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闲其邪，正其颓”乐舞命题

在唐代，舞蹈是各阶层社会生活中一种极为普遍的娱乐手段。唐代乐舞的种类丰富、式样繁多、分类细致，是以往历朝历代难以企及的。不论从“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之《剑器舞》，到“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之《胡旋舞》；还是从朝会大典所用的《九部乐》、《十部乐》，到宴享娱乐表演的《立部伎》、《坐部伎》，这些舞蹈作品无一不在历史上享有盛誉。一些文人士大夫，如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等，写下了大量的乐舞诗歌，为人们了解当时的乐舞情况和一些具体的内容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同时也向人们阐发了他们的乐舞思想。其中，杜佑提出的“闲其邪，正其颓”乐舞命题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

1.“胡疾”之下的乐舞命题

“闲其邪，正其颓”乃是源于周初乐舞兴起之后，在历经秦汉至唐代这一漫长时期的乐舞流变过程中所引发的一种观念，由杜佑提出。通俗的来理解，就是说要通过音乐来纠正人们邪恶和颓废的思想倾向，达到平衡心灵、健康身心的目的。任何乐舞思想的提出都有其时代背景，而“闲其邪，正其颓”的提出与当时乐舞发展的现状和政治思想有关。

1.1胡乐舞兴起，至成“胡疾”

杜佑在《通典·乐序》中提到：“在周朝衰落、政治失序之时，郑卫之地的音乐兴起。而当时古雅之乐不再受推崇，胡乐却不断涌现，其声音哀怨，形态急促，与郑卫之乐相比，差别也不是很大”。杜佑之所以发表这番言论，主要是由于当时胡乐胡舞极为盛行，对中原乐舞的本风产生了影响。在那个时期，与他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白居易、元稹等名家。此番观点如此之多，胡乐胡舞在当时的盛行之势可见一斑。

据相关史料记载。南北朝后期，自匈奴、羯、羌、鲜卑、丁零等族入主中原，以西凉乐、龟兹乐为主的“胡戎之乐”就取代了“华夏正声”而流行于北方；在南朝，吴歌、西曲等带有浓厚民间色彩的音乐为人们所喜爱，而至“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这样，到了隋唐时期，继承这一发展趋势；南、北，中原与边疆，中、外音乐实现了更大规模的交流，开辟了中国音乐发展史的新生面。这也是为何到了隋唐五代时期，胡乐胡舞会开始盛行的主要原因。正如白居易的《法曲》中提及“明年胡尘犯宫阙”。元稹的《法曲》则表述：胡骑兴起烟尘后，咸洛之地充斥着毛毳的腥膻味道。女子纷纷模仿胡妇的妆容，乐伎们全力追求胡音、从事胡乐。《火凤》之音低沉，多有断绝之势，《春莺》之曲唱罢，长久地呈现出萧索之态。胡音、胡骑和胡妆，在五十年来竞相纷涌。半个世纪以来，“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这一现象反映出当时胡乐胡舞在社会上的广泛流行以及对人们生活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服饰和妆容上，更体现在艺术表演方面。使得像《火凤》、《春莺啭》等“诸夏之声”的中原乐舞因胡乐胡舞的“喧宾夺主”而“咽绝”“萧索”。由此以见得，当时胡乐胡舞的兴盛在元稹、白居易和杜佑等人看来已成“胡疾”。一个现象能普遍到被称为“疾”的程度，可以见得胡乐胡舞在当时不是一般的兴盛了，甚至是在当时有了极大的影响。

1.2人才或缺，中华本土乐舞萧条

关于为何胡乐胡舞的兴盛能形成“胡疾”，杜佑等人认为是胡乐胡舞的出现影响了中原乐舞的本风。新的乐舞形式和风格的出现，使得不论是文武百官还是民间百姓都开始传演，而“中原乐舞”总会与胡乐胡舞融合，有了胡乐胡舞的影子（如中西结合的《西凉乐》），甚至是逐渐被人冷落忽视（如：到了唐晚期，《燕乐》四部中除了《景云乐》尚存，其余三部都已失传）。

胡乐胡舞的出现以及其繁盛发展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原乐舞的本风，但这只是外因。中原本土的乐舞为什么会如此受胡乐胡舞影响还有其内因所在。

杜佑指出，周王朝的政体陷入礼崩乐坏的局面，使得郑卫之乐开始兴起。从秦汉开始，雅乐所剩无几，只有舜的《大韶》和周的《大武》留存下来。但是民间没有传来表演《大武》时的振铎之声，朝廷也听不到民谣曲辞。宫廷还把传习的乐舞更改名称，以此来表示不遵循旧有的制度。当时，懂得音律之人寥寥无几，能够制作乐舞之人更是极为少见。再加上当前并不崇尚古雅之乐，“胡乐”却持续不断地涌入。

由此得知。由于礼崩乐坏，且雅乐留存较少。民间百姓听不到宫中的雅乐，朝廷也不屑于听民间的民谣词曲。再加上“懂音律的人太少，能制作乐舞的人更罕见”。当然，这里是指雅乐。雅乐本身在传习和表演上就有较为严格的规制，因此无法像胡乐胡舞一样传播如此之快。且在没有创新的情况下，雅乐僵化，人的审美需要导致新鲜的胡乐胡舞一进入到大家的视野中就很受欢迎。再加上当时的统治者极爱胡乐胡舞，高官贵族等人也不乏善跳爱跳胡乐舞的人。如：安禄山善跳胡旋舞、杨贵妃善跳霓裳羽衣等。如此，胡乐胡舞的盛行似乎是必然的。

所以，中华本土乐舞的“止步不前”、缺少创新和发展，无法满足人们新的审美需求，这也是胡乐胡舞成为“胡疾”的原因，也就是其内因所在。而杜佑等人只将中原乐舞萧条的原因归结于胡乐胡舞，甚至十分针对胡乐胡舞。这也体现出杜佑命题的不恰当之处：忽略了舞蹈艺术发展与人的审美需要之间的联系。

2.以“通政”为目的存在偏颇

以元白为代表的众多士大夫积极倡导“正华音”，并力求阻止“夷夏交侵”。但这样的乐舞观念明显与时代发展潮流不符。杜佑、白居易和元稹等认为“夷声混乱，华声平和”，进而主张“摒弃邪音，匡正颓势”。然而，他们的这种主张仅仅是基于通政的视角，从而忽视了艺术发展所需的关键因素。并且，他们在抵制胡乐胡舞的同时，又非常肯定胡乐舞的形式美，可谓是自相矛盾。

2.1制止“夷夏交侵”不恰当

唐代艺术之所以成就辉煌，关键在于其秉持对外开放的理念，广泛采纳各方成果，拥有兼容并包的气度和勇于创新的魄力。唐代乐舞无论是在创作方面，还是表演以及品种、数量上，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呈现出蔚为壮观的景象，堪称“高峰”。比如，唐代乐舞以九部伎、十部伎，坐部乐、立部乐，健舞、软舞，歌舞戏和大曲法曲为主要形式，其中《十部伎》中有八部来自外来乐舞。

特别要指出的是，被称为“胡乐”的龟兹乐在唐代被广泛应用。《旧唐书·音乐志》中记载，从周、隋时期开始，鼓舞曲大多采用龟兹乐。唐代乐舞“坐部伎”的六部中，从《长寿乐》以下的四部全都使用龟兹乐；在“立部传”的八部里，从《破阵舞》往后的六部也都擂响大鼓，且夹杂着龟兹乐。显然，龟兹乐对唐代乐舞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此外，“健舞”的主体部分为西域和其他民族的舞蹈，“歌舞戏”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胡乐舞”，大曲更是广泛吸纳了胡乐的诸多元素。简而言之，多风格、多品种，正是唐代乐舞的真实写照。如果唐代乐舞没有大量融合外来乐舞，唐代乐舞的整体风貌将会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情形。

唐代乐舞的进步体现在其对自身风格特点的把握上。以“阴柔”和“阳刚”将乐舞分为“软舞”和“健舞”。这种分类方式重在舞蹈风格特征本身，是舞蹈意识上的一种进步。而唐代“健舞”的发展有很大一部分受到胡乐胡舞的影响。如唐代著名的《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等。

在唐朝，文学艺术中西融合，宗教中西融合，科学技术中西融合。而这样的中西文化融合为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繁荣奠定了基础，也为如今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可以说，没有唐朝的“夷夏交侵”就没有唐朝丰富多元的文化，而如今的中华文化也不会如此辉煌璀璨。唐代乐舞有着浓郁的异域特色，而这也是唐代乐舞的显著特点。这样的异域风格也是唐代乐舞形式和内容上创新发展的结果，这就是“夷夏交侵”对唐代乐舞的促进作用。因此，没有“夷夏交侵”就不可能有唐乐舞如此的辉煌成就。所以说该命题制止“夷夏交侵”有悖于时代潮流，并且单从胡乐胡舞兴盛的现状切入，认为其影响到了“中原乐舞”的发展，从而制止“夷夏交侵”，也有失偏颇。

2.2忽略艺术发展所需要的必要因素

杜佑、白居易、元稹等人的观点，还忽略了艺术发展所倚仗的关键要素，即以创新及融合为核心动力，从不同中汲取养分并融合不同艺术形式，同时艺术发展与社会需求及时代背景紧密相关，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和时代变化影响着艺术的主题和表现形式。

艺术发展的必要因素包括经济基础、社会环境、科学技术，同时也包括交流互动。这个交流互动就包括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正如唐代“夷夏交侵”所带来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还有艺术与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同时代之下的不同艺术之间、不同时代之下的同种艺术之间、不同时代之下的不同艺术之间，甚至同一时代下各个国家与民族之间的艺术也会相互影响（唐代乐舞正是同一时代下不同国家与民族的乐舞对其产生影响的结果）。以上种种都会促进艺术理念和风格的发展融合。

制止“夷夏交侵”的观点恰恰就是忽略了艺术发展需要交流互动的这一点。任何艺术都不是仅仅凭借自身就可以得到创新和发展的，任何艺术的发展都是在内因与外因结合、他律与自律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制止“夷夏交侵”的观点只看到了艺术对政治、经济等的影响，却不知艺术就是不断吸收“不同”的营养，在人的审美需求、政治经济现状等各个方面的影响下，不断向前发展。“固步自封、孤芳自赏”并不利于舞蹈艺术发展。

2.3文士们的“自相矛盾”

抛开“通政”的原因，文人们在审美上又是认同胡乐胡舞的。杜佑在《通典》中对胡舞有生动描述，他指出胡舞之声初时声音颇为闲缓，度曲之际则变得急躁。据杜佑所言，此音源自西域诸天佛。胡舞之人或踊或跃，动作时动时息，跷脚弹指、撼头弄目，可见舞者情感发自内心，难以自抑。这一描述展现了胡舞热烈奔放的特点以及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胡舞之人时而跳跃，动作乍动乍息，跷脚、弹指、撼头、弄目，情感由内而发，无法自控。这充分体现了胡舞的独特风格和强烈感染力。可见杜佑本人也非常清楚，胡乐胡舞在唐代能够被朝野上下所钟爱，原因就在于它具有欢快、热烈的特点，具备能够瞬间激发人的生命热情的激动人心的力量。可见，即便是有自己明确观点的文人名仕们，也依然无法否定优秀的乐舞艺术所带有的独特魅力。

唐代出现了大量的描写胡乐胡舞的诗词，例如，白居易的《胡旋女》“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与《霓裳羽衣舞歌》“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元稹的《胡旋女》“万过其谁辩始终，四座安能分背面。”；岑参的《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铤歌》“回裙转袖若飞雪，左铤右铤生旋风。”这些诗歌不仅描绘了胡乐胡舞的美姿妙态，还表达了观赏者的高度悦纳之情。而包括元、白本人在内的唐代许多文士，也都是十分肯定胡乐舞的形式美的。杜佑、元稹、白居易等人的相关乐舞言论，一方面对胡乐舞大加溢美，一方面又将其斥为“邪”、"颓”、“乱”，有自相矛盾之嫌。当时与胡乐胡舞有关的诗词歌赋以及名作非常多，可见文士们对胡乐胡舞的欣赏之情并不是空口无凭。

3.命题本身的理论价值

杜佑的“闲其邪，正其颓”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形成了冲突。该命题认为，“乐舞自古就是用来移风易俗的，所以应采取弃置邪恶、框正颓废的原则来救治乐舞，使乐舞复归正道”。从这其中的表达来看，这一命题只要不与当时胡乐胡舞盛行的现实对应起来，仅仅作为一个乐舞命题，无疑是具有其理论价值的。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个方面分析：

3.1道德教化价值

在个人层面上，该命题的理论价值体现在道德教化与人格塑造。该命题强调了对个人品德的塑造和提升，通过教育和引导，使人们能够自觉抵制邪恶的诱惑，保持正直的品德和积极的生活态度。它要求人们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抵制邪恶思想的侵蚀，同时积极纠正自身的颓废和消极情绪，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生活。这对于培养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和良好社会风尚的公民，培养健康的人格、塑造良好的道德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3.2社会治理价值

在社会层面上，该命题的理论价值体现在社会风气的引导与改善。通过纠正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和消极现象，可以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它倡导了一种正直、积极、向上的社会价值观，鼓励人们相互监督、相互帮助，共同抵制不良风气的蔓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逐步改善社会风气，营造一个更加和谐、文明的社会环境。同时，该理论也强调了政府和社会各界在道德建设中的责任和作用，为构建良好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持。

3.3文化传承价值

在文化层面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闲其邪，正其颓”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它不仅反映了唐代乐舞的现状，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先贤对于人性、道德和社会的深刻思考和独特见解，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相关的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3.4艺术功能的方面

艺术的功能包括：审美认知作用、审美教育作用、审美娱乐作用。“闲其邪，正其颓”本身是强调乐舞对人的思想的影响，也就是认为艺术能够对人们起到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的作用，即强调艺术功能中的审美教育作用。该命题虽然在唐代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形成冲突，但其作为一种命题存在，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审美教育作用与审美娱乐作用，在合适的时期也能发挥出作用，有助于在了解古人对艺术的认识和秉持的理念的同时，参考部分观点和理论指导当下的艺术实践。

4.结语

唐代是中国古代乐舞发展的重要时期，“闲其邪，正其颓”这一乐舞命题是杜佑所提出的唐代众多乐舞命题之一。文章旨在结合唐代的历史和乐舞发展现状，从当下的视角探讨分析该命题提出的原因背景、不足之处以及其本身具有的理论价值。从提出的原因背景来看，该命题是在胡乐舞盛行至成“胡疾”的背景下提出的。命题提出的原因是“胡疾”之下“中原乐舞”萧条，并从外因（胡乐胡舞盛行）内因（人才或缺以及本身的僵化）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而该命题的提出的不恰当之处在于制止“夷夏交侵”有失偏颇且违背时代潮流、忽略了艺术发展的必要因素、与文士们大作诗词歌赋描写胡乐胡舞的行为相矛盾。尽管该命题有着不恰当之处，但其本身是具有一定的价值的，包括道德教化价值、社会治理价值、文化传承价值等，从艺术功能的方面看，它也是我国古代对于艺术教育作用十分重视的一种证明。

“闲其邪，正其颓”是中国古代乐舞发展中的重要乐舞命题，对其进行分析与研究不仅可以了解当时乐舞艺术的发展，还能了解当时人们对乐舞艺术的看法，有助于推动当代乐舞的发展。

文章来源：  《尚舞》   https://www.zzqklm.com/w/wy/268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