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骈丽的创作倾向

阴阳观念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物生有两，唯两能化”。也就是说，阴阳观念把世界万物抽象为阴阳两大范畴，以为世间一切事物的生生死死都由阴阳两股力量相摩相荡、交感合德而造成的。早在《周易》古经卦象与卦爻辞里已经蕴含了这种思想。《周易》首列《乾》《坤》两卦，一个纯阳，一个纯阴，两两交合，便生出震、巽、坎、离、艮、兑六卦来。而这六卦也是一阴一阳，两两成对的，即震与巽对，坎与离对，艮与兑对。然后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相重构成六十四卦，万物也就包含在其中了。春秋时的史墨是第一个明确提出“物生有两”命题的人。他在评论季氏出其君时说：“物生有两，……体有左右，各有妃偶（即配偶）。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此后，“唯两始能化生”便成了古人普遍用以解释世界万事万物发生发展的宇宙生成观。老子有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荀子有所谓“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交而变化起”（《荀子•礼治》）。到了《易传》，便把这种“物生有两，唯两能化”的宇宙发生观念加以系统化、普遍化、人伦化，赋予它们各种具体而有序的象征内容，并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的著名观点，上升到了“道”的高度来认识。后来如西汉之董仲舒、成书于汉末的《太平经》及其宋明理学诸家，直至明末清初的方以智、王夫之等，无不以阴阳二义解释世界万物，无不在《晚传》的观念范围中腾挪。

阴阳对举，“物生有两，唯两能化”的宇宙发生观及其思维模式影响中国文化极其深远，其对中国古代文学形式的影响，便是出现了“自然成对”的骈文与对联，并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语言形式的普遍骈化，即形成了重视骈丽的创作倾向。　　　　

关于骈文的产生，学界论者多崇尚“易记”、“便言”、“汉字单音”之说。其实，“易记”、“便言”者并非一定是骈语，如《上邪》这样的诗，全诗无一骈语，却朗朗上口；而对仗工稳之骈语，如无隽永之意蕴、真挚之感情、鲜活之形象，同样不见得“易记”、“便言”，如张华《轻薄篇》，全诗62句，31联，几乎全以对仗出之，但留在读者脑海的却聊聊无几。至于“汉字单音”，虽然是产生骈语不可或缺的必备因素，但绝不是必然的因素。因为单音只义非只汉语所独有，而是包括了整个汉藏语系。但迄今为止，学界人士均言骈文对联为我中国独有，即刘师培先生所谓“禹域所独然”（见刘师培《中国文学史•概论》）。为什么同一语系、同是单音只义的文字，独中国有骈文对联，他人却无？这深层的、必然的因素是什么呢？笔者以为，这就是“物生有两，唯两能化”的阴阳对举观念。

关于这一点，刘勰早已见及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篇中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故“心生文辞”，便“自然成对”。很明显，“造化赋形，支体必双”正是“物生有两”的同义语，而成双成对的骈文丽辞，在刘勰看来，正是天地造化赋予的。为此，他在《丽辞》篇中反复强调说：“体植必两，辞动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载。炳烁联华，镜静含态。玉润双流，如彼珩珮。”从他所举的例子看，也是一阴一阳，一正一反，两两为合或两两相对的。比如，“罪疑为轻，功疑为重”，“满招损，谦受益”等。除刘勰外，南宋的朱熹、清代叶燮、袁枚等也有过类似的论述。特别是叶燮，他在《原诗•外篇》中说得十分清楚：“陈熟、新生，二者于义为对。对待之文，自太极出两仪后，无事无物不然：日月、寒暑、昼夜，以及人事之万有——生死、贵贱、贫富、高卑、上下、长短、远近、新旧、大小、香臭、深浅、明暗，种种两端，不可枚举。”在叶燮看来，自太极出两仪后，无事无物不是两两相对的。正因为有了这种语义上两两相对的事物，才自然产生了在语词形式上两两相对的骈文丽辞。

“物生有两，唯两能化”的阴阳对举思维，不仅导致了古人为文时崇尚骈偶的习尚，即导致了骈文丽辞（含对联）的产生和发展，而且还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语言形式的普遍骈化。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先秦典籍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一开始就是骈散相间的。《诗经••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尚书》中的“谦受益，满招损”等，即是骈文的最早滥觞。战国诸子之文，骈辞丽句满篇都是，如老子《道德经》几乎全用骈语写成。秦汉以后，赋体大兴，骈辞丽句连篇累牍自不待言，即是散文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骈化现象也十分突出。 “至东汉，则骈偶遂繁。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已极显然；至于《归田》、《登楼》，虽号为抒情小赋，却是偶对连篇，已近于俳；至建安、黄初，遂进入骈赋时期了”（姜书阁《骈文史论》第14页）。魏晋南北朝，骈文独霸文坛，一切文体皆以骈句出之。降及唐宋，虽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文坛巨子大力提倡古文（散文），反对骈文，但结果是：一方面骈文沛然不衰，仍足以与散文相匹敌。如唐之张说、陆贽、李商隐等骈文大家，名噪一时；宋之科举时文、职知制诰，全以四六（骈文）出之；明之八股文应运而起，对联大行于世；清代骈文中兴，几与南北朝争胜。另一方面，唐宋以来之其他文体的语言骈化现象亦随处可见。唐之律诗二、三联必以对仗出之自不待言，就是首联、尾联，甚至通体对仗者亦俯仰即是。至于宋词，一方面词律中规定着许多地方必须对仗，另一方面是词最为常见之形式——双调，上、下两阙格律大体相当，仿佛两句长联排在一起，可看作一种扩大了的骈偶现象。元、明戏曲中的小令、散套在平仄、用韵及对仗方面，与宋词异曲同工，可略而不说，就杂剧、传奇而言，其宾白、唱词，均存在大量骈语，结尾处之题目正名，均以对仗出之。而明清小说，其章回标题全是对仗，内文语言骈化现象亦十分突出。就是唐宋以后的“散文”，骈词丽句依然不少，有的甚至骈语占绝对优势。如韩愈的《进学解》、《原道》，柳宗元的《封建论》，欧阳修的《朋党论》等，均开篇成对；至于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赋体散文，骈词丽句之多就更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