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兴起对韩国政治转型的影响

（一） 中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诉求
大韩民国建国初期，拥有美国教育背景，深受美国文化熏陶的韩国总统李承晚曾试图在韩国推行美式民主。但是由于朝鲜半岛以往是受君王专制统治，行政权力凌驾于其它权力的痕迹明显，建国之初的韩国延续了这种政治文化的传统惯性，因而美式的宪政体制在韩国并未得到很好的发展，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体制也并没有遏制住行政权力的过分扩张。原本期望的民主政治模式蜕变为威权政治模式。其后上台的朴正熙、全斗焕的军人政府也继续维持着威权统治的模式。这一模式在韩国经济文化精英缺失，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成为第一要务的情况下，取得了一定的合法性。然而，尽管威权政治模式创造了“汉江奇迹”，在经济上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但在衡量政府合法性的另一维度——政治自由方面，威权政府却绩效不佳。随着经济的腾飞，人们逐渐将关注的重心转移到政治改革上来，争取民主的呼声日益壮大，威权政府的合法性受到挑战。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人
们逐渐高涨的政治自由、政治民主要求，韩国的市民社会已经初具雏形，业已形成社会结构分化的韩国社会，出现了颇具民主理念的中产阶级，这为韩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获得与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地位，中产阶级向威权政府提出了扩大政治参与的民主化诉求，并为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与此同时，部分中产阶级作为现存秩序的受益者，又主张将斗争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规模内，不赞成暴力斗争。作为市民社会的主导力量，中产阶级的两面性使韩国的政治转型更趋向于以平稳的方式进行。这样的政治诉求方式使得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同时也使得民选政府的政权合法性基石得以巩固。当政府与民众之间出现矛盾时，不再是以往的以暴力方式颠覆政府，而是用和平的制度化方式来谋求政治上的共识。总而言之，以庞大的中产阶级为主导力量的政治阶层的兴起，在一方面促进韩国人民政治启蒙的同时，另一方面通过斗争表达自身的政治利益诉求，争取大多数中产阶级成员及普通民众的支持，为日后本阶级登上韩国政治舞台奠定广泛的群众基础及合法性基础。
（二） 政治精英的历史推动
政治精英的历史推动作用与市民社会争取民主的运动是相辅相成的。在大韩民国成立初期，由于经济的不发达和教育资源的匮乏，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相对缺少，这使得政治精英由于面临的政治权力竞争不那么激烈，而容易形成由单一政治精英主导的威权政治。但是，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韩国的市民社会逐渐兴起，从而涌现了一大批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他们与具有民主理念的政治精英
的良性互动，促进了这三种力量结成同盟，共同争取民主。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治精英当属韩国的三任总统——卢泰愚、金泳三以及金大中。面对民主运动的不断高涨以及威权政治体制的内忧外患，卢泰愚发表的民主化宣言所阐述的原则经全民投票被写入了宪法。之前，韩国的宪法也几经修改，但都是为了维护统治者威权统治的需要，唯有此次修宪体现了人民的利益诉求。卢泰愚恰逢其时的民主化宣言也使其在稍后的总统全民直选中以微弱优势当选总统。卢泰愚政府在促进韩国政治民主化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仍不可避免地被视为是军人政权的延续。作为第一位经全民选举产生的文人总统，金泳三在参加民主化运动时曾受到过威权政府的迫害，正因为如此，上台后的金泳三除积极培育市民社会，进一步巩固市民社会在韩国政治中的地位外，还在处理政府与军队的关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使军队保持中立，防止军人干政，此举为韩国的文官政府稳定而持续地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为维护宪政权威，金泳三对前军人政府首脑全斗焕、卢泰愚进行了“世纪审判”，藉此向韩国民众表明了其建立廉洁政府的决心。对于政党之间的竞争，金泳三则采取开放的姿态，加强了政党政治的民主化运作，并促使政党间良性竞争的开展。另一位民主化运动的领袖金大中是韩国第一位在野党候选人成为总统的，他与金泳三在反抗威权政府的斗争中有相似的经历，因而也极大地促进了韩国政治民主的转型。为整合国家力量恢复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的韩国经济，金大中在青瓦台宴请前总统崔圭夏、全斗焕、卢泰愚，此举消除了韩国政党之间多年的隔阂，加强了执政党和在野党的联系。同时，金大中还创建了新党，从而使韩国政党政治的制度化进程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些政治精英的出现代表了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为表达中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诉求而不懈努力。其上台后的政治实践使得韩国的民主化进程进一步向前推进。
（三） 民众基督教斗争精神的弘扬
韩国学者李相沃认为，韩国“无论政治制度或政治思想，几乎是照搬美国的政治制度或思想。这样就产生了韩国人民价值观念的混乱及互相矛盾。此种矛盾现象，从政治和社会领域到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全面地对韩国人民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63）。而作为西方世界的精神支柱的基督教信仰自然对韩国民众争取民主的过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韩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是与儒家文化一脉相承的，儒家文化注重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强调维护现有秩序，这就无法为民众反抗政府威权统治提供思想武器。儒家文化以“和”的思想为主导，不具有反抗压迫的精神，而基督教在韩国的迅猛发展恰恰为韩国民众提供了反抗的思想武器。在威权政府的专制统治下，教会主动承担起了维护人权，争取民主的使命，连原先政治立场趋于保守的天主教也加入了这场争取民主权力的斗争。民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金泳三、金大中本身就是基督教教徒，基督教的平等、民主思想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他们毕生也是为实现韩国国民能够更好地参与政治而奋斗。同时，因为基督教的组织性质并不是单纯的国家内部组织，而是跨国的、国际性的组织，因而威权政府在处理教会问题时不得不投鼠忌器，因为一旦处理不当就会引发国际性的纷争，从而基督教的教会活动就为民主人士的民主斗争提供了最好的隐蔽。对此，美国学者亨廷顿有过这样的论述：“教会和教堂活动为人权和正义的活动提供了制度的基础，以及为分享反对意见和信念提供了公共的空间……”[2]（116） 基督教在韩国政治转型中主要起着凝聚人心的作用，政治精英们接受了基督教中进步的思想，从而使用这些思想对韩国民众进行教育，以起到政治启蒙的目的，从而为推动韩国民主进程争取绝大多数的民众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