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文学史研究范式的确立

 一、“换演员”还是“换剧本”：新的研究范式的建立
1985年，在北京万寿寺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上，陈平原首次介绍了他和钱理群、黄子平酝酿已久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使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同行受到了强烈震动。一些批评者不约而同地用了“突破”来描述它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首先刊发《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文的《文学评论》编辑部，对该文作了这样的高度评价：‘《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阐发的是一种相当新颖的“文学史观”，它从整体上把握时代、文学以及两者关系的思辨，应当说，是对我们传统文学观念的一次有益突破。同样，吴福辉也认为，“这个概念可能会引起不同意见，但它确实标志了旧的现代文学格局的突破。”赵园在综述1985年的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时候，认为“文章突破了‘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固有思路，提出的是‘文学史研究观念’的调整等远为重大的问题，其间精彩的议论层见叠出。”是1985年“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
打破固有思路、突破旧的格局、突破传统观念，这充分显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那么，这也提醒我们必须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提出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展趋势中才能认识到这种新的“文学史观”的“突破性”意义来。
文学史的编写显然能够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个学科的研究状况和文学史观念。50年代的新文学史已经成为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专业课程，同时由于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规划，现代文学的边界被清晰界定，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的断裂和区别也被突出强调。在文学史的编写中，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成为最重要的依据，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就是第一步力图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指导编写出来的著作，它完整地叙述了从“五四”到新中国建立30年间的新文学发展史，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基础。这部文学史以其丰富的史料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它论述的作家多达350多人，带有资料长编的性质，虽然对文学现象有一定的概括提炼，但整体上缺乏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把握和探讨。王瑶的文学史出版后受到批评，在批判过程中，新文学史写作的政治标准和文学史等级秩序进一步得到强调。之后，1955年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和1956年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的政治标准越来越明显。1957年之后，伴随着政治运动的频仍，国家意识形态对新文学史编写的规范与控制也越来越严格，文学史写作开始了集体编篡形式，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文学发展始终，丰富复杂的文学史被简化为进步/反动的斗争史。激进主义思潮的持续不断发展，文学史的写作也随着不断变化的政治需要而任意删减、篡改，整个一部现代文学史终于变成了“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的历史，其“史学”面貌形态已不复存在。
“文革”后的现代文学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学科背景下起步的。严家炎在80年代之初就明确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就是：首先“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他认为，“只有从历史实际出发，弄清基本史实，尊重基本史实，把认识统一到作品和史料的基础上，这样总结出来的经验和规律才能比较牢靠，比较扎实；也才能有助于我们较好地转变学风，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显然，“拨乱反正”成为现代文学研究首要面对的任务。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办《新文学史料》，197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这两个刊物作为现代文学学科的专业刊物，见证着“文革”后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翻检一下这两个刊物1980年前后的目录，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在保证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一些“大家”“优先”地位的前提下，“作家作品的重评”和“史料的收集整理”成为两个重要领域。有关现代作家的书信、传记、轶事、回忆、年表等，以及文艺思潮与文学团体的相关材料，逐步得到了搜集整理，为现代文学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这一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思路和重要成就还是史料的收集整理加工方面。这种“史料”建设除了学科建设的“拾遗补阙”、“填补空白”的意义之外，其重要的目的实际上是借助强调“尊重历史事实”、“还事物本来面目”，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文学史研究的“教条主义”、“工具主义”的政治附庸地位。
在后来的研究者看来，80年代初的这种史料收集和作家作品重评的工作是一种“侧重于拾遗补阙的现代文学史观”，“成为80年代突破既有文学史模式以重写文学史的先声”。但是，它的研究格局的变革基本上限于新文学内部，所谓“重新评价”也主要是对新文学的各种成分（左翼作家，自由主义作家，等等）重新估量。凡此种种，也即是说，这一时期的研究虽有着某种开拓性的意义，但并未突破旧有的文学史框架。
整体上的“拨乱反正”阶段之后，现代文学研究就进入了学科自身建设的新阶段。1983年第3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开辟“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专栏，这在一些学者看来，有着标志着现代文学研究进入学科自身的日常的学术建设以后，寻求新的突破的一次自觉的努力。“开创新局面”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话题：“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研究方法的革新”，“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1983年之后，现代文学研究“创新”的焦点已经逐渐摆脱了前一阶段的那种“换汤不换药”的思路，开始集中到了“整体研究”和“宏观研究”方面。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者之一钱理群多次谈到“开创新局面”讨论对他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影响：“也就是在这一次的讨论中，提出‘文学现代化’的概念和标准；现代文学的当代性（这也是樊骏首先提出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内涵和外延；研究方法的革新等问题，你刚才提到的陈学超（他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也是我们那一届的研究生）的
‘百年中国文学’概念，也是在这次讨论中提出的。以上这些讨论，对我们后来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都是有影响的。1985年的创新座谈会就是在这样的讨论的基础上召开的，而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为我们这一代提供一个发言的平台。”
可见，在1980年代前后那种对局部的作家、作品、文学流派“重新估定价值”以后，宏观的文学史视野、综合性的方法革新等等，都在酝酿着学科的研究整体上的突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在这种要求“整体意义上的突破”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显然如钱理群所说，是“学科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从提出者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具体阐释中，“开创新局面”讨论的三个中心话题（文学史分期、研究方法革新、现代文学的当代性）得到系统地整合和提升。
但是，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上面我们已经提到，“打通”近百年来的文学史分期是很多学者的共识，但为什么最终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最终取得了强烈而广泛的反响，成为一个“基本被学界接受的概念”（陈平原语），一个新的文学史研究阶段的界标？显然，较之于此前学者倡导的“文学史”分期上的“打通”而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绝不仅仅是单纯时间意义上的“打通”和空间意义上的“整合”问题，而是一个内含着新的文学评价标准的“理论模式”。在这一个新的舞台上，更换的不仅仅是“演员”、“布景”、“音乐”，而是整个“剧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缘起”中，三人首先谈到的就是这种具有突破性的“新的理论模式”：
陈平原：“思想史即思想模式的历史。”旧的概念是新的概念的出发点和基础。如果旧的概念、旧的理论模式已经没有多少“生产能力”了，在它的范围内至多补充一些材料，一些细节，很难再有什么新的发现了，那就会要求突破，创建新的概念、新的模式。
黄子平：用材料的丰富能不能补救理论的困乏呢？如果涉及的是换剧本的问题，那么只是换演员、描布景、加音乐，恐怕都无济于事。
陈平原：所以，我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不光是一个文学史分期的问题，跟一些研究者提出的“百年文学史”（1840-1949），或者近代、现代、当代中国文学的“打通”所有这些主张都有所不同。我们是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不可分割的有机进程来把握，这就涉及到建立新的理论模式的问题。
可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者一开始都非常明确地意识到，他们要做的既不是“用材料的丰富”来“补救理论的困乏”，也不是从时间和空间概念上扩大“现代文学的内涵和外延”，“打通近现当代文学”，而是一种“建立新的理论模式”的诉求。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一套相应的文学史书写和研究范式。在以“新的理论模式”建立的“整体观”背后，构建的是蕴含着现代化立场的启蒙文学史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