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人：构筑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石——论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1991年1月，新加坡国会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将“国家至上，社会优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作为新加坡的主流价值观。20余年来，为贯彻实施共同价值观，新加坡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价值观教育。如今，共同价值观不仅在新加坡逐渐深入人心，而且得到了新加坡所有宗教和种族社群的广泛认同，乃至成为促进新加坡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和谐的强大精神和文化力量。我国在2006年底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12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借鉴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的成功经验，有助于开阔我国价值观教育的国际视野，在更广阔的国际背景中寻求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有效途径。

一、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提出的背景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加坡提出共同价值观教育，并不是应时而作，而是新加坡政府经过反复论证、长期酝酿和深思熟虑的结果。共同价值观教育的提出既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又有复杂的国际政治原因。

（一）整合多元社会文化价值观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信仰和多元文化的国家。“多元性”是新加坡的一个主要特征。这种多元性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敏感性。多元性问题处理得好，它可以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动力；处理得不好，则会给社会带来强烈的震荡和动乱，甚至使国家和社会陷入混乱和瓦解。正如李光耀所言：“我们是汇合了来自中国、印度以及马来世界不同地域的移民，我们必须传授给我们年轻的一代以共同的基本行为准则、社会价值观以及道德教条。这些准则、价值观以及教条将能塑造完整的未来新加坡人。”[1]（P391）“我们无法消除各不同种族集团之间的文化和宗教差别。可是，我们却必须创立足够的共同价值观以及一个单一的国家观念。” [1] （P550）

为了塑造“完整的未来新加坡人”，培育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和“单一的国家观念”，整合多元社会文化价值观，1988年10月，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吴作栋提出以新加坡各族的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制定国家共同价值观，并成立了专门负责制定共同价值观的机构——由李显龙担任局长的国家意识局，发起新加坡大众参与共同价值观制定的大讨论。

（二）解决年轻一代价值观危机

新加坡自建国后，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在短短几十年内迅速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列。关于新加坡成功的原因，李光耀指出：“新加坡成功的一个最强有力因素，就是50到70年代那一代人的文化价值观。由于他们的成长背景，他们肯为家庭和社会牺牲。他们也有勤劳俭朴和履行义务的美德。这些文化价值观帮助我们成功。” [1] （P418）

但是到了80年代，对于新加坡年轻一代来讲，他们物质生活条件优越，备受父母宠爱，父辈建国创业的艰辛对他们来说既陌生又遥远。现代科技和资讯的发达，使新加坡年轻一代的价值观与父辈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王永炳教授指出：“一般年轻人已经以‘5C’（5C，是5个英文词的开头字母：即Car汽车，Cash现金、Condominium共管公寓、Credit Card 信用卡、 Club俱乐部会员证——笔者注）来衡量个人的成就，以品格情操作为个人的成就的人是少有的现象。” [2] （P81）安逸的环境使新加坡年轻人滋生了自私、怕苦、贪图享受、好逸恶劳的毛病。在各种文化价值观前，他们表现出了迷茫困惑、不知所从。

针对这种情况，新加坡领导人和教育界人士都深感担忧。1989年1月，黄金辉总统在议会开场演讲中指出，270万新加坡人对来自西方的外部文化影响是极为开放的，这使得他们“与国外的新思想、新技术有着密切的接触”，但也使他们向“外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开放。他指出：“以往支撑我们发展的传统的亚洲道德、责任和社会观念，正让位于较为西方化的、个人主义的和自我中心的生活观”。他认为有必要确立新加坡各民族和宗教团体所共有的核心价值观，“它们应体现作为一个新加坡人的最基本点。” [3] （P294）为了保留和传承新加坡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抵御西方一些消极文化的影响，化解新加坡年轻一代价值观危机，新加坡政府认为必须在社会上尤其是年轻人中间大力弘扬共同价值观，这是关系到新加坡未来兴衰存亡的大事。

（三）回应西方国家的人权外交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向发展中国家推行人权外交，把人权作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条件，以此推进全球民主化。在新加坡与西方人权外交的冲突中，最主要的对手是美国。虽然新加坡在安全和经济上对美国有所倚重，但是人民行动党在执政理念、执政方式以及对待民主、人权、价值观等根本问题的看法上与美国大不相同，这也致使两国在一些外交事件上产生分歧，有时冲突还很激烈。20世纪80年代中，新美两国因新闻自由问题产生分歧，后又因外交官事件和90年代的迈克·菲事件再起波澜，与美国的一系列冲突把新加坡推到了人权外交的前台。为了抵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人权和民主说教，回应这些国家的“人权外交”，新加坡提出共同价值观，以此表明新加坡在价值观和文化方面的立场和态度以及坚定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

二、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的内容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的内容以新加坡国会发表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为依据，将“国家至上，社会优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作为共同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内容。关于“五大共同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国内学者多有阐述，本文不再赘述。这里，笔者想就共同价值观内容的特点发表以下看法。笔者认为，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体现了主导性与多样性的统一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是在博采新加坡各种族价值观念共同精华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异中求同，达到了多元的统一。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新加坡各种族在价值观念上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但也有相通之处。如儒家文化和马来文化都以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和谐为终极目标，都提倡宽容、正义、仁慈等美德，都秉承群体意识超越个人意识的价值观，这与西方文化中强调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文化是相异的。新加坡政府通过有意识的鉴别和选择，使各个价值观之间的互斥性减少到最低限度，求同存异，最终形成能为新加坡所有宗教和种族社群广泛接受的“共同价值观”。

但是，新加坡政府也强调，一元性并不能取代多元性，必须以多元性为基础。共同价值观不等于儒家价值观或其他任何一种宗教价值观，不同种族和不同信仰的人民可以通过根据本族文化特点和宗教教义去丰富和实践共同价值观。正如李光耀所言：“请别忘记，这五大共同价值观，并不等于是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华人还必须依靠儒家思想、道家学说和中国民间传统价值观来相辅相成。马来人和印度人也必须分别依靠马来风俗习惯和回教，以及印度风俗习惯和兴都教来补足。如果我们把这些不同背景的文化混成一体，我们所得到的是非驴非马的东西。” [1] （P419-420）

（二）体现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与互补

新加坡地处东西方文化交汇点，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新加坡成为亚洲和欧洲联系的枢纽。正因为如此，李光耀指出：“东方和西方的精华，必须有利地融汇在新加坡人身上。儒家的伦理观念、马来人的传统、兴都人的精神气质，必须同西方追根究底的科学调查方法、客观寻求真理的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 [1] （P391）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吸取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华，将东方的群体主义、家庭观念与西方尊重个人、协商民主的思想相融合，探索出了一条新的文化道路。它既包容了东方各文化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精髓，奠定了一个主权国家所应有的基本价值取向，也为其他国家在文化全球化中如何选择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

但是，在处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的问题上，新加坡还是有所侧重，它是以东方文化为主的。因此从本质上看，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仍属于亚洲价值观或东方价值观。新加坡政府在《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中强调新加坡“在关键方面是一个亚洲社会”，并且仍将如此。“尽管我们讲英语、穿西装，但新加坡人不是美国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如果在更长的时间里新加坡人变得与美国人、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难以区别，或者更坏，成为他们可怜的仿制品（即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那我们就丧失了与西方社会的区别，而正是这些区别使我们能够在国际上保持自我。” [3]（P295）

三、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实施的途径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实施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主要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以及法治管理等。

（一）学校教育是共同价值观教育实施的主渠道

目前新加坡中小学学校德育的指导性文件就是政府发表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学校以共同价值观为指导，重新设计教材，改革和创新了教育方法。

1992年，新加坡小学开始使用新的《好公民》教材，它由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道德教育组编写，并专门聘请了教育部德育顾问巴尔赫切博士担任组长。按照共同价值观教育的要求，课程编写者将开设这门课程的宗旨描述为：培养具有以下美德的好公民：即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维护组成社会的家庭、加强种族和宗教间的宽容大量和相互体谅、协商解决问题。

新加坡中学德育按照教育部在1992年新颁布的《公民与道德教育大纲》实施。《大纲》规定了中等教育必须培养的五大伦理价值观念，它们是国家利益高于社区利益，社会利益先于个人利益；家庭是社会的基础；支持社会，尊重个人；珍视团结、防止冲突；实现种族和宗教平等。中学德育教材《公民与道德》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增加了国家建设、各民族间共同价值观的认同以及各宗教与种族的信仰与风俗等内容，以培养学生的共同价值观。

（二）家庭教育是共同价值观教育实施的重要基础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吸收了儒家传统价值观中家庭本位的思想，大力宣扬家庭的价值，强调家庭的意义。要培养新加坡人的家庭观念，就必须加强家庭教育。新加坡领导人认为家庭是培养年轻人正确价值观的重要场所，家庭环境以及父母、祖父母等长辈的行为习惯对年轻人价值观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学校教育所不能替代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李光耀指出：“新加坡未来的进步，大体上系于家长如何教导他们的子女而定。政府提供机会，如果家长不训练他们的孩子，政府是无能为力的。” [1]（P341）

至于如何实施家庭教育，新加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倡导在家庭成员中要“恢复正确的称呼”。李光耀指出：“五伦里的权利和义务受到适当的遵循，社会就会稳定和有秩序。各种不同程度的血缘关系，在每个亲戚精确的称呼中表明。……每个称呼都附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 [1]（P400）因此，“恢复正确的称呼”可以使家庭成员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使家庭更加和谐与融洽。另外，政府还提倡保留一些传统的家庭习俗，如华人社会除夕家庭团聚，新年拜年、清明祭祀等风俗，认为这些风俗可以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增加家庭的凝聚力。

（三）社会教育是共同价值观教育实施的重要形式

除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之外，新加坡的大众传媒、居民委员会等社会机构在共同价值观教育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有力补充。

新加坡政府对广播、影视、报纸等大众传媒管理得相当严格。李光耀指出：“我们要大众传播媒介加强而非破坏我们的学校和大学所灌输的文化意识和社会态度。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创造出一种气氛，让人民在这种气氛中更热心于求取知识，接受先进国家的技能和训练。” [1]（P526）因此，新加坡政府对电影电视类节目进行了严格的管制，规定凡有伤风化、不利于青少年道德培养的节目不得在电视上播出，并严禁一切有色情暴力内容的书籍、杂志以及音像制品的出版发行。

新加坡的居民委员会是政府的二级管理机构，主要负责加强居民之间以及居民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到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69个组屋区已成立了230个居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经常会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如睦邻节、各种传统节日联谊会等来加强居民之间的联系，使不同种族的居民之间加深了解，做到团结和谐。

（四）法治管理是共同价值观教育的有效补充

新加坡是一个法治国家，一向以法治严明而著称。在共同价值观教育上，新加坡注重将教育与管理相结合，使道德的“软约束”与法律法规的“硬约束”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共同发挥作用。

在新加坡，一项新的法规出台，总是先广泛进行宣传。如取缔野狗运动、乞丐运动、灭蚊运动、清洁和绿化周运动、不乱倒垃圾运动，政府都是轰轰烈烈开展一场宣传运动。宣传期过后，再进入执行阶段；执行初期，有违法者处罚从宽。过了过渡期，再有以身试法者，则严罚不贷。因此在新加坡，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警示牌，如“禁止乱扔垃圾”、“禁止横穿马路”、“禁止攀越围栏”、“禁止垂钓”、“禁止吸烟”等，在各种“禁止”的条文下，还明码标价，注明了违禁罚款的价码。正是这些警示牌，使新加坡人养成了讲公德、守秩序的文明习惯，造就了一个现代化花园国家。

四、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启示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对新加坡政府主动采取建立统一的共同价值观的做法大为赞赏，称赞这项举动是“新加坡要界定各民族和宗教社会群体共同的、区别于西方的文化认同，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和有见识的努力”。[3]（P295）联系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实践，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的成功，可以给我们如下启示：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应正确处理好主导性和多样性的关系

新加坡在保持多元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努力寻找和挖掘各文化间的和谐对话和观念共享，在多元互异的道德文化传统之间寻求道德共识，把“共同价值观”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遵守的基本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在多元文化社会中构筑了多元统一的学校德育体系，较好地解决了主导性与多样性这一多元文化社会的主要矛盾。

借鉴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的成功经验，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也应正确处理好主导性和多样性的关系问题，坚持主导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主导性必须要以多样性为基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此外，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下，各种文化价值观相互碰撞，冲击着人们的头脑。因此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过程中，不能抹杀和忽视这些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应尊重和理解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通过交往和对话形成不同文化传统间的良性互动；应引导人们学会辨别各种文化价值观中的合理成分与不合理成分，对多样性的文化价值观持以同情地理解和合理的批判。另一方面，多样性中必须坚持主导性。主导性是原则，是方向，也是旗帜。在承认和尊重文化和价值多样性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可以将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主导，重点放在培育国人的国民意识上。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各族人民在共同生活、劳动和斗争中形成和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道德情感。以爱国主义为前提，易于达成民族文化间的共识，可以为文化交流与合作提供良好的基础和平台。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应正确处理好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席卷全球，世界上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无一例外地被卷入到这场全球化大潮中。目前的经济全球化从本质上看仍然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中，西方文化借助商品、科技、传媒资讯等工具或手段向东方国家进行渗透和侵蚀。在面临西方文化大潮的情况下，东方国家是拒绝西化，固守传统文化价值观，还是全盘吸收，抑或对西方文化进行本土化的改良，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艰难抉择。

我国和新加坡同属亚洲社会，且都有相似的儒家文化渊源，都以构建现代和谐社会为目标，新加坡对待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态度很值得我们借鉴。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吸收了新加坡国内各种族传统价值观的精华，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精华，并借鉴了西方文化的优点。它既具有现代气质，又体现了多元种族的文化传统，因此堪称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的典范。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向世界打开了一个了解新加坡文化的窗口，表明了新加坡在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的立场与态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才称赞新加坡政府提出的共同价值观是“一项雄心勃勃和高瞻远瞩的努力”。从本国国情出发，对东西方文化保持清醒感，正确处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建立并奉行符合本国国情的新加坡自己独特的价值理念，是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给我们带来的重要启示。

我国的文化建设也要立足于我国国情，一方面，要以本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点，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不在于沿袭了什么仪式，记载了多少圣贤箴言，而在于对民族精神是否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衍不息的灵魂，只有传承了民族之魂，中华民族才能实现真正复兴；另一方面，要勇于借鉴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吸收和借鉴外来的文明成果，必须要与中华民族优良的文明传统相结合，与我国的国情相结合，否则即使最先进的文明成果，也难以为国人所接受。因此，继承发展、借鉴创新应是现代多元社会中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原则。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应正确处理好理论化和大众化的关系

新加坡用5句话、总共40字高度凝练概括出共同价值观的内容，言简意赅，读起来朗朗上口，韵味十足，回味无穷。它通俗易懂、简洁明了、便于记忆，这也是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也应向新加坡学习，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大众化和通俗化研究，处理好理论化和大众化的关系。抽象、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只有转化为具体、简练、生动的大众化话语体系，变成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道理，才能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列宁曾用一个公式，简洁直观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的重要性，他说：“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4]（P467-46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要做到大众化和通俗化，首先要做到理论宣传生活化，要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出发，结合当下社会热点问题、群众实际生活问题以及大众身边问题去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其次要做到理论宣传简洁化，要考虑到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尽量使用简单、明了的语言阐明道理，避免长篇大论；最后要做到理论宣传形象化，尽量采用形象生动化的表述方式，从而使深奥的道理浅显化、抽象的道理具体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易于为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

（四）改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方法，增强教育的实效性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采取的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并且教育与法治管理相结合，因此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也采取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的方式，但在教育力度上尚有待加强，在教育方法上还有待改进。例如在学校教育方面，我们可以编订适合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不同年龄阶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教材，采取多种不同形式的教学方法来进行价值观教育。在家庭教育方面，家长应积极配合学校价值观教育，以身作则，自觉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在与孩子日常行为交往中，有意识地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另外，我们还应加强法治管理，将人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践纳入到社会管理体系中，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奖罚规则和管理体系，用法治来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得到真正贯彻和实施。

参考文献：

[1]新加坡《联合早报》.李光耀40年政论选[M].新加坡: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1993.

[2]王永炳.挑战与应对——全球化与新加坡社会伦理[M].新加坡:友联书局.2005.

[3]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4] 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