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视角下的失范新闻表达

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真相和虚假并存，更为复杂的是伪真相的以假乱真让人们难以辨别。我们可能终其一生都在寻求真相，新闻的价值就在于能帮助人们拨开迷雾、接近真相，但是这也仅仅是希望而已。在新闻史中，这种寻求真相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息，而出于不同利益驱使和能力限制的失范新闻仍层出不穷，这本身也成为一种奇观。

符号学以文本、图像等符号为对象建构隐含普遍规律的适用理论，力图梳理大千世界背后的意义，新闻本体即由各类符号组成，用符号学理论对其进行解剖，通过编码和解码，探究真相下面隐藏的虚假、剖析新闻背后发生的故事，不失为一种研究路径。

作者作为在新闻一线沉浸实践多年的工作人员，集新闻创作主体和新闻受众与一身，汇集了新闻采编播流程中诸多的案例，希望以符号学视角，从新闻受体（受众）、新闻客体和新闻主体三个层面，采用文本分析和案例解读的研究方法对新闻失实本体进行分析，以期对新闻受众多些分辨能力、新闻客体如更好关照自身和新闻主体少走些弯路有所参借。

这里的新闻受体为接收者，新闻本体指文本和图像等新闻符号，新闻客体即新闻中的人物或事件本身，也可称为被采访对象，新闻主体是新闻媒介包括新闻采编人员。

从新闻受众角度梳理失范新闻的符号学表现

新闻真实性对应的是失实和虚假，这类新闻相对辨识难度较低，如人名的张冠李戴、数字的夸张误用、画面的移花接木甚至事实的扭曲表述等，而更多的失范新闻表现得更为隐蔽，需要细致进行符号解读才能有所体会。

从上个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媒体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逐步以受众的评定标准为参照。在受众对文化产品多元需求日益增长的过程中，尤其主流传统媒体过于遵照上位主体的需求，往往关注点只唯上、少唯下。新闻生产者仍存在以我为主、忽视受众需要的问题。

杨保军和朱立芳认为，评判一则消息是否为假新闻主要依据新闻事实和新闻价值两个标准。新闻事实是首要的判断标准，而某些报道虽不存在捏造成分，但如若不具备新闻价值或被刻意拔高新闻价值，则仍是一种假新闻。国外学者Tandoc 等人提出了另一种二维框架 ：事实性和欺骗性，两个维度都可以从低到高、由弱至强变化，构成新闻失范的不同类型。

2016年起，中国网络社交用户通过社交平台获取新闻已经高于使用手机客户端、新闻门户网站获取新闻的比例。社交媒体使得假新闻的传播更为迅速和便利，虚假信息频现已成为整个社交网络生态中的重要特征之一，这导致了受众对示范新闻的无所适从。按照霍尔对受众解码立场的三个分类：宰制解码、协商解码和对抗解码。传播有限效果论在协商解码和对抗解码方面，体现出数字化时代受众的不同立场变化。

受众对符号的反向解读。潜藏在框架新闻后受众的不同解读：如80年里根总统儿子失业被国内媒体炒作，认为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反而激起受众对当时少数国内官员腐败的反向解读。这些新闻背后隐藏的伦理影响是多元变化的，既体现了受众理解方向的不确定性，更多则是新闻主体先入为主的非客观性导致了的受众对抗性解读，而没有起到媒体新闻预期起到的社会功能。

受众对符号的选择性接收。受众有时不在意信息或者新闻的真实性，而在意与自己的兴趣点和价值观是否吻合或者违背。网络谣言和假新闻的存在能够反映和折射社会现实矛盾、大众群体心理和利益运作机制等几个层面的真问题。碎片化的休闲心理和娱乐化的欣赏惯性，在热搜上体现为真相和耀眼的竞逐，而受众经常在虚假的信息里宁愿信其有，从而获得暂时的愉悦和满足，例如灾难事故中的幸存者传说、跟帖制造的新热点等。

2022年5月上了热搜的新闻，讲述了北京大学的数学教师“韦神”一晚上解开六位博士一周没有解决的数学难题。新闻不从学术领域（术有所长、难题本身）去解读，以致受众对中国博士生培养体制吐槽，造成流变（因为流量使事实真相变化）。实则六位博士是物理学专业的，他们短时间解不了另外领域的数学难题很正常。

这是新媒体自传播与大众传播时代，从传播主体和受体互动双方的显著变化，并将对传播规律产生影响。绝对客观的难以企及，使新闻主体的主观性不可避免，与其一味追求客观内容，不如营造形式的客观范式，还有对信息透明度的打造。互联网如热搜、引擎对同一新闻题材的集纳解读和不间断更新，即可认为是一种透明度表达的技术外显。

目前国内的新闻媒介主体纵向（全媒体、融媒体）和横向（兼并重组）集中继续发生，解聚趋势不断出现，相对无结构的网络模式加速了解聚，生产与传播分离。框架报道的戏剧模式手段消解作用：崇高不再让人崇敬、卑劣减弱了反感。新闻报道突破模式的个性化和真实表达才能使受众代入其中，而并非总是似曾相识、套路化严重。 

从新闻客体角度梳理失范新闻的符号学表现

任何物体在符号体系中，既有作为物体的指示性，兼具其在时空变换过程中人类赋予其的表征意义。从单纯物质到表征性的符号可能因为其身处的情境对观看者发生不同的解释意义。

表哥手上的手表，领导者头上的雨伞，作为符号使用体和纯然之物在两个极端移动，偏移程度取决于观看者即受众，也包括镜像自我的观看者就是新闻客体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如果不变成舆论，也不会赋予对象物更多的符号意义，只有被传播，并被赋予了符号的第三性（也可以叫意指、解释项），那么这些物质符号就有了无限衍义的解释。这种解释因为近年来网络人肉搜索式反腐的盛行而诞生了表哥、包姐之类的含义丰富的网络指示符号。

手表和挎包等作为装饰品和奢侈品的本质使它们具有不同的价值属性，而雨伞更多体现为非装饰的使用价值。伞作为工具，领导自己打伞，体现出的是一种亲民思想和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精神，说明了领导深入基层与人民在一起的作风。如果把伞放在家人之间，他们互相为对方打伞，表达的是亲密关系；放在下属与上级的之间，他们互相为对方打伞，就表现出拟态环境中不同的形象。领导自己打伞是合乎情理，领导给群众打伞是爱民如子，反之让下属或者群众为领导打伞则有了官僚作风的衍义。

作为被表现的新闻客体，领导者更为在乎自己打伞的外在形象。一些新闻媒体就发生过因为发表了雨中下属给领导打伞的画面，而受到严肃批评的事件。从新闻发生到被记者拍下，再到发表出来，直至最后被撤下，有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这里面存在表意的距离可能更为漫长，既然符号表意有一个过程才能被感知被接收，那么符号的意志总有距离要跨越。

符号距离有三种，第一是时间距离，第二是空间距离，第三是表意距离。这三种距离说起来很简单，但是符号活动的面很广。很多打伞这个事件符号发出者和接收者都是官员出于对个人镜像的自我心理认知，产生了新闻客体的第二次解读，而表哥则与此不同。
   因为符号标签的无限衍义，所以有了代表不戴表、水瓶当酒瓶的符号能指与所指的背离，由此符号的第三性也就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外延。

从新闻主体角度梳理失范新闻的符号学表现

皮尔斯认为符号的解释项可以有三种：情绪解释项，例如听到音乐而感动；第二种是能量解释项，例如听到命令而行动；第三种是逻辑解释项，例如听到一个问题而思索其答案。

在新闻主体的采编播过程中，时刻需要注意使用的文字、音频和图像的无限衍义，合理利用其意图定点。意图定点是个社会符号学问题，就是对于任何想要在目标接收者之中取得特定意义效果的人，这种预设安排至关重要，但是意图意义并不能代替最后可实现的意义，而意图定点是符号发出者可以用各种手段达到的一个效果。意图定点的丧失，导致了无限衍义的继续发展，甚至导致歧义和反义的产生，就是符号的误读。

新闻文本的符码失范表达造成符号内涵歧义。汉字的二级符号性质导致了双重意指性，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第一种情况，汉字直接意指着自身，含蓄意指着汉语。这种意指关系方式，我们称之为汉字的字本位性。第二种情况，还存在着汉字的语本位性，在语本位关系中，汉字并没有退场，它只不过把自己的意符思维或意识形态含蓄地掩藏在对汉语的直接表述中，我们也称之为汉字的隐性书写。

媒体播报一些城市建设“廉政公园”的新闻，“廉政公园”这个文本符号字本位是倡导政府官员的廉洁自律，但是立碑树牌放在为民众提供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之中，则会让民众联想其含蓄意指：即对机关作风和官员形象的社会性提示需要无处不在，哪怕挤占公共资源。

一个新闻标题出现了团队到国外访问，提前“踩点儿”的用词。“踩点儿”一次本身是中性词，但是经常用在很多偷盗嫌疑人提前探测盗取对象和地点的文本中，使其具有了贬义意指。汉语使用中的分歧符号是一直偏离本意，如“踩点儿”等中性词变为贬义词。汉字的历史延展过程使其能指在不同阶段分化出不同的意指，而随着时间的距离拉近，意指的现实含义会发生大众化偏移。

再如“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这类新闻宣传语，乍看没有歧义，但是如果将两个名词联系到一起，就会产生“解释漩涡”。解释漩涡是指不同的元语言结合之间的协同或冲突，发生在同一次解释中，两套元语言互不相退让，同时起作用。两种意义同样有效，永远无法确定两种解释悖论性的共存，但是并不相互取消，冲突造成的双翼均合理，这就造成解释漩涡。

新闻图像的符码失范表达造成符号内涵歧义。解释漩涡出现于很多场合，最常见的解释漩涡出现在戏剧电影等演示文本的表现层次与被表现层次之间。历史人物有一张熟悉的明星脸，没有人会觉得历史人物有一张明星脸历史就失真不可信，表现与被表现之间的含混正是表现艺术的魅力所在，正是表演艺术的魅力所在。而在图像中也经常可以遇到。

有的交通警示牌标识着“不打远光灯，害人又害己”，本来以前半句单独出现没有歧义，但是两个分句组合后则符号语义发生了截然相反的扭转。这种失范因为符号分辨易率低，只要对细节认真审视就可以避免。

而有的图像背后的意指解释项则要复杂很多。一幅名为《征税途中》的新闻图片中税务人员挽起裤腿、扛着自行车跋山涉水，真实性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从不同受众的立场对图像符号的理解会有很大差异。图片本意应该是对税务工作人员的辛苦工作的褒扬，但其背后隐藏的如征税难度大、技术手段落后等意指会让人浮想联翩。这类新闻主体无意识的“高级黑”对应着受众出乎意料的反向解读。

新闻音频的符码失范表达造成符号内涵歧义。作为媒介环境学派的英吉斯和麦克卢汉对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对人体感觉的延伸做过预测和阐释，在人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中，听觉是不间断的，虽然有稍纵即逝的特点，但是因其无时无刻伴生左右的跟随性，作为新闻主体不能忽视音频符号的失范表达。

2022年5月的一期电视新闻，讲述了防控疫情的一线人员坚守岗位的故事，其中一段讲到一位主任因为工作繁忙，嗓子累哑了，为了表现他的坚持和辛劳，记者录制了一段这位主任嘶哑着接受采访的同期声。

但是在这个视频意指解释的背后，除了让受众感受到被采访对象的辛劳程度，还会产生情绪解释项的判断，即对采访是否恰当、从道德伦理角度是否合情的判断。他的家属和其他的受众听了以后会有什么感觉？会对我们的记者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印象？这种问题在新闻报道中存在很多，特别越是被采访对象痛不欲生时，一些记者为了煽情越去采访。新闻主体要尊重新闻客体，保护别人的隐私，站在与对方共情的人性角度完成工作。

新闻逻辑符码的失范表达造成符号内涵歧义。以偏概全的强调细节真实转移了人们对真相的挖掘。一些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忙于宏大主题的建构，忽视常态环境下小人物的境遇：如疫情使各个行业和人群在生活状态和经济活动、社会交往中都发生着巨变，媒体必须关注这些改变，尤其是被疏离和正在走向失助的人群和行业，否则媒体的公平和客观性会大打折扣。所谓的宣传品大量涌现时，真实客观的声音尤其可贵。在后疫情时代，新闻主体应该更多关注身边失助的人群：如做保安的手艺人、背负房贷压力的邻居------更多地关注陷于生存危机的餐饮、旅游等服务行业。

网络时代，如果新闻主体传播的内容99.99%是事实，只有0.01%经不起推敲，受众就会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如现在很多媒体制作的宣传片，影像浮夸，看上去高大上，但是缺乏事实和成果，用对未来的设想和规划，加上技术的花哨堆砌来虚构蓝图。这些都可能带来受众的反向解读，即认为真实画面背后掩藏的虚假现实。

新闻主体和客体如何自我调整和规范

严肃新闻的立场和为了公共利益而存在价值使其具有局部失实环节的免责权力，追求时效性的新闻规律也无法苛求其完全的细节真实。“社会公众的合理兴趣在该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排除了当事人个人的利益，从而使得符合社会公众合理兴趣的报道行为摆脱出新闻侵权的范畴，其中的利益衡量机制是责任构成要件所欠缺的，但在社会实际中又必不可少。”这里的合理兴趣一是民众对信息和公众事件的知情权，二也体现了新闻自由本身赋予媒体的显性权力。

应当注意的是，只有新闻报道的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的时候，才可认定为内容失实。因为新闻媒体仅是舆论监督机构，缺乏相应的公共权力，在某些情况下无法广泛深入的查清事实的真相，因而在个别细节上出现与事实不相符的情况是很难完全杜绝。如果对此过于严格，新闻媒体将会为了追求事实真相而亦步亦趋，难以充分发挥其舆论监督功能；或者可能刺激部分媒体不择手段，导致侵犯他人的权利。另外，新闻媒体经常引用和报道国家政策法规，包括执法部门的相关判决案例等，如果后来出现一些字句或者判决错误，那么媒体怎么能够承担连带责任呢？所以只要引用国家机关和执法部门的相关言论和执法行为，报道过程客观的报道，媒体就不必承担部门行动和言论失误引起的连带责任。

新闻主体的自我规范。媒体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不能把少年儿童即未成年人的影像不做处理直接搬上荧屏，因为未成年人的肖像权受到天然保护。媒体在公共场合拍摄成年人一般不涉及侵犯肖像权，而在私密场所比如当事人家中，媒体拍摄要征求当事人同意，当然国外媒体对政治名人和明星也可以追踪到各个角落，因为公众人物就要处于舆论监督之下，反而普通公众受到私密场所的权利保护。目前国内尚无新闻法，这对新闻工作者缺乏法律上的保护。那么在具体采访策划中，就要先保护好自己。对有疑问的人和事，不要一口咬定，可以不出全名，报纸则多采用化名，镜头可以做特效处理。因为媒体新闻在传播信息的同时，兼具乘风化人功能，所以对事不对人，剖析问题而非越俎代庖当法官，做节目更多的用正面典型鼓舞人、用负面典型警醒人。归纳总结一类现象，以期从中分析规律、找到可以供受众借鉴思考的价值点。

在画面处理时，对少年儿童、智障人士等需要保护人群和提出做遮挡的一定用马赛克、模糊等特效处理。对涉及几方当事人的报道，必须采访到每一方，当然对方不说或者拒绝留下影像资料，新闻可以摆出事实、让当事人充分表达后让受众自己判定对错是非。对必须下结论的，最好由执法人员或者法律界人士、专家做出。

随着《民法典》的出台，人格权被赋予了单独的章节，而对新闻媒体报道权限的界定并无法律上新的规制。这对新闻主客体针对争议和纠纷中的法律条文尽管有了更具体的解读，但是双方如何从各自利益角度进行维权从而实现自我保护，还需要更多依靠新闻本体采制过程中的尺度把握来完成，以减少后期的双方矛盾甚至诉累。

新闻客体的自我调整和保护。民众在依据法律保护自身权利时，也要注意对公众与隐私的概念厘清。在公共场合的非私密性举动，特别是可能危害社会和对公共造成潜在威胁的行为，新闻媒体有完全的拍摄、采访和报道权力，并不因为新闻客体的主观否认而阻止新闻主体这种权力的实施。而在家中等私密性场合，新闻客体对其私密言行可以要求新闻主体不得拍摄或者有权对具体细节的报道进行限定。

目前的媒体正处于新旧交界，关于网络媒体传播的社会伦理：新媒体达到一定的覆盖范围，然后流行一定的时间，也就变成了传统大众媒体，开始遵从其规律和规制。自上而下的规制必不可少，但是需要规制的适度，否则会造成两种效应：第一是矫枉过正会导致对运营商和平台的寒蝉效应、第二对使用者的沉默的螺旋效应。

在数字时代，实现视角转换才能更好地促进民主社会的进步。互联网作为圆形监狱其监视器应该调转镜头对准公众人物和权力部门，圆形监狱和体育看台的相互作用才能更接近公正的原点。而目前世界各国的数字鸿沟正在形成：一方面外显为社群和阶层对技术的掌握难易程度不同；另一方面作为强势群体传播主体有意识进行价值倾向调控，对受体形成压制性歧视。

结语

1960年，因为一则批评性广告，美国纽约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将《纽约时报》告上法庭，并申请巨额赔偿。两审失利后，几乎被各地官员相继提起的索赔逼至绝境的《纽约时报》，奋起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力挽狂澜，宣布“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维护了媒体、公民批评官员的自由。如果新闻媒体都不敢对各类不公平、非正义的事件、现象和个体、群体全力发声，遑论普通百姓？对新闻媒体的限制和拘束，只能导致网络言论的肆意生长和受众的无所适从，也必然使新闻媒体只能沦为唱高调的机器，这就是新闻主体管理者即上位主体需要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新闻本体在真实性和客观性出现形形色色的失范后会造成诸多社会影响，新出台的民法典从社会规范角度对新闻主体进行了部分规约，但仍暴露出其中的灰色地带，期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够逐步找到消解问题的途径。

文章来源：  《声屏世界》   https://www.zzqklm.com/w/xf/244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