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奖与晋察冀戏剧的文艺大众化实践

20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晋察冀边区相继开展了以鲁迅文艺奖金评选、部队首次创作运动、新年乡村文艺创作征文运动等为代表的文学评奖活动，设立了一系列文艺奖金。边区在具有战斗化与群众化导向的文艺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最终建立了晋察冀文学奖励机制。以戏剧领域为中心，晋察冀在文艺大众化进程中的探索与尝试更是卓有成效，建构了独特的戏剧文化生态，诸多创作实绩也显示出了充分的民族性与地方性。基于文化场域理论，在奖励机制与文艺政策的引领与规范下，晋察冀文艺得到了深入发展，并在大众化运动中走向新的阶段。

晋察冀边区的文学评奖活动带有鲜明的革命宣传色彩与文艺大众化导向，在一系列实践过程中促成了地方文学奖励机制的形成。“奖励”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最权威和通俗的解释是“给予荣誉或财物来鼓励”，实质上包含表彰和激励的意味，主要分为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两个方面。具体到文学领域，诚如研究者所指出，“文学奖励是一项文化政策，也是文学生长、发展的制度性力量，也会对文学产生激励机制”，“作为文学重要活动之一的文学奖励有着自己一套独特的运行机制”。在晋察冀文学中，文学奖励具体表现为以有奖征文为主要活动载体、以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文艺运动为主要目的而设立的文艺奖金。作为奖励机制的核心因素，文艺奖金“既是创作主体参与文学活动的基本方式，也是文艺机构规范文学发展的特殊途径”。以戏剧为中心，晋察冀文艺在文学奖励机制与相关文艺政策的引导与规范下不断发展，取得了诸多具有民族与地方特色的创作实绩。

一、梳理与考证：晋察冀文学评奖活动的实践

20世纪四十年代起，晋察冀边区先后组织开展了鲁迅文艺奖金评选、部队首次创作运动、新年乡村文艺创作征文运动等一系列文学评奖活动，设立了鲁迅文艺奖金、“军民誓约运动”征文活动奖金、“政治攻势”文艺奖金、部队“创作规约”文艺奖金等相关奖励。这类文学实践在活动周期、题材倾向与受众规模等方面都有各自鲜明的特点，而又共同引导晋察冀戏剧文学乃至文艺从理论走向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本文以鲁迅文艺奖金、部队“创作规约”文艺奖金与新年乡村文艺创作征文运动为中心，进行重点梳理与考证。

鲁迅文艺奖金，是晋察冀边区规模最大、评选次数最多、影响最广泛的文学奖励。1940年7月25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察冀边区分会的成立大会上最早提出设立这一奖金。1941年，经由晋察冀边区文、音、美、戏剧各协会，以及文化俱乐部、华北联大、边区学联共同发起成立了鲁迅文艺奖金委员会，并委派沙可夫、罗东、丁里、田间、陈山、沃渣、卢肖、崔嵬等九人为委员，其中推选沙可夫为主任，陈山为秘书。在鲁迅文艺奖金委员会第一次大会上，委员们共同表决通过了评奖宗旨、奖金办法、奖金名额及奖金评判规则多项：鲁迅文艺奖金以纪念鲁迅、鼓励创作，以及开展边区文艺运动为宗旨；大会每3个月举行例会一次，由各委员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奖金共分为特殊类与普通类两类，特殊类奖金每年发一次，金额为20元至100元，而普通类奖金每3个月颁发一次，金额为5元至20元，名额均不限；作品评定需由作者向委员会提交作品文本与应征表，函件即寄。此外，在第一季获奖作品评定完成后，鲁迅文艺奖金委员会为了改进工作重新修正了《给奖条例》，将给奖范围从文字方面的作品扩大到了演出与运用器材的创作，且明确指出选取作品需具备新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的精神，入选作品除发放奖金外还会予以介绍与出版。自1942年起至1943年，鲁迅文艺奖金委员会共评选出一次年奖与三次季度奖，获奖作品主要包括1942年年奖作品1件，第一二与三四季度入选作品按体裁分共计文学类17件，音乐类15件，美术类9件，戏剧类4件。在此期间，鲁迅文艺奖金委员会为配合战时的政治运动与对敌斗争，还配合边区文联设立过一些专项奖，诸如“军民誓约运动”征文活动奖金与“政治攻势”文艺奖金都是特别悬奖征求艺术作品的专项奖。军民誓约运动，是为粉碎敌寇第三次“强化治安运动”的反封锁斗争，政治攻势是一种对敌政治斗争的特殊形式，是与军事行动并行的能在思想战线上揭露与瓦解敌人、扩大宣传与教育的斗争形式，在1942年的晋察冀边区发动了至少三次。“军民誓约运动”征文首批征集作品400余件，其中戏剧类50余件，获奖入选20件，第二批共征集作品50余件，入选作品共计21件，其中戏剧类4件；而“政治攻势”文艺奖金入选作品共计38件，其中文学类11件，音乐类12件，美术类4件，戏剧类11件。这一阶段的晋察冀边区可谓对敌斗争激烈火热，群众反响积极踊跃。

部队“创作规约”文艺奖金，是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办的一项全军区范围内的文学奖励。自1941年1月八路军总政治部、中央文委颁布《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后，晋察冀军区部队热烈响应，于5月公布《军区政治部关于开展部队文艺工作的决定》号召全军区部队指战员、文艺爱好者与文艺工作者广泛掀起创作高潮。军区部队将8月1日至9月30日规定为创作运动的具体日期，以反映部队里的斗争现实与有关志愿的义务兵役方面的材料为主要创作内容，各分区与直属各单位以各机关连队为单位建立文艺小组、音乐小组和戏剧小组积极开展工作。军区政治部朱良才主任，联大文艺学院沙可夫院长，带领汪洋、周巍峙、鲁加等17位同志组成评判委员会，将征稿作品按照文、音、美、剧分组进行评判，同时划分甲组干部组与乙组战士组，优秀的个人及剧社或研究小组单位将由军区给予奖励。随后不久，因部队秋季的反“扫荡”，征稿工作受到重大影响，军区主管机关重新确定1942年1月至3月继续进行并完成这一部队文艺创作运动。此次运动共征稿334篇，稿件评阅过程极为谨严慎重，首先由文、音、美、剧各专门组的评判委员会轮流阅读，经总体讨论后挑出百余件初选作品在“五四”艺术节上展览，在吸收了观众的广泛意见后再由各评委会重新审查并提供具体意见，最终交由总评委会评定结果：获奖作品共计50件，甲等计22件、乙等计28件，包括文学作品30件、音乐作品8件、美术作品9件、戏剧作品3件。此次创作运动在部队文艺科看来成绩尚好，但也存在组织推动工作欠缺的美中不足之处。

新年乡村文艺创作征文运动，是边区文联、鲁迅文艺奖金委员会与北岳区文救会联合特别发起的评奖活动。1942年12月底，主办方发布了评奖具体办法，要求应征作品的内容要结合当前政治形势和工作任务的需要，以对敌斗争、冬防运动、群众武装斗争为主，形式以短小精干为主，包括剧本（话剧、戏剧、街头剧、活报等）、小说、故事、诗歌、报告、大鼓、快板等，歌曲、画，以及其他新旧形式的创作均可应征。应征人以小学教员、文救会员、乡村知识分子、老先生、村剧团干部为主，专区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也可应征。征文日期自1943年1月至3月15日截止，应征作品须由作者签名盖章并标明“乡文应征作品”后附上简单履历及通讯处，再交由各县文救会审查后转寄北岳文救与鲁迅文艺奖金委员会评定，分别给予奖金。这一征文运动于1943年5月中旬评定结束，共收到稿件696件，其中文学类570件，音乐类20件，美术类2件，戏剧类104件，入选并获得油印出版的作品共计158件，其中文学类获奖124件，音乐类获奖7件，美术类获奖1件，戏剧类获奖26件，戏剧类作品均为来自阜平、完县、涞水、灵寿等地的文艺个人或村剧团所作的乡村戏剧成果。作为评审委员之一的康濯，在当年的5月4日曾发表评论文章对包括此次征文在内的乡村文艺运动评价道：“这就是空前辉煌的乡村文艺！这就是我们民主风光下天才的群众们的创造。”

以上三次晋察冀边区主要的文学评奖活动各有侧重，鲁迅文艺奖金活动周期最长，面向边区各界人士广泛征集作品，旨在鼓励群众创作与推动边区文艺发展，而部队“创作规约”文艺奖金则为期三个月面向军区部队文艺工作者开展，旨在活跃部队氛围与激发战斗精神，新年乡村文艺创作征文运动周期最短，但形式最为灵活，面向乡村各团体与个人，应征稿件数量最多，文艺大众化普及成效最为显著。这些活动在晋察冀边区统一的战时语境与政策导向下，共同推进了边区文化建设与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深入发展。

二、导向与表征：晋察冀文学奖励机制的成型

边区在一次次文学评奖活动的实践中积累经验，最终建立了晋察冀文学奖励机制。无论是从征文启事的发布到评奖结果的公布，还是从评定标准的制定到奖励办法的分类，亦或是从评委会成员的组成到应征人群的面向，晋察冀边区在文学奖励机制建设方面的诸多探索与实践都呈现出了战斗化与群众化的共同导向，主体导向下又有各方面的具体表征。奖励机制的成型，以制度化的方式有效引导了边区文艺的大众化，促进了创作的繁荣，为边区文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十年代初期，晋察冀边区正处于敌后抗日的关键时期，军民的反“扫荡”斗争在此处上演激烈，于是战斗化成为边区文艺界文学评奖活动最大的政治导向。形势危难的战时语境，抗战建国的统一目标与征文主题，登刊发报的政策宣传，组织机构的指导规范，这些都构成了文学奖励机制战斗化导向的具体表征，边区文艺界各项任务与各方力量也都在围绕这一核心开展工作。

战争不仅影响着解放区的政治局势、经济动向与社会稳定，还对地方文学体制建构、文艺发展方向有着莫大的影响。可以说，晋察冀边区各种文艺活动的内容都与全民抗战建国的统一目标密切相关，奖励机制的建立亦是如此。例如，鲁迅文艺奖金委员会为配合“军民誓约运动”与对敌“政治攻势”特别悬奖推出专项的征文活动。而在征文主题上，征文主办方也会明确要求应征者围绕当时的政治运动提交反映现实对敌斗争的文艺作品，更有应征者为响应这一号召专门制造打击敌人的机会来提供写作素材的情况。当文艺工作面向军区部队时，它可以成为提高军队文化水平与提振士兵战斗情绪的利器；面向广大群众时，它也可以成为发动群众参与抗战与扩大革命宣传效果的手段。

登刊在报纸上是抗战时期最能产生直接效果的革命宣传方式。我们党向来重视文化宣传工作，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规范与引导。晋察冀边区文化建设的过程，便是贯彻文艺政策的过程。作为边区的机关报，《晋察冀日报》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推进边区文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仅是一系列文学评奖活动消息的集散地，还是中共推进文化宣传与政治教育的核心阵地。在文学评奖活动中，相关组织机构一般会先在《晋察冀日报》发布征文启事，并在启事中明确创作时间、组织机构、评审委员、评选办法、征文主题、奖励金额、应征方式等一系列相关规定，待到截稿日期与评审结束后，会再登报公布此次活动的征稿数量、评定结果，以及活动评价。这一流程的逐步规范化与制度化，不断扩大了文艺工作在群众中的正向影响，也推动着边区文学奖励机制走向成熟。

边区领导机关与文艺工作者是推动文学奖励机制发展与完善的关键因素。通过梳理与考证，我们可以看出，几次文艺奖金的评审委员均是当时各权力机关领导文艺工作的权威人士或文艺创作领域的佼佼者。鲁迅文艺奖金委员会由地方文协与文救会从下属文、音、美、剧各协会和文化俱乐部、院校与学联中分别选派委员成立，以沙可夫为代表，丁里、田间、陈山、崔嵬等人均为当时文艺创作领域的佼佼者；部队“创作规约”文艺奖金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办，评审委员也来自部队领导或文艺界权威人士；新年乡村文艺创作征文由鲁迅文艺奖金委员会与边区文联、北岳区文救会共同组织，有据可考的评审之一康濯也早已在晋察冀文艺创作领域崭露头角，曾先后担任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文学组组长，晋察冀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秘书，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宣传部部长。各位评审委员不仅需要在上千份稿件中评定出获奖结果与等次，还需要为获奖作品进行评介，提出写作意见。此外，获奖作者中除了普通大众，还不乏有丁里、胡可、崔嵬、孙犁、康濯这些颇具影响力的文艺工作者，他们以身示范，充分发挥革命文艺的战斗作用，通过具体的创作实践为大众写作带好头，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以文艺的方式与广大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因此，相关组织机构与重要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边区文学评奖工作贡献突出，不仅有在意识形态上的审核与把关，也有在文学特性上的指导与规范。什么样的稿件符合评审要求，正确的文艺作品应该怎样创作，对于群众而言都有了明确的指向与有针对性的指导。这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与引导着晋察冀文艺运动的发展方向。

要论晋察冀文学评奖活动中的中流砥柱，归根到底还是人民大众。当全民抗战成为一种势不可当的历史潮流时，根据地人民或拿起笔或发出声，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这个时代、现实与民族、国家的内在感受。因此，群众化也成为了当时边区最主要的文艺导向。评选作品通俗性强，戏剧类型比例大，征稿数量多，全民参与的集体创作方式等都是文学奖励机制群众化导向的具体表征。在这一主导方向下，边区的文学评奖活动逐步发展成了以工农兵大众为主体的群众性文艺运动。

从评奖活动中涌现出来的作品形式丰富，通俗性强。从最初的征文启事来看，边区在文艺发展之初便有着明确的创作指向。例如，官方在“军民誓约”运动征文发起时便要求：“在艺术界发动一个创作运动，主要是大量地创作各种短小精悍、军民易懂的通俗化艺术作品，使之能广泛的演出，普遍的分发，以收得最大的宣传效果”。因此，相当数量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歌曲、戏剧等作品应运而生。从最终的获奖结果来看，官方往往按照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四个类型进行分类，但无论何种类型，这些作品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例如在内容创作上，贴近现实生活，故事情节多为边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内容；在艺术形式上，接近民族形式，以短小精悍、通俗易懂为主；在语言运用上，引用诸多群众语言与地方方言。而在众多文艺类型中，戏剧体裁居多。随着群众化运动在边区的不断深入，戏剧占比逐渐增大，最终分量可观。相较于其他艺术形式，戏剧因其通俗易懂、表演性强更能起到宣传鼓动、感染人心的作用。正如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中强调：“内容反映人民情感意志，形式易演易懂的话剧与歌剧，已经证明是今天动员与教育群众坚持抗战、发展生产的有力武器，应该在各地方与部队中普遍发展。”戏剧类作品原本在边区民间就流传甚广，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又更加注重群体性，是观众参与性最强的艺术形式，广大群众应征参选的剧本创作得到认可与推广也会反向激发他们的创作与政治热情，有效的双向互动能使乡村戏剧真正走向大众化。

随着文学评奖活动的不断深入，边区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创作的文艺热潮，实现了边区文艺大众化的初步建构。首先，关于征稿数量，晋察冀边区每次举办文学评奖活动的征集作品均可达上百件，有的活动还不止征集一次。其次，关于应征者群体，康濯曾在评论文章《空前辉耀的乡村文艺——献给光辉的“五四”》中分析新年乡村文艺创作征文运动成果时指出：“应征者群体除大部分为文救会成员、小学教员或文救小组、村剧团集体创作外，还有远至忻县及冀中区的军、民，或抗战后就居家未出的大学生、中学生，甚至也有个别在敌占区困居的学者，和土生土长的农民初学写作者。”可见，当时活动的普及宣传之广，参与反响之热烈。最后，关于集体创作，几次征文实践的结果表明，来自四面八方的应征者即使各自身份不同，也都在共同响应征文发起者的号召，主动加入到集体创作的生活中来，记录这个特殊的时代。在活动中涌现出了诸多集体创作的佳作，其中以戏剧类作品最为显著，例如《代耕》《大家一条心》《给抗属拜年》等等。戏剧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需要群策群力的集体创作才更加高效、更容易出优。

三、探索与先声：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戏剧尝试

作为晋察冀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戏剧活动在文艺大众化实践中产生了诸多有益的效果。边区戏剧既在“演大戏”中显示出了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又在一脉相承中打造出了“穷人乐”的地方特色，以其民族化的内容形式和地方性的语言表演实现了迅速发展，同时也加速了边区文艺大众化运动的进程，推动了晋察冀戏剧文化生态的建构。

晋察冀边区在长期的文艺建设过程中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戏剧阵地，产生一大批具有民族化与地方特色的文艺作品。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报告中曾指出中国革命的“民族化”问题，要求文艺创作要“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晋察冀边区的戏剧创作就是在实践中践行了这一准则。在内容上，这些戏剧作品不仅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歌颂抗日英雄事迹、揭露侵略者的罪行、激发民众团结抗战等方面获取素材，还充分反映了边区军民的思想感情、风土人情和民俗习惯。例如，崔嵬的《灯蛾记》以“灯蛾”象征在黑暗中追求光明的精神，通过讲述普通农民在战争中的觉醒和抗争，揭示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胡丹沸的《眼光放远一点》通过讲述一家村民两兄弟夫妇对待儿子参军的不同态度，展现了边区人民在抗战中的思想转变和觉悟提升，强调了团结抗战的重要性。以上两篇剧本均获得鲁迅文艺奖金的季度奖，且在边区由各剧团进行广泛演出，不仅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抗战斗志，也为之后的抗战文艺创作提供了诸多借鉴。在形式上，边区戏剧的演出形式多种多样，既有传统的话剧、歌剧，又有创新的秧歌剧、快板剧、地方戏曲梆子等。随着边区“演大戏”运动的深入开展，现代中外大型名剧扎进了民间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边区有机会对现代话剧技术进行学习与转化，不仅提高着自身戏剧创作的水平，还能形成自成一气的本土民族风格。例如，在剧目中将传统秧歌舞与戏剧元素紧密结合，就有了后来的秧歌剧，具有代表性的是在新年乡村文艺创作征文中分别获评甲、乙等的秧歌剧《大报仇》《谁好》与《代耕》。在语言上，晋察冀方言往往朴实真挚，极具亲切感与地方色彩，例如“嘎咕”“占”等一些口语化的方言表达，对于当地方言的巧妙运用，使戏剧作品更加贴近群众生活，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也增强了戏剧的感染力和传播效果。

晋察冀的剧社和剧团数量极多，队伍庞大，演出活跃。据统计，1938年至1940年间，晋察冀边区就有大型剧社或剧团25个。1942年6月，晋察冀边区村剧团数目已达3277个，至少有500个剧团活动得较好。各剧团的演出遍及晋察冀的大小山沟、平原、广大乡村，有的配合八路军上前线演出，有的在游击区村的地道里演出，有的去敌伪军的炮楼前作“政治攻势”演出，还有的每个月在村里演出“村民同乐会”。例如，西北战地服务团、联大文工团，以及抗敌剧社、群众剧社都是其中的模范剧社，他们的演出具有广泛的受众群体，在宣传、教育、鼓舞群众团结抗战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后来，随着边区敌后军事反攻的逐步扩大与大生产运动的渐次深入，晋察冀也在抗战后期迎来了“翻身时节”，村剧团开始大量演出以本村村史为主题的“翻身戏”，其中以阜平县高街村剧团创作的《穷人乐》为代表，取得了巨大成果，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对此充分鼓励和表扬，并提出了“沿着《穷人乐》的方向发展群众文化运动”的号召。

晋察冀以戏剧为代表的文学实践在一系列探索与尝试中积累了丰富而独特的地方经验，这在战时语境下要得益于当时奖励机制与文艺政策的规范与引导。按照文化场域相关理论，政治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文学场的运行机制。正如布尔迪厄所提出，“鉴于在各种不同的资本及其把持者之间的关系中建立的等级制度，文化生产场暂时在权力场内部占据一个被统治的位置。无论它们多么不受外部限制和要求的束缚，它们还是要受总体的场如利益场、经济场或政治场的限制。”边区的文艺大众化发展是如何被政策规范的问题在这一理论视域下或许能够得以说明。

1939年2月，晋察冀边区召开文艺座谈会，聂荣臻、彭真、邓拓等出席并讲话，当年4月《边区文化》创刊号发表了座谈会上的讲话报告。聂荣臻司令员在讲话中强调文艺的战斗与群众属性：“我们的作品要求与边区军民的战斗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今天迫切的问题……我们希望作家深入到群众中间，反映他们的抗日热情，在政治经济动员上，更要作家们积极参加活动，从文艺方面启发其民主运动的发展，帮助战争动员。”彭真书记在讲话中侧重文艺的革命现实主义，指出晋察冀边区是“抗日救亡为新中国而斗争的先锋”，是“革命文学最好的产生地”，“只要我们与伟大的现实斗争密切联系起来，相信我们一定能创作出革命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这种作品不仅在边区，在全国亦将有伟大的价值”，且随后在1940年7月召开的晋察冀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文艺大众化”的主张：“一面提高文化人的文艺水准，但同时强调文艺大众化，发展大众的文化娱乐工作，如戏剧、歌咏等要深入到连队和村庄中去，成为群众自己组织、参加、享受的东西，普遍组织大量的不脱离生产的剧团、歌诵队等”；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与边区文联负责人的邓拓则发言回应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认为“我们今天最迫切的问题就是作品如何大众化问题。因为我们的作品首先要使大众能够了解、接受。文艺以及其他一般艺术，是人民大众日常最接近的文化食粮”。晋察冀中央局在成立北方分局后，下设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落实边区文化建设工作的政治领导责任，另有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简称文救会），主管地方文化机构和文化人组织，担负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对大众文化运动的领导，后有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文联），负责领导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四个协会在各自领域的群众文艺运动。可见，在文艺大众化等政策与方针的指引下，边区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文艺体制机构，文艺事业也随之逐渐繁荣起来。

随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发表与延安文艺政策在晋察冀边区的不断宣传与逐步贯彻，晋察冀进一步的文艺建设工作也为《讲话》内涵的普及与推广提供了现实依据与地方经验。在积极参与和全面学习下，边区顺利融入中央与地方文艺的一体化建设中。正如胡可所言，“晋察冀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在《讲话》指引下自觉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方面，我们同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我们处于敌后的战争环境中，衣食住行时时处处都离不开群众……《讲话》中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执行起来也就更为自觉”。边区经过文艺整风与对《讲话》的学习后，文艺工作者与广大群众的思想认识提高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更加明确了，政策执行的自觉性也更强了，文艺界的思想面貌、创作面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边区文艺运动也因此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从晋察冀文艺奖励机制出发，重回历史现场贴近文学史实的本真面貌，深挖边区文艺体制机制建立与戏剧文化生态建构背后的“繁复”，就能发现其中有关的制度性规律与规范性力量。以鲁迅文艺奖金评选、部队首次创作运动、新年乡村文艺创作征文运动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文学评奖实践，既是边区文艺工作者与广大群众参与地方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基本途径，又是特定时期文艺政策规范文学发展的有效方式。在文化场域中，晋察冀边区以戏剧为代表的文艺实践通过革命话语与民间话语的有机结合，有效调整了根据地文艺的话语结构。对于文学评奖的发展，即便有学者说，“现代中国对文学的奖励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既不成型也不完善”，晋察冀在文学奖励机制方面的探索也可谓是其中的一脉高峰。无论是评选办法、奖励标准的设立，还是创作内容与形式的规范，晋察冀文学奖励机制的建设都为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历史经验，对后续戏剧文化生态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示范效应。

文章来源：《通化日报》https://www.zzqklm.com/w/qt/369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