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之价值观的变化——《聊斋志异》人物命名艺术内涵探析

 重义轻利是儒家所推崇的价值观，也是长期以来士人所认同的道德评价标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人，为了表明高尚的道德修养和审美趣味，对利唯恐避之不及，即使物质生活极度匮乏，却依然以安贫乐道作为强有力的精神支撑，耻于追逐金钱和享乐。但是在明清之际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士人轻视财富、安贫乐道的传统价值观受到了挑战，而重义重利、追求物质生活的新价值观正在形成。这种变化在蒲松龄《聊斋志异》的人物命名中可以感受得到。
《黄英》中马子才，人如其名，是一位才子，且爱好菊花，另外两位主人公皆姓“陶”，姐姐名为“黄英”，而弟弟在文中通篇称“陶”， 两人的命名让人联想到东篱采菊的陶渊明。作者正是在“陶”与“黄英”这两个象征着士人清高品格的人物身上，展现出新的价值观，并以这种价值观完成了对“马子才”所代表的传统价值观的颠覆与改造。
马子才与陶两人因谈论艺菊之法而相得，马于是邀陶姓姐弟二人归家居于南院。但马家清贫，陶不忍因姐弟两人而使马家生活更加拮据，于是提出卖菊谋生的想法。菊花素有“花中君子”、“花中隐士”之称，象征着士人独立高洁的人格，马子才爱菊，正是因为菊花是自己安贫自适的生活写照，而贩花是对他精神追求的一种亵渎，是他所不能忍受的，“心厌其贪，欲与绝”，他的态度是传统士人重义轻利、以利为耻的传统价值观的反映。而同样喜爱菊花的陶，谈言骚雅，也是风雅之人，但他认为贩花为业，以自己的劳动换来物质生活的富足，跟精神品格的高下并无关系，他代表的是义利并重的新价值观。两人的矛盾冲突体现的正是士人新旧价值观的冲突。
不久，陶家姐弟因贩菊致富，马家依然一贫如洗。后来马子才娶黄英为妻，以妻富为耻，家中物品皆要分清南北两处，不得混淆，然而常常实在无法分辨，马只能作罢，一切听任黄英。于是，马家土木大作，南北两第合二为一，享用堪比世家，马难自安，慨叹：“仆三十年清德，为卿所累……人皆祝富，我但祝穷耳！”黄英又在院中为其筑茅屋，马东食西宿，遭到黄英戏谑。经过几个回合的冲突，马子才对贩花获得财富的态度，由最初的厌恶到难以自安，再到无言相对的认同，这些转变反映出士人由以利为耻、清高自许的传统价值观，逐渐向取之有道、不放弃生活品质的新价值观不断冲突、融合的过程。
如果说马子才价值观的转变显得比较缓慢和被动，那么《聊斋志异》中一些文士弃文从商的举动则把这些转变表现得更加突出和果决。《雷曹》中乐云鹤，素有文名，然而潦倒场屋，屡次科场败北。乐本家境贫寒，又为友抚孤，士大夫都称其贤德，然而家计日益艰难，乐叹曰：“人生富贵须及时，戚戚终岁，恐先狗马填沟壑，负此生矣，不如早自图也。”于是去读从商，“操业半年，家赀小泰”。《白秋练》中慕蟾宫，自小聪慧喜读，“年十六，翁以文业迂，使去而学贾。”《罗刹海市》中马骥，十四岁入郡痒，就有了声名。其父年老体衰，谓生曰：“数卷书，饿不可煮，寒不可衣，吾儿仍可继父贾。”马骥于是随人海外经商。 “乐云鹤”意为云中之鹤，但他并没有执着于一飞冲天，留名于黄金榜上，也没有选择远遁世俗。慕生名“蟾宫”，蟾宫折桂本应该是其理想，然而父亲认为从文迂腐无用，慕生也未有异议，就转而弃文从商。“马骥”之名为“千里马”之意，其父亦认为读书难以维持生活，马骥就继承父业，出海从商，后来富贵名望兼具，证明经商也可以成就“千里马”之愿。以上主人公皆为德才兼备的文士，但是不难看出，他们不甘于清贫、固守清高，也不排斥财富富贵，而是着眼于现实生活，追求人生享受。
中国历代王朝都推行抑商的政策，春秋战国时期就把世人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士与商分别处于最高层和最底层。士人看轻商人，商业也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行业。明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快速发展，人们醉心于金钱所带来的人生享受和现实利益，商人因财富受人瞩目，地位开始提高。也有不少文人甚至积极投身于商海之中，如徽商王汪起凤，“少好读书，从父四峰公命，以儒服贾。”
蒲松龄出生于书香世家，祖上有进士、举人、贡生、廪生与庠生数十人，后经明清之乱，再加上儿女较多，蒲松龄出生时，家境日渐衰落。蒲松龄的一生，科举不第，也不善于农事，始终在贫苦线上挣扎，其《日中饭》“大男挥勺鸣鼎铛，狼藉流饮声枨枨。中男尚无力，携盘觅箸相叫争。小男始学步，翻盆倒盏如饿鹰。”[]描绘了家中子女抢食的场景，让人心酸不已。父亲从商的经历与其窘困的生活状态，再加上世风的影响，使蒲松龄没有恪守清高，而是表现出对商人和商业的关注，在《聊斋志异》中涉及到商人和商业内容的就达七十多篇，这些篇目和人物命名一起映射出包括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对于新价值观的认同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