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整体论：老子自然伦理思想的文化哲学品格——江淮论坛

相对于西方世界的传统学问，如牟宗三先生所言：“中国的学问都是实践的。”梁漱溟先生也说：道家、儒家、佛家“此三家者各为一种生活实践功夫（不徒在口耳之间相传说），即都是真学术在解决各不相同的人生真问题。”而且，中国文化传统中关于实践的学问又几乎都是属于伦理道德性质的。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关于自然的学问与关于人事的学问，或者说关于自然秩序的逻辑与关于人伦秩序的逻辑，向来就是泾渭分明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等仅仅是个别现象。而且，在苏格拉底出现之前的希腊古典时期，那些“爱智慧者”的旨趣大多聚焦于自然哲学问题，基本上没有涉及伦理道德议题。在苏格拉底引导下，雅典思想家们才远离自然哲学，转向探索人类行为问题和道德哲学。到了希腊古典时期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那里，“哲学”这个整体性的学问被肢解成了相互分离的“分析性的”具体学科的学问。直到20世纪“量子论”和“过程论”的出现，西方世界才真正复苏了整体论思维，只不过尚囿于大的学科部类之中——犹如量子论物理理论和过程论哲学。相比之下，老子以自然秩序和自然伦理为要旨的哲学义理，俨然超越了时空的束缚。
一、老子基于“道”的整体论的文化哲学视界
在中国重视人伦法度（抑或康德实践理性意义上）的文化传统中，相对于其他学术流派，道家的伦理思想也许是个颇为诡谲的“异类”。恰如新儒学大师方东美所言：“道家是中国形而上学领域内的最孤独者，他们的箴言的确难以理解。”仅与儒家传统相比，孔孟将伦理秩序的视界及其实现诉诸社会性规范，而老子则将其诉诸心性提升；儒家以刚性的“三纲五常”等礼仪规范来框定个体的人性。而道家则是以柔性的“自然而然”等理性启蒙来诱发个体的性情；“孔子具有超越国族的视野。老子则有胸怀天地的视域。”老子及道家不但关注人类个体的生存状态、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同时也关照自然，关照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老子的世界观念中，“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与自然界是一体建构的；在逻辑上，这种一体建构中的自然而然之“道”的法则或者“道”之“德（性）”，只有在“人”与自然界之物一体建构的关系架构中，才能将关于“道”之法则或者“道”之“德（性）”的言说扩展到关于“人”的德性、德行之伦理言说上来。
总体而言，老子的世界观乃至自然伦理思想是一种“文化整体论”的哲学思想。“老子的世界观在自然和人事关系上一以贯之，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无论是人本关心、还是民本情怀，无论是人性关照、还是人类关怀，无论是老子的哲学视界还是自然伦理思想的构建方式，老子的言说都彰显了独特的整体论的文化哲学思维。
在世界观上，老子将世间万物之性情总归为“自然”存在之本性，将一切存在统一到了“道”这个形而上的“同一性”的世界本体。从而为其哲学思想预设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本体论前提。而且，老子虽然以“道”这个形而上学概念作出了关于世界之终极本体的预设，但它并不是一个纯然的本体论概念，它更多地是一个存在论概念。
在老子的“道论”思想中，“道”乃是个关于“同一性”的范畴，它作为一个抽象的统一体，具体存在于宇宙的万物之中；在整体论的意义上，他的形而上的“道”就是“一”，“一”即是“道”。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第三十九章）显然，这里的“一”就是“道”。如果说“道”是始基，那么“一”就是“生发点”、就是“生命力”。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在老子这里，“道”这个“始基”既包含永恒规律、永恒存在状态的东西。也包含“生机”、“生发”的东西。“一”也是如此。只是“道”更多地或者主要地表达的是永恒规律、永恒存在状态之意涵。而“一”更多地或者主要地表达的是生机、生发之意涵。所谓“一者，形变之始也。”（《列子·天瑞》）
“道”作为老子的关于“同一性”的抽象统一体的核心范畴，包含着阴阳两个方面。如《易经·系辞传（上）》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在老子的哲学思想中，正是这种以阴阳来概括的正反（或者相对）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互生互长，才使得宇宙万物生生不息、安然自得。陈鼓应先生说：“老子思想最特出处莫过于这两方面：一是他首次提出万物存在根据的‘道’，在他的道论中所建构的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为历代哲学家所继承而发展。二是老子系统化地应用‘相反相成’的辩证思想方法。这两者都大大地开阔了人类的视域，并深化了人们的思考。”老子这种源于中华“易”思想的整体论和历史论（或者历时论，或者过程论）的哲学思想，迄今也是未被他人超越的对人类做出的最大和最高水平的贡献。怀特海之前西方的整体论思维，往往只有共时性的整体观，而缺乏历时的（或者历史的、过程论的）整体观，因而基本上都属于自然哲学（诸如希腊古典时期的那样）或者自然科学思维（如19和20世纪之交奥斯特瓦尔德的“能量论”）之范畴。在西方世界，如今也只有怀特海的过程论哲学可与老子的文化整体论哲学思想相媲美。
老子预设了“道”这个“世界”的本原，也就是预设了“人”与“自然”共性的“自然性”这个存在论前提。而且老子的“世界”是“关系性”地理解、把握和建构的。在关于世界的言说上。一方面，老子特别强调了世界（或者宇宙）及其万物在生成和演化上的历史关系，其学说凸显了历史的维度，从而也就凸显出了其学说的文化特质——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历史的学说也就是文化的学说；另一方面，老子在关于世界（或者宇宙）以及万物在生成和演化，在关于事物之作为存在和之所以能够存在的言说上，特别强调了世界（或者宇宙）的内在的结构性以及万事万物之间相互依存的（生态的）“结构”关系。老子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第二章）金吾伦先生说：“中国古代哲学中‘天道生生’的思想比‘天人合一’的思想更基本，也更重要。”“老子否定了实体观，主张构成论，在宇宙万物的生成和演化过程中把握道的精神实质。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它在人类思想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贡献。”
历史维度和结构维度正是文化视界（或者文化哲学）最为基本的维度。而且，这两种维度显然不同于西方文化传统中试图建构的（或者已然形成的）那种或者僵硬或者超然的——显然无法规避地涉及到了时间和空间问题的——世界观念。
就老子哲学思想的志趣而言，他关注的根本问题是人的境遇，关注的是人生，关注的是人民的生存状况。对于如此关注，老子构建了一个逻辑缜密、理由充分的自然伦理架构。老子的自然伦理思想，以关于“道”的形而上学预设为出发点，以形而上学的自然规则，来解释、匡正人生与政治的“自然”本真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