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革”童年叙事的代别症候

 一、颠覆与无可依傍的救赎
许子东指出“红卫兵一知青”视角的“文革记忆”的基本主题是“我或许错了，但决不忏悔”，几乎每个主人公都要反省、感谢、惭愧，但不忏悔，包含了“什么结果也没有，却仍然歌颂过程”的“红卫兵一知青情结”。他所进行的文本归类和主题解读方面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如他将《动物凶猛》与《晚霞消失的时候》、《一个红卫兵的自白》等小说归为一类，而笔者认为《动物凶猛》不能归入他所概括的“红卫兵心态”写作。虽然王朔对轻狂无知的少年时光的确有“不忏悔”的意思，但是他的“不忏悔”有别于红卫兵的“不忏悔”：前者的“不忏悔”是因为感激“文革”动乱岁月给了孩子们千载难逢的“自由”的好机会，让他们可以不受学校和家长的管束而自由玩乐，是对不受限制的自由的欢呼；而后者的“不忏悔”，是作为一个红卫兵的政治性告白，是对曾经赤胆忠心地追求政治信仰这一历史行为的坚决肯定。《动物凶猛》与《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存在“质”的不同，前者表现的是没有信仰、无所事事的“边缘”少年自由而迷乱的生活，后者表现的是有热烈信仰并为之奋斗的“中心”少年——比前者年长几岁且处于时代旋涡的中心——明确的时代追求。从代际心理分野来看，六十年代生人具有强烈的匮乏和缺损的感觉，因为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精神支撑，只要“问一问‘我’的来路，找一找自我的精神起点时，我就总是一下子想到这四个字：出身贫寒”。时代的精神贫寒严重影响着孩子在长大成“人”中的主体性建构。苏童的《桑园留念》、《刺青时代》等“文革”童年叙事主要写城市少年的成长经历，其主导体验是孤独和无助。尽管他们逃离了学校的束缚、摆脱了家长的严厉管教，然而却遭遇了“自由”的困境，混乱一片的成人世界给他们的成长带来了生活的混乱和内心的迷乱。在人生信念与人格建构的成长关键期，“文革”时代的滚滚“红”尘遮蔽着他们的眼睛，他们或受成人世界吵闹的锣鼓声的鼓动而盲目跟从，或在黑暗中听凭自身的原始冲动而莽撞奔突，饱胀的成长期心灵失去了精神的真正指引和规约，变成了野性且带着愚昧的跑马场。他们起哄、斗殴、相互模仿和报复，青春期的骚动用过于激烈甚至恶劣的形式发泄出来，而这种盲目的发泄并不能消除他们内心深处渴望长大成人的焦虑与无处可去的被遗弃感，如苏童所描绘的：“一个无所收获的童年等待着未来，但是在什么地方等待呢？是在一个很大很深的坑里。”
童年经验的印象存在于成年后的个体潜意识中，对早年“镜像”的体察往往会让成年心灵因意识到成长困境的延续性存在而倍感焦虑，即使在对童年记忆的勇敢直面中也难以彻底摆脱甚或更加痛切。刘恒在关于“文革”童年经验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逍遥颂》中的《逍遥跋》里如此写道：“钻出那孔垃圾道于今超越二十年。岁月荡尽这段间隙，漆黑无助的感觉仍在。何止感觉，有时竟暗知自己仍在一眼无尽头的洞里跋涉，身心几近糟朽和腐败。为求生求强计，特作《逍遥游》。游后感觉若何？心头恰又黑中添了黑了。”作者在对乱世童年的回顾中发出这段亦悲亦狂的夫子自道，充溢着嬉笑怒骂的暴烈之气与自嘲之意。他将“文革”中热烈呼号的“万岁”一词的谐音戏谑为“完了”、“碎了”，不仅是对那段荒唐、错误历史的否定，也是对少年人的心灵成长遭“文革”损毁的激烈谴责，包含着对“碎了”的精神难以痊愈的深切痛悼。
相比之下，参与政治运动的红卫兵对自己“文革”时光的追怀没有这般的懊恼。他们在“文革”的当年就不曾感到“漆黑无助”，他们对自身的身份命名表明他们具有鲜明的革命信仰——自觉肩负神圣的时代使命，保卫“红色政权”、保卫心中“红太阳”毛主席；而在他们书写“文革”记忆时也全然没有“黑上又添黑”的“身心几近糟朽”之痛感，当年那壮怀激烈之豪情依然流淌于笔尖。“文革”结束后的1987年，曾是“共和国第一代青年人”，当过红卫兵和知青的梁晓声，在写作知青小说《雪城》的同时，完成了自传体长篇小说《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他的朗朗宣言：“我曾是一个红卫兵，我不忏悔。”它追叙的历史岁月始于“文革”开始的1966年，十七岁的梁晓声正上初三。在事隔二十年之后，对过往历史的检视心态依然如当年身在其中一样的“痴心不改”，即使在反思中发现自己曾经犯下了一些错误，也“我心不悔”。这种坚定的姿态表明了《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不是卢梭式的《忏悔录》、巴金式的《随想录》。梁晓声在写完《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之后，似乎对红卫兵的光辉历史书写还不过瘾，在199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年轮》第一部中又追记主人公在1961年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童年成长。书中题记是：“诞生自磨难岁月的，也有宝贵的成熟……”在总结历史后的这句心语依然保持着《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宣言的历史肯定和自我认可感。关于创作红卫兵“文革”记忆的动机，梁晓声在《一个红卫兵的自白》的结尾表白：“如今这一切（引者注：指红卫兵行动）是早已成为过去，成为历史了。它成为过去是真的。但它真的成为历史了么？它记载在历史的哪一页了呢？哪一页也没记载着。……但愿我的这篇‘自白’，可当为历史的一份‘补遗’，权作对那些为‘文化大革命’而死的人们的悼词，亦权作对我们千百万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的肤浅的‘箴言’……”作为运动亲历者的梁晓声，对红卫兵成长岁月多少带有一种自豪感。尽管关于红卫兵的历史总结已有公论：红卫兵是时代的牺牲品，有些还是作恶者，他们把满腔热血奉献给一个虚幻的理想祭坛。但是，在梁晓声们对“红色理想”的信奉和维护中有着一份难以撼动的虔诚，且葆有一份历史主体感。
促使梁晓声创作《一个红卫兵的自白》的缘由还缘于一个跟六十年代生人相关的问题，他看到“‘文革’开始那一年他们刚几岁……待他们或她们读到中学，稍谙世事，‘文革’便已结束。他们对‘文革’‘怀有许多困惑”。作为“兄长”，他想为没有赶上历史班车的“弟弟/妹妹”讲述那段历史，但其实在他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那些“困惑”的“弟弟”们已经凭着幼年时期的旁观者记忆开始了对“文革”的另类书写——如苏童1984年开始写《桑园留念》系列，并且这种不无反拨性的书写对“兄长”笔下流露的虔诚感和自豪感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当声言“我不忏悔”的梁晓声们在“文革”后依然充满激情地肯定红卫兵的正义性时，那些曾经羡慕红卫兵的长大了的“弟弟”则充满戏谑地消泯红卫兵头上的“光环”，如王朔在《看上去很美》中对这些“风光”、“正义”的红卫兵的冷嘲热讽，刘恒在《逍遥颂》中对模仿红卫兵的“赤卫军”英勇壮举的颠覆等，在戏谑被模仿对象的同时，也嘲讽了模仿者。
“文革”童年叙事着力于颠覆红卫兵视角叙事中代表权威或信仰的“父亲”。“文革”结束多年后，曾提出“红卫兵”这一命名的张承志依然怀着与红卫兵情结一脉相承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执着寻“父”。他在《金牧场》（1987）中写了红卫兵长征追逐红军梦。将年轻心灵的伤痛升华为理想主义诗篇并视之为一种成长仪式。《北方的河》沿袭红卫兵时代的“寻父”使命，只不过所寻之“父”的内涵上已经有所改变：少年红卫兵追寻的是伟大领袖这个“精神之父”，而《北方的河》中已经考取研究生的青年“他”则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融自然、历史和文化于一体的更自信而强悍的“父亲”。在“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这批曾经的“文革闯将”其实也面临着如何处理主体建构的焦虑问题。有论者认为，“张承志的抒情是对焦虑的浅薄理解，正如梁晓声对焦虑的草率超越一样。”尽管这种焦虑的处理的确有些粗率，但他们通过对成长岁月的追叙和寻找，这一代人至少在精神上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历史主体感甚或个体自足感。而六十年代生作家则早已抛却了这种也许在他们看来显得幼稚可笑的上一代人的成长依傍，转而开始“审父”甚至“渎父”。他们在“文革”童年叙事中对父亲或戏谑、或怜悯、或蔑视，甚至在行动上走向极端性的“弑父”。王刚的《英格力士》中，少年刘爱讥讽了父亲不敢捍卫尊严的懦弱，在与父母的冲突中，刘爱总结了一条“真理”：“永远不要相信父母对于孩子的爱是无限的，除非你没有像我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童年。真理是什么？是父母让孩子在孤独中忍受饥饿，因为他不懂政治而给父母带来了麻烦。”这个结论戳穿了被政治异化的亲情。艾伟的中篇小说《家园》也具有“审父”的寓意。行为古怪的哑巴小男孩古巴是“文革”中饥荒年头光明村的“先知”，光明村两位“父亲”般的领袖——代表政治权力的村支书柯大雷和代表人性欲望的巫婆的儿子亚哥，在古巴的审视下本质毕现。李冯的《碎爸爸》中的儿子“我”在对父亲这个异己力量的嘲弄性审视中，轻松地粉碎了自己儿时的主宰者形象。
六十年代生人在“文革”童年叙事中对“兄长”和“父亲”进行了颠覆性亵渎，尽管他们拥有边缘位置和时空距离带来的智性观照，并暂时获得一种优越感，但是终究摆脱不了无人拯救亦无力自救的没落感。红卫兵—知青视角故事有一种“难中获救”的方式，“最常见的是男主角爱上知识女性”，如《晚霞消失的时候》中红卫兵李淮平爱上气质高雅的女孩南珊，因而在抄她家时逐渐放弃了凶狠而变得温和。红卫兵、知青主人公在难中获得异性解救时，追求的是同情、关心、理解，远胜于对身体的迷恋和占有的渴求。其“拯救者”是美丽与智慧的“女神”，与肉体无干，且往往比被拯救的男性更有文化修养，是灵魂层面的引领者。安排“拯救者”，意味着小说人物乃至作家自身的主体建构中有了方向感，因此其主体性的确立不会有太多的迷惘。然而，六十年代生人的笔下，少年生命中基本没有“救星”，他们魂牵梦萦的不是红卫兵、知青心目中智慧的“女神”，而往往只是在成熟的肉体上诱发少年性欲望的某个性感女人，不仅不能在精神上给他们指引，反而使没有自控力的少年因为性冲动的困扰而被推向了更大的迷乱之中。如《桑园留念》中风骚的丹玉对几位少年的诱惑，并最终导致迷恋她的少年毛头用死亡这种非正常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动物凶猛》中的马小军在与情敌争风吃醋时，对恋人米兰的形象指认为：“她在我眼里再也没有当初那种光彩照人的丰姿……纯粹一副贱相！我再也不能容忍这个丑陋、下流的女人。”他在冲动中亲手毁灭了自己的梦。在迷乱中长大的少年一般也无处忏悔、无处皈依，失去了情爱救赎可能的这一“代”，在其主体性建构中有着更深的困惑和焦虑，“阳光灿烂的日子”其实已经“乌云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