱼从水中打捞出来，结果却导致鱼都死了。这也许就是小说取名为“拯救溺水鱼”（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的政治隐喻，它揭示了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民族苦难，反讽了“拯救者”把自己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等强加于他人的荒诞的“拯救”行为和伪善态度。朱光潜曾指出：“悲剧比别种戏剧更容易唤起道德感和个人感情，因为它是最严肃的艺术，不可能像滑稽戏或喜剧那样把它看成是开玩笑。悲剧描绘的激情都是最基本的，可以毫无例外地感染一切人；它所表现的情节一般都是可恐怖的，而人们在可恐怖的事物面前往往变得严肃而深沉。”B11从这个意义上讲，《拯救溺水鱼》的苦难叙事和对苦难的思考具有悲剧的美学意义。渲染血淋淋的伤疤，目的是为了求证历史的异化；惨不忍睹的伤痕，在叙事中成为一种政治修辞学；将苦难诉诸于政治，用政治话语去取代苦难的表达，进而去批判与反思历史的荒诞，在荒诞、反讽的情境中指向人类生存境遇的普遍性。《拯救溺水鱼》将人置于精神苦难和政治苦难中，传达出的是孤独、恐惧、焦虑乃至自我分裂的内心世界。在扭曲、荒诞的状态中揭示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其目的是激活我们内心深处的良知，从而改变苦难的意义。苦难的呈现不仅是对某一种社会现象的讽喻，而且是从更高层面对人生存状态终极意义的关注和思考。透过苦难对人的生存状态做深层次的考量，作者试图在异化的、苦难的现实语境中，去解读人生的生存状态。作者在小说世界里把对苦难的观照上升到一个精神的高度、一个哲学的高度。我们不仅能看到作者对现实问题的严肃思考，对弱势群体的深切同情，而且能够强烈感受到朱光潜所说的悲剧艺术的震撼力和感染力。苦难是历史叙事的本质，而历史叙事则是苦难存在的形式。谭恩美的“苦难书写”在自我疗伤的同时，透过个体具象的伤痕与破碎，抵达一个民族的忧伤和人类的悲情。这些难以弥合的伤痕，承载的是民族灾难和个体苦难的双重记忆，是大历史悲剧压抑下的个体悲剧命运的书写，是作家对自我、生命、社会等问题的文学关注。从“把美的事物撕碎了给人看”的视角审视，谭恩美的“苦难叙事”小说彰显出极高的文艺美学价值。
注释
①②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16—217页。
③施铁如：《写作的心理治疗与辅导：功能、原理及其应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1期，第118页。
④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去魅与当代文学变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231页。
⑤谭恩美：《喜福会：谭恩美作品》，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
⑥⑦⑧⑨⑩Tan， Amy：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 London： Harper Perennial， 2006，P190—191.
B11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