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创作的关系

    本文所使用的“现代文学”概念指称两种存在的事实，一是通常所指自“五四”至1949年建国30年间中国文学的创作、理论建树及相关的思潮流派的发展；二是指作为一门独立的具有特定的疆域范畴及内在完整性的研究学科。而“现代文学”的两种内涵都与现代教育有着密切关系，展示了如下真实的图景：一方面新文学倡导者是借助于大学教育提供的平台进行有效的新型文学的创设，新文学作家进入大学传播尚处于现在进行时之中的新文学，并且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或隐或现的影响着新文学写作的风尚。另一方面大学向是知识生产的重要基地，在大学课堂设置新文学的相关课程，则为现代文学知识体系的创设提供了可能。

    现代文学的思潮、创作的发生发展与现代教育密不可分，可以说新文学的倡导者是以非常自觉的态度把教育同中国传统文学的转型和“现代”文学的创造结合在了一起。胡适早年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时，在与他的英文教师亚丹进行的一番中国教育现状的谈话中，亚丹所说大学“乃一国文学思想之中心，无之则所谓新文学新知识皆无所附丽”的一席话对胡适启发颇深[1]，让胡适领悟到大学教育对之于一种新型文学创造的支撑作用。事实上，从中国新文学生成史来看，大学海纳百川的文化集成和引领社会文化风尚的特征，以及文化创造的精神和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对文学写作无疑起到了强烈的刺激作用。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与“五四”时期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所采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延揽人才让大量的新文化倡导者进入北大校园为新文学提供生长的土壤关系甚大。蔡元培的举措不仅使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新文学的创始人借助校（北京大学）刊（《新青年》）结合所开创的文化空间具备了新文学创造的可能性，而且在他们的影响下大学校园文学写作的新生阵容也得以萌生，如北大学生组成的新文化团体“新潮社”及其创办的刊物成为新文学草创时期的一支主要力量，“新潮社”的小说创造与同时期鲁迅的小说创作相映成辉，展示了新文学最初的实绩。

    从某种意义来讲，在新文学初始阶段，大学校园的师生充任了新文学创作的主力。发出“文学革命”先声和最早进行新文学写作尝试的是北大的师生，“五四”时期最重要的女性作家冰心，以“问题小说”引起文坛瞩目时还是燕京大学的一名学生，作为舶来品的“文明戏”之所以能在中国形成气候，南开的戏剧活动开展的活跃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20世纪20年代初期女性写作中非常活跃的庐隐、苏雪林、冯沅君、石评梅等都与她们接受的新式教育有关。据茅盾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介绍，20年代中国的文学社团绝大多数为在校的青年大学生组成，北京、上海等文化中心地区如此，文化边远地区同样是在校接受教育的学生扮演了当地文学写作的主要角色。恰是新式教育所培植的富有现代意义的的思想、价值理念，勇于开风气之先的校园文化氛围，以及白话作为“国语”的身份确立所带来的教育革新都为运用现代文体表现现代人情感的新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

    现代教育之于现代文学创作的影响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新文学作家进入大学从事教学活动，特别是他们以亲历者的身份在大学讲台上传播新文学，对学生进行言传身教，这实际上就是在为新文学写作不断地挖掘活水源头。1928年，沈从文在中国公学讲授中国现代文艺，1929年春，朱自清首次将《中国新文学研究》引进清华大学的课堂，其他如周作人、闻一多也都有在大学讲授新文学的经历。他们以新文学知名作家的身份直接面对学子，其价值或许主要不在用“知识”的品格与占据着当时大学文学教育主流的传统文学课程相抗衡，而在于以现身说法和言传身教的方式展示了新文学的魅力，培植了学生对新文学的兴趣并进而影响他们走上文学写作的道路。

    从上述简要描述与分析中，不难看出现代文学写作的发生发展与现代教育体制的血肉关联，正是现代教育培植的精神特质、文化品格、开阔视野，以及薪火传承的文学思想和技能，促使校园不断地生长着推动文学发展的原始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