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身性”多重内涵辨析

Abstract: Since the 1960s and 1970s, Reflexivity has been hotly discussed by the western academics and has always had a great impact on other related courses. Thanks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connotations of Reflexivity, philosophy, sociology，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d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must be employed in order to clarify it. The transition from mixture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to the dichotomy between them and the rise of the 20th century anti-rational thought brings Reflexivity to the vision of humanity. In addition to its etymological analysis, the article also makes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meanings in philosophy, sociology,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o try to give a more scientific definition of the basic concept of Reflexivity.

Keywords: reflexivity;connotation;discrimination

社会学家追求一种“反身”的社会学，以社会学服务于社会学，以便诞生一个更好的社会学；由于不能解决“反身性”问题，知识社会学中的曼海姆悖论不可避免；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把“反身性”作为“强纲领”的四个原则之一，试图以科学的方式研究科学，认为科学是社会因素建构的结果，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仍然无法解决“反身性”难题；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实践转向——后SSK打破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在对科学的具体实践研究中同时注重自然与社会两种因素，对“反身性”做出了新的研究。

一、“反身性”词源学分析

“反身性”reflexivity，“词源学上由两部分组成，前缀‘re-’的意思是向后、又、反对、反向的；拉丁语词根是‘flectere-’，意指弯曲，所以本意是‘又弯曲’、‘反向弯曲’。” reflexivity翻译成中文时有多种译法，反身性、反思性、自反性、自返性、反射性、反观性等等。现实中，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比较混乱，多用“反身性”，但也有不少人用“反思性”，如《词语与世界：社会学分析形式的探索》。考虑其本意，加上其概念内涵主要指自我指涉、自我意识与文本构成要素之间的循环关系，译作“反身性”更为精准，更能体现该词的引申、比喻意义。

reflexivity译作“反身性”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reflection（反思）进行区分。“‘Reflection’的拉丁对应词是‘re-flectere’，其意为‘to bend’（弯曲）或‘to turn back’、‘backward’和‘to bring back’（折返）等。人们最初是在光学意义上理解Reflection，指‘镜面反射光线的活动’，也即‘在镜象中映现出对象来’，因而，反思是指对象与映象之间的映射关系。”人们对这两个词之间的关系有多种认识。有的认为两者之间无本质差别，把其理解为自知的一种手段；有的认为两者之间在“反思”的深度上具有差别，“反思”是理性主义认识论意义上的，是事物的一种镜像式映现，“反身性”则是与传统认识论对立，必然破坏理性主义的自满情绪和对自身某些部分的无视。“反思”与“反身”性都具有“反思”的意思，代表某种理性能力，但是，“反思”是启蒙意义上的，排除各种利益、文化、价值而且持一种客观立场的温和的内省，“反思”是反身性的一个维度，是理性主义有序性和确定性的产物和体现。“反身”则体现出理性的局限或者体现出人类活动的无序和不确定性，“反身性”比较混乱，其既可导向如布迪厄反身性社会学这样一个确定的目标，也可导向伍尔伽“动态的反复重新认识”这样一个不确定的目标。

二、“反身性”的哲学分析

“反思”作为学术活动的根本任务和主题，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从“认识你自己”到启蒙运动的前夜是第一阶段。“认识你自己”是古希腊德尔斐神庙门楣上的名言；苏格拉底“我唯一所知的就是我一无所知”已经包括了人对自身“反思”的关注；柏拉图整个哲学的出发点是把世界分为可知世界（理念世界）和可感世界（事物世界）；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本性就是为了求知，而出于本性的求知是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思辩活动。这些哲人的论述已经蕴含了反思的可能，即在认识活动中把自身或者活动自身对象化的可能。漫长的“反思”之路上，主客体的混沌状态也一直影响甚至阻碍这些哲人的思考。

在笛卡尔肇始的近代哲学，反思才获得了中心地位。“‘我思故我在’中我的全部本质是反思（Reflection）……反思就是对主体的关注和沉思，就是对自我确定性的永恒追求……并标志着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即不再对对象世界作任何直接的认识和经验，而是进行‘自我反思’、‘自我关注’和‘自我映现’（self-mirroring）的活动……近代反思哲学经历了笛卡尔的理性反思、洛克的经验反思、莱布尼茨的逻辑反思、康德的先验反思、费希特的自我反思和黑格尔绝对的思辩反思等阶段。”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内在的反思结构彻底的打破了主客不分的混沌状态，为“反思”奠定了认识论基础。布迪厄坚决反对主客二元分离这一认识论预设，并致力于消除这种分离，可他不仅要将研究主题对象化，还要把主客体关系对象化，即历史化进行历史化的主体，客观化进行客观化的主体，可以说，他与哈贝马斯一样，也是欧洲“启蒙理性”的捍卫者。问题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是以怀疑为工具（除了我不能怀疑我在怀疑），把反思无限推进，从反思到对反思的反思，到对反思的反思的反思……反思停止于何处？这是笛卡尔的难题，但人对世界的理性构成和人的理性能力的无限膜拜和信奉成功掩盖了这个难题，人们认为所有的一切不过是理性的外在体现

反思的第三个阶段：从反思性到“反身性”。20世纪理性主义的方法论与反思理念经受着一浪又一浪各种反理性思潮的攻击。维特根斯坦否定“私人语言”的可能性，认为语言只存在于一个语言共同体中，只能在生活形式中作为群体活动的一部分起作用。笛卡尔式的主客二分把主体看作一个封闭的世界与外界无关，同时也不能说明主体如何达到客体。维特根斯坦通过反对私人语言批判这种传统，认为“内心活动只有与其发生的行为联系在一起，才能得到理解，不仅如此，它们实际上还受到体现在日常语言中的公共性的制约，离开这种公共性，它就失去了任何表达。”库恩的“科学革命论”引入了历史因素，科学的发展分为常规科学、科学革命两个时期，科学革命只是科学家放弃原先的“范式”，转向了新的“范式”，两个范式间找不到共同的基础，在科学标准、概念、世界观上都存在着“不可通约性”。科学进步是通过具有历史性与社会性特点的不同范式之间的斗争实现，对理性主义反思活动的纯哲学性和非社会性前提提出了质疑，宣布反思不仅仅是一个内在化的过程，而是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进行的。哲学诠释学彻底质疑了理性主义反思主义观的另一个理论前提即主客截然对立，宣称理解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任何理解与反思都是主体的前见与文本之间的相互构建的过程，从而否定了主客二元论的反思观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反思性进入第三阶段，把反思本身及其前提和可能性全部纳入反思的视野。“反身性”表明：1、理性主义要求的逻辑的完全自洽是不可能的，自我指涉、悖论等现象都是从理性自身推导出的反理性主义的后果，是理性主义建构的所谓内在逻辑的不可规避的存在样态；2、行动与结构、主体与客体、社会性与理性主义及逻辑中心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相互循环和渗透关系，任何试图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的反思在实践层面上都是不现实的；3、任何个体心里层面的反思以及之达到普遍真理的设想都是不可能的，反思只能以特定社会情境为参照才能进行。人的理性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反思的作用同样是有限的。理性仍然有赖于环境和并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效。

SSK的“反身性”声明“各种说明必须能够运用于社会学自身”，但仍然沿袭了自然与社会、主体与客体的两分模式，还没有超出主体的自我反思或对对主体的自身反思的层次。“反身性”对象与“反身性”的工具及其预设仍然同是理性主义的产物，不过以“社会实在”取代了“自然实在”的解释，从一种非理性（唯科学主义）走向了另一种非理性（唯社会利益）。

三、“反身性”的社会学分析

“反身性”看来不可避免，反思社会学一直也是西方社会学家追求的目标。古尔德纳比较早地提出了“反思社会学”，“‘反思社会学’的历史使命……就是改造社会学家，深深的渗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日常工作，用新鲜的感受来丰富他们，并将社会学家的自我意识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反思社会学’要求一种自觉的自我指涉，所以它以‘社会学家对自身及其在社会世界中的位置的方式’为基础。”，在古尔德纳眼中，自我既是反思的对象，同时也是反思的承担者，“认识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你是谁，部分就是认识你是一个传统的一部分，在这个传统中，认识你是谁是重要的，有必要探索的。一种社会学的社会学和一种对社会理论的批判正是这个传统的一部分，一种在特殊条件下贯彻这个传统的努力”。

对于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gy）来说，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行动和说明是不可分的，说明是行动的组成部分，行动、说明和场景构成了实践复杂的整体。说明使行动者的行动可以理解，但其本身也是行动者行动条件，说明与场景也是存在这种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就构成了常人方法学的“反身性”，其所指的是：“因为人们普遍采用、而且必须采用各种‘常人方法’来赋予日常事务中的实践以意义，因此，社会行动必定是可说明的，并且，对现实的说明和现实本身互为对方的构成要素”。

布迪厄从三个方面对社会学自身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1.个体研究者的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如阶级、性别、种族，即研究者作为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位置对其研究的影响；2.研究者所处学术界的学术位置的影响；3.唯智主义的偏见，即社会学本身学科的偏见。布迪厄认为，社会学所缺乏的是“作为社会学工作的必需条件和特定形式的反思性观念，按照这一观念，反思性即是社会科学实际运用的认识论方案，而且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反思性即是一种视知识分子为被支配地位的支配形式的操纵者的理论……布迪厄的反思性概念要求对‘那些思想的未被思考的范畴’进行系统的探索，因为正是这些范畴‘界定出可以思考的范围，并预先确定思想的内容’……布迪厄的反思性概念所要求的‘返回’超出了经验的主体的范围，而要延伸到学科的组织结构和认知结构”。

对布迪厄来说，社会的“反身性”还是主体自身的自我意识或自我对主体自身的认识。社会学“针对前面两个问题提出的反思社会学，仍是知识社会学范围之内的问题，是研究作为社会活动的社会学——各种社会学活动——的外在关联问题，其中涉及对社会学的间接影响。对第三个问题的研究，是分析实际工作着的社会学家的内在工作（研究、分析、调查、理论概括等）的逻辑，这才是‘社会学的社会学’。”“常人方法学的彻底反思性首先把社会现象的知识本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特点来考察……不论是普通人的实践推理，还是社会学家的职业实践，都一视同仁地无差别对待。其次，常人方法学的反思将自己也置身于无差异的反思中”。不过，针对“唯智主义’”，常人方法学与布迪厄的分析异曲同工，在如何弥补二者之间的鸿沟上，布迪厄认为要“将客观对象化过程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常人方法学的立场则导致其对放弃社会学或者至少放弃社会学理论化。

对SSK来说，“反身性”至少涉及即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三个层面，在每个层面上都要对科学与自身进行“反身性”的研究。尽管按照布迪厄的观点，SSK对“反身性”的研究还属于自我意识或对主体自身的反思，并没有深入到“那些深深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预设”，在自以为是的“反身性”中，并未触及“深嵌在理论、问题和学术判断范畴上的集体性科学无意识”。很显然，SSK并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布鲁尔的“反身性”与曼海姆知识社会学，伍尔伽、拉图尔与人类学、常人方法学，林奇与常人方法学，马尔凯与话语分析都有深刻的联系，并表现出了各自的特色。

四、“反身性”的知识社会学分析

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知识社会学，一来源于德国，一来源于法国。在德国，它主要表现为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狄尔泰“人文科学的诠释学”，曼海姆是二者的综合代表。在法国，涂尔干认为社会现象具有共同的本质，科学本是就是社会的产物，科学来源于宗教，其发展是一个不断脱离母体控制，不断理性化上升的过程，并且对于社会现象要求人们采取一种客观的方式，避免了自我指涉的可能。曼海姆继承了德国的历史主义传统，把相对主义引入了对知识的考察。德国的知识社会学中的知识本来就包括文化、思想、意识等，其都处在特定的时空而具有特定的意义，否定了客观主义真理的存在，但曼海姆又否定了极端的相对主义，他认为真理是一定语境下的产物。不过如果任何真理都是语境的产物为真，则命题者本身也处在一定的语境中，因此命题就不具有普遍性，从而陷入自我驳斥的境地。

要解决这种矛盾，一要看研究对象之间是否有共同的背景，相似的社会会使人们在共同的背景下进行理解与沟通。二是要在共同的背景下体现个人的创造性即创新新的知识。为了获得普遍的共识，必须借助于一种方法论的诠释学，单个人是个体的，知识是集体的，不是从知识而应从怎样认识人自己的角度出发，从而将自我指涉的反驳变为“自我反思”的条件，以达到相对真理。为此，曼海姆提出了社会运动的横向运动与纵向运动，横向运动改变位置而不改变地位，以反映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思考；纵向运动，则通过社会地位的上下变化，从而以不同的视角获得反思的能力与角度。

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超越意识形态，能够领会时代精神并达到真正的知识，从而解决知识社会学的驳斥问题。默顿则批判知识分子的自由价值并不能保证知识社会学有效性问题的解决。他把科学看成是具有独特精神气质的社会体制，并对它进行功能分析。在默顿看来，在实证主义的知识观下，重要的不是知识的内容而是使客观知识成为可能的社会条件。“默顿学派之所以能成功地建立起他们的科学社会学范式，则是因为他们的立场和方法避开了“反身性”问题，他们甚至可以通过‘自我例示’展示其研究实践的正当性”。

科学知识社会学把科学知识置于同意识形态相同的地位进行社会学分析。针对历史上知识社会学把自然科学知识排除在社会学的研范围之外，布鲁尔在《知识与社会意象》中提出了“强纲领”：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和“反身性”。对于“反身性”，以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只是在原则上接受“反身性”，“并不是要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实践中实际贯彻的内容，而只是他们表达自信或‘认识论得意’的形式”。柯林斯认为反身性对科学知识社会学家说是徒劳的，拉图尔、伍尔伽、马尔凯等也在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中对“反身性”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随着SSK研究发展的逐步深入，SSK的学者们在深入到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去寻找科学的社会建构的证据时，“就会发现科学实践不是独立于自然而发生，科学实践过程必然揭示出客观自然在科学知识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这就使得只重视科学知识中社会因素的社会建构论所受到得批判不仅来自于外部，而且来自于本属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内部阵营的成员……这就是拉图尔所说的‘社会转向后的进一步转向：在排除社会因素的科学建制社会学转向完全用社会因素来说明科学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之后，进一步转向对客观自然与社会因素同时予以注意的科学实践社会学”。这就是SSK向后SSK的转向,对“反身性”的研究正是在这个转向中不断的丰富起来的。在这个转向中，SSK的清晰面貌逐渐转变为后SSK的驳杂，“反身性”也由一种自信的姿态转变为揭示自身弱点进而建构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手段。

五、SSK走向后SSK研究与“反身性”

科学社会学研究经历了研究科学体制与规范的默顿科学社会学和研究科学知识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即进入了后SSK的研究，其突出的特点就是转向“科学实践”分析。

SSK认为，社会利益与结构在事实上完成了科学知识的制造任务。科学就其核心而言是社会建构性的，在研究方法上遵循经验主义与自然主义，科学的实践被理解为一个有社会利益建构的开放的、不确定的过程。实际上，SSK并没有摆脱由康德赋予自然与社会的两分状态，其揭示的是社会因素下隐藏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它揭示隐藏的真理，而这一做法，一直是西方科学的标志。与SSK不同，后SSK把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的过程和各种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实验室之中与实验室之外的所有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后SSK不再把自然与社会、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区分看成是必然的，并同等地对待二者。科学的实践是复杂的丰富的，在科学实践中，科学理论是人、各种自然物、传统文化资源、科学仪器、社会因素等各种因素不断相互作用博弈的结果。

崇尚科学的SSK推崇以科学的方式研究科学，但结果是SSK逐渐被人们认为是对科学的一种疯狂的解构，最终招致了反科学的骂名。SSK的学者们通过对真实科学的研究，瓦解传统科学实在论的基础，从而瓦解科学真理，最终瓦解科学文化的文化霸权。但SSK的学者们把科学实践仅仅理解为社会利益不断建构的过程，由对科学的“自然实在”的解释走向了对科学的“社会实在”的解释，从科学的“自然决定论”走向科学的“社会决定论”。在此，一方面显示出SSK在解释科学时的单一性、还原性，单纯的SSK并不能向我们提供把握行动中的科学丰富性的概念工具，例如把仪器的建造、实验的计划、运行和解释以及实验室管理部门、出版部门、基金提供部门的谈判都仅仅归结为利益的导向显然只是抓住了问题的表面，所以，在后SSK研究中物质维度才被重新引进并逐渐发挥作用；另一方面，SSK的“社会决定论”使其无法解决自身所面对的“反身性”难题。知识社会学的各种说明模式必须能够运用到其自身，否则，知识社会学就会成为它自己的各种理论的有效驳斥。在“强纲领”这第四条原则的约束下，我们运用公正性与对称性原则就会发现，在利用社会因素对科学进行解释时，并不能保证科学知识社会学自身的解释的合法性，因为与科学一样，SSK也不过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显然这个问题对于SSK的重要性不言而喻，SSK中的不同流派也确实对其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它也成为后SSK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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