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观”：如何“打通”？

 一如钱理群所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中心就是要提出一个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观”，把以往割裂的文学史分期重新“整合”起来。在他们的“主打产品”——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篇长论中，这一概念的定义和内容如下：
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
目前的基本构想大致有这样一些内容：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最后，由这一概念涉及的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由是可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起点，“中国文学汇入世界潮流”是其特质，而“改造民族灵魂”是其总主题，在这样的概括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显然没有把“近代文学”整合进来，这显然与此前“百年文学史”及其他整合“近代、现代、当代”的“打通”有着明显的区别。在钱理群等人看来，这样的观点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说的，“鸦片战争”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显然构不成转折的意义。戊戌变法后文学才开始了与古典的“全面的、深刻的‘断裂…，而这种断裂“一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才最终完成了这一‘断裂’，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越过了起飞的‘临界速度’，无可阻挡地汇入了世界文学的现代潮流”。
虽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把“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的“起点”提到了19世纪末，但“五四”才是“现代文学”之所以“现代”的决定性因素。在随后的“三人谈”中，很多东西显然都是从“五四”谈起的，“五四”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中的制高点地位再次得到强调。
为什么不将“五四”直接作为“起点”，这里面有着一种策略性的意味。“五四”作为一个不断被阐释的概念，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和领导权的阐释不但是一个学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说得很明确，中国的文化战线在“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五四”以前，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之后，是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领导的，属于世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这种权威解释在1980年代前后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许志英在1983年发表《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探讨“五四”文学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文章认为。“与其说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思想，不如说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更符合历史实际。”
许志英的文章发表不久，恰逢1983年的“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据后来钱理群回忆，说胡乔木看到这篇文章后勃然大怒并指示立即批评。严家炎、林非、樊骏、杨义等都发表了批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重新按照《新民主主义论》的判断来将“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领导权给予区分。但是，在钱理群等人看来，许志英的文章“代表了当时比较敏感的学者的看法，文章发表以后，实际上得到了学术界很多人的赞同”的，而且在私下的讨论中，钱理群他们也是“赞同许志英的观点的，但都觉得许老师太老实，不应该这么直接去碰”，所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采取了另一种策略：把时间从‘五四’提前，这样就把问题消解了。”
许志英的文章及其论争让钱理群等人产生了警惕。所以，他们一方面将“起点”提前以“回避问题”，另外一方面也使他们迫切地意识到文学获得独立性的重要性。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将时间往前提，也部分使这个概念能够从革命史的附属中解脱出来。
“起点”的提前和节点的“未知性”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者的“主体性”充足的发挥。《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显然采取的并不是对研究对象的具体阐释，而更多地依赖于研究者的“假设”和“印象”的“宏观概括”。在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特征表述中，“五四”显然成为核心元素，它既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开始汇入“世界文学”的伟大起点，也是整个文学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制高点，不言而喻，它也是衡量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参照系统”和“价值标准”。在这样的参照和标准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才可能被描述为“走向世界”的文学、“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以“悲凉”为美感特征的文学、艺术思维不断现代化的进程等等。所以说，“五四”才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核心元素，套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没有“五四”，何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仔细分析，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话语叙事中，“新时期”也构成了一个回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视角。可以说，“新时期”文学正是重新发现“五四”的“推进器”。学者樊骏就敏锐指出：“看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章，看陈思和论新文学研究的文章，都使人感到他们的这些思考和结论，直接受到新时期文学思潮和流向的启发和推动，甚至可以这样推测，如果没有新时期文学，他们不一定会有这样的思考和结论。在那些把现、当代文学统一起来划分历史阶段的主张中，也可以看到是新时期文学的鲜明特点和突出成就，使人们着重考虑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曾经走过的曲折道路。”¨¨
在19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文化启蒙的语境下。“五四”在这里被理解为多元的、自主的、民主的、走向世界的文化图景，五四文学也被赋予了明确的启蒙话语特征。以五四新文学为参照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便呈现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一个“上升一回落一上升”的线性发展，在其中，“五四”和“新时期”是两个高潮。
通过将“五四”和“新时期”首尾呼应的对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被叙述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贯穿其中的显然是启蒙和现代化的价值标准。而在这样的思路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50-70年代文学被排斥在这种启蒙历史叙述之外，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性的确是通过“选择、取舍、删削、整理”而成的。
这种“从‘五四’到‘新时期’的”的叙述被学者戏称为“新两点论”和“拣好的拿”。更重要的是，这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的“新两点论”在后来不断被国内外学者加以修补完善，但无不遵循“拣好的拿”的原则，将自己认为不应该遗漏的“有价值的”文学史现象填充进来。
但是这个不断被丰富完善的文学史却始终蕴含着一开始便潜在的一种“排斥”机制。“很多学者都注意到‘现代化文学叙事’是一种意识形态（旷新年），但却没有注意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整体观’同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以方法论的‘客观性’和‘创新性’为掩护，实际上完成了意识形态上对‘异端’和差异的压制和忽略。”
实际上，并非今天的学者才注意到这个“压抑和忽略”，据钱理群回忆，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发表后不久，王瑶便很严肃地批评他们：“讲20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响？”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次座谈”中，洪子诚、张钟、孙玉石等学者都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避开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没有很好地处理好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那些“没有说出”的内容往往比“说出”的内容更重要，“症候阅读”理论认为，正是那些被有意无意“遮蔽”或“遗漏”的内容才真正凸显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特征。正是对一些重要问题的回避和遗漏，才使得从“五四”到“新时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才能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这种描述中，“50-70年代文学”乃至“革命文学”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是处于低谷阶段，这些阶段的文学“不太像文学”，与此相比“五四”和“新时期”成为两段“纯文学”。这种以“五四”、“新时期”文学的“文学性”来对比“当代文学”（主要指50-70年代文学）的“非文学性”在当时显然具有一定代表性，而关于“前三十年”文学（现代文学）成就大于“后三十年”（当代文学）的说法也早已有之。“新文学整体观”的提出者陈思和在接受访谈时就直言道：“我们和老钱他们都认为五四文学肯定比当代好，我们的基本描述就是把它连在一起对比着看，……这是我们的基本思路。”这个思路在80年代末期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中，得到了更为明确和充分的表达与实践。
将“新时期”文学的源头越过“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而直接追溯到“五四”，这是典型的“新启蒙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一种文学史叙事。“新启蒙主义”通过将“50-70年代隐喻为封建主义”，将“新时期”自比于“五四”，确立了启蒙话语的合法性地位，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同样将“50-70年代”建构起来的“当代文学”叙述为“非文学”的文学，从而奠定了启蒙文学史观在80年代的合法性地位。这种“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方式，正是1980年代启蒙和现代化叙事的典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