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世界眼光”与现代化叙事

 “文革”后文学界念兹在兹的，莫过于如何使文学摆脱政治获取自身的独立性。1980年代的文学正是在这条“去政治化”而“重返自身”的道路上蜿蜒前进。作为·种文学史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者同样也有着这样强烈的诉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但是，如果与稍后的上海学者的“重写文学史”对“审美性”这个“纯文学”标准的执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却并不单单强调文学的审美特征。它既强调从文学的“内部”来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征，同时又对文学“改造国民灵魂”这一启蒙特征进行了充分肯定。而且，“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并没有完全拒斥从“政治角度”考察文学，而是在批判“只从政治角度”这个“工具论”文学观的同时，提出了更广阔的概念——“文化”。
在谈到文学研究如何既要“走进文学”又要“走出文学”的时候，陈平原引入了文学研究的“文化”角度：
“走进文学”就是注重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强调形式特征、审美特征；“走出文学”就是注重文学的外部特征，强调文学研究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心理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伦理学等学科的联系，统而言之，从文化的角度而不只是从政治角度来考察文学。
进一步说，“文化角度”就是既包含了“政治角度”，但又不止于“政治角度”，它具有更广阔、丰富的内涵。“文化”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显然是一个关键词，尽管三位提出者都认识到“现在谈文化是很危险的事情，随时都可能犯‘常识性错误’”，“文化似乎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口袋，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但是，他们还是心照不宣地畅谈起了“文化”，并对当下的“寻根文学”给予厚望。“文化”这个词以宽泛而模糊的内涵，既担负着文学摆脱政治束缚的努力，又成为研究者的参与民族文化重建的新途径。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如此关注“文化”，不能不说和此时“新启蒙”思潮的“文化热”有着显而易见的关联。1980年代中后期，“新启蒙”思潮的重心从政治批判转向了文化反思，“中西文化比较”和“民族文化重建”成为这一时期的人文知识界的核心。
“‘文化热’作为契机，或者中介，让所有学科的学者，都能够站出来，表达他的关怀。……几乎所有读书认字的人，都敢谈‘文化’，或借‘文化’谈‘政治’，体现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可以这么说，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特别像‘五四’时期的青年，集合在民主、科学、自由、独立等宽泛而模糊的旗帜下，共同从事前辈未竟的启蒙事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借助的正是“启蒙”、“现代化”、“民族意识”等一整套“非政治”的文化表述将自身的“政治性”充分自然化了。
与“文化”同时被引入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还有“世界眼光”，它也成为观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参照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成为“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后来的研究者都能够轻易地指出这些表述背后的“中国/世界”、“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许多文化批评家都已注意到民国时代和20世纪80年代的相似之处，他们指出80年代是一个追求文化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新’启蒙时代。……这股思潮的格言就是‘走向世界’。”但是却没有注意到这种“二元对立”背后，“世界眼光”和“文化角度”的融合，“中国，世界”的对比恰是在“文化”范畴中被表述为“传统/现代”的对立。
这是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典型叙事。“文化热”中产生的两套著名的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走向未来》以及另一本影响非常大的著作《走向世界文学》，书名就蕴含着非常有意思的象征意味：从空间上看，中国是外在于“世界的”，从时间上看，“世界”代表着“未来”，而中国走向未来的途径就是走进“世界”。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倡导者那里，“‘现代化’首先是一个与‘世界文学’结合在一起的概念”㈨’，“现代化”与“走向世界”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走向世界”就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而“现代化”归根结底就是“文化的现代化”，“文化”、“世界眼光”和“现代化”立场就通过这种表述融合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文学史叙事。这即是陈平原所谓的“现代化文学史叙事”：“说白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用‘现代化叙事’来取代此前一直沿用的阶级斗争的眼光。”“以‘革命’、‘政治’、‘阶级斗争’作为文学叙事的框架，这是有问题的。我们改用现代化进程，以及世界文学背景，来思考并定位近百年的中国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通过“文化”这一中介，实现了从“革命叙事”到“现代化叙事”的文学史叙述的范式转换。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里，“现代化”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理论预设和“认识性装置”，构成了研究者确立文学史观念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出发点。而研究者们的那种自信也正依赖于对现代化理念的乐观态度。
重新认识历史，正是源于现实的需要。我们如今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现代化”叙事的问题，是因为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受挫，那么1980年代的“现代化”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中心话语，也是因为中国社会迫切地需要现代化。一些海外学者曾细心地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与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所作的概括中的一段话比较，发现二者的表达是惊人地近似，不同的是前者针对文学，后者针对经济。时过境迁之后，钱理群对自己80年代文学史研究中的“现代化”立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80年代乐观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时代氛围的影响，我对中国社会与文学的现代化的理解与前景预设是充满理想主义与乌托邦色彩的；我几乎不加怀疑地认定，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的现代化的理想模式；西方现代化模式与现代化本身必然产生的负面，则基本上没有进入我的观察和思考视野。”
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叙事”是80年代“新启蒙主义”文化语境的产物，那么对它的反思不仅要从这一历史语境中跳出，还要依赖于新的理论视角的发现。1980年代中国所接受的是流行于冷战后美国产生的“现代化理论”，它是从一个国家的内部来考虑现代化的问题，并把“文化”的落后作为后发展国家迈进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受此影响，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成为1980年代文化大讨论的重镇。1990年代以来，在大规模“反思现代性”的潮流中，“第三世界理论”、“全球化理论”以及新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引入，使对1980年代的流行的“现代化理论”有了新的认识和反省。在全球化的视野中，不仅第三世界国家和西方中心国家的冲突是后发展国家落后的重要原因，现代化的途径和标准也不再是参照单一的“西方模式，而有了多元化特征。学界的研究开始了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转变，对于“现代化”的单一的本质化的理解逐渐成为一种多元的、复杂的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现代性”知识。海外学者王德威、刘禾、李欧梵对中国文学多种“现代性”的发现，国内学者汪晖提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李扬对“50-70年代文学”现代性的重新解读，程光炜等倡导的“重返八十年代”等等，这些反思突破了80年代启蒙语境和现代化的知识局限，都是对“新启蒙”语境下形成的“现代化叙事”文学观念的质疑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