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决策的风险沟通机制构建

一、风险沟通：一个研究分析的框架

（一）风险沟通的理论含义与背景因素

所谓风险沟通，是决策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共享风险和风险管理信息的过程[1]。风险信息的沟通包括信息流入与信息流出，即风险信息的收集和传递。只看这个定义，不免有些单薄，在此就需要引入风险的含义。风险是指在决策过程中，决策方案基于一些不确定因素而在一定时间内出现的不利结果的可能性与危害程度[2]。人们面对危险，总是会有所感知的，基于各种现实客观因素而产生的对于风险信息的主观感受和整合[3]被称为风险感知。风险是一种客观存在，风险感知则是一种主观感觉，将两者统筹在一起，使主观的感觉和客观的事实相联系，就是风险沟通要实现的目的。

“风险沟通”是一种社会学或者说管理学理论，它产生于风险社会的需要。现行的社会充满各种风险，除却各种危险事件发生所带来的利益损失，人类对于未来社会更充满一种不确定但又有一定的可预测性的微妙观感，这些仿佛可以人工预测、人为控制的事情，是需要积极地来自于各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起码可以将风险性降低、保障现行利益。

风险沟通理论的发展与心理学、传播学互为学科依靠，从传播学的视角看，风险沟通是以公众感知力为基础的互动过程[4]。公众即风险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媒体、直接的决策者、社会和其他团体组织等。在决策中（即风险信息的收集、传递过程中），作出决策的决策者与接收决策的利益相关者产生了信息的互动交换，表达了各自的价值诉求。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决策建构了出来，不只信息得到了交流，关于价值观、情感态度等方面也得到了互动。从这个角度看，风险沟通也是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碰撞。风险沟通体现了各个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的意愿，正视和回应了社会大众的需求。这有利于达成群体共识，促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风险沟通的另一优势在于群体安全感的获取与调节。人类在几千年的进化史中，经受了许多黑暗与摸索，也正是凭着可贵的对前行中各种未知的探索心与好奇心，才得以生存到今天，在此过程之中人类对神秘自然和未知事物也产生了天然的敬畏心。过度的敬畏使人不安。而能够预测的危险，会让人类包括每个社会个体感到安心、安全。在风险沟通视野下，公众希望通过风险沟通机制了解潜在的社会威胁的意愿得到尊重，或者换一种说法，公众要求决策在做出之前也就是事情还有转圜余地的时候自己的意见能被征求。风险沟通支持的主要产物既是信息，也是高质量的社会关系。

（二）风险沟通的主要因素与关键支柱

基于以上认识，风险沟通包含三个要素：一是公开的沟通；二是公众不同的观点；三是相互信任的建立[5]。公开的沟通将有助于共同目标的实现，有助于分享成功经验、资源共享，有助于相互之间信任感的增强，消除一些利益相关者对决策项目的不必要误会。

风险沟通的关键支柱有四点：一是风险的全面感知；二是相互信任；三是伙伴关系；四是双向沟通模式[6]。具体论述如下：

首先，是对风险的全面感知。当代的一些公共突发事件告诉我们，风险再也不只是已经造成的实际伤害与利益损失，公众对于此事件的情感反映以及价值取向也成为了风险本身的应有之义。群众的情绪反映与消极因子成为不同程度影响人们的风险感知的重要推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不理智的消极情绪甚至会严重扭曲公众对实际伤害的判断力，乃至扩大社会负面影响，这本身也成为了风险的重要一项。

     其次，相互信任关系的建立。研究表明：负面特性主导模型中，个体在负面信息上具有更大的偏重，由此得出负面信息对于个体的影响力更明显，在同等情况下远远高于正面信息。通俗一点说，人们总是愿意相信那些他们认为的事情，尤其是对于消极事情的预言。这种认知上的特点也反映了建立起信任关系的重要性；“不对称法则”则告诉我们，信任是那样的易于毁灭，消极负面的消极的事件非常容易摧毁公众信任感，不信任感一旦产生了，就会不断得到验证甚至加强，也就是说，特别不容易消除。而且人们倾向于相信负面消息的源头比正面消息的源头靠谱。信任要长久的努力才能建立，却可以朝夕之间功亏一篑。

     第三，伙伴关系的建立。当今社会变化万千，利益相关者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专业素质、知识结构，对同样的一件事情产生的风险认知不可能相同。尤其是在具有专业素质的专家和不具备专业素质的公众之间，在涉及专业问题或者复杂领域的风险问题时，往往产生较大的认知冲突。普通公众往往过度反应，甚至产生非理性情绪和过激行为，这进一步加剧了事态发展，酝酿了更大的风险本身。建立一种伙伴关系，要求决策时决策者要尽可能的以一种宽容接纳的心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最后，还要落实双向沟通模式。风险沟通的过程不仅包括风险信息沟通，也表达了对风险相关事件的反应与注意。它是个体与群体机构之间交换信息和看法的相互作用的过程。

以前风险沟通被狭隘地认为是单方面的专家向公众提供信息的活动，风险沟通理论认为，风险沟通不局限于风险预案的传递，而是通过交流重塑稳定的高质量的社会关系。鉴于利益相关者之间风险感知的巨大差异，双向沟通模式就显得十分必要。

二、问题呈现：教育决策中风险沟通的欠缺与不足

（一）关于教育决策的相关认识

通常教育决策是指为了达到一定的教育目的，而对其未来实践的方向、目标、原则和方法所作的决定[7]。需要我们关注的有教育决策主体、教育决策目标、教育决策信息与教育决策环境。

关于教育决策主体的研究，在科学管理盛行期，主要被赋予管理者，这是一个与被管理者相对立出现的主体，在教育决策中居于绝对的垄断地位。在行为科学盛行期，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缓，被管理者作为一个有思想、有情感的活生生的人的需要得到了一定重视。在现代社会，决策主体往往是一个团体组织，这个团体组织是由具有一定决策能力的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整体[8]。这样，教育决策主体得到了扩展，群体决策开始受到重视。换言之，利益相关者都可以并且应该参与到决策之中。教育决策目标的达成与目标是否切实以及解决策略对问题的切中有重大关系，是在适当的层次上对教育决策问题的解决路径。教育决策信息是作出一定教育决策的现实依据，相对完整、恰当正确的信息是科学民主决策的重大前提，获得信息的工具和方式也要包含在内。教育决策环境则要考虑当代教育现实和我国的具体国情，在一定的形势下识别和利用决策环境，恰逢其时地做出正确的政策反应。

（二）教育决策的风险沟通现状

我国的教育决策风险沟通还处于起步阶段，作为风险沟通责任方的教育决策咨询机构还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风险沟通应该是相互作用的沟通过程，但在教育领域之中，教育决策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主体地位并非是相同的。社会大众总是处在接受、询问、得知信息的地位，信息的互动传递还处于单向模式。政府部门也并没有将社会大众作为合作伙伴，沟通的有效性和沟通双方的信任度都很低[9]。由此可见，我国教育决策的的风险沟通制度尚不健全。具体问题与不足表现如下：

    1．缺乏完善的社会化的教育决策咨询机构

教育政策的正确与否事关教育活动的成败。教育是一项慢的艺术，并不像工业化生产那样，如果决策不合理了，恶果会立即显现，市场运转的即时性立刻予以调解。而教育决策的失误所导致的恶果，可能要几十年以后或者下一代人身上才会显现，同时消极影响的持续时间也将空前漫长与严重。我国坚持重大决策实行科学化、民主化决策。我国现有的教育咨询机构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即行政性教育决策咨询机构、准行政性教育决策咨询机构以及民间性教育决策咨询机构[10]。得到主要发展的行政性咨询机构能够较为迅速、及时的占有教育信息，并且熟悉了解教育决策产生者的情况，发展是占尽先机的，但是先机也是一把双刃剑，与教育决策者的过度接触是不符合教育决策咨询的特点和要求的，因此教育决策往往缺乏公信力和建设性。准行政性和民间教育决策咨询机构则发展缓慢，完善的社会化教育决策咨询机构尚没有建立。

2.缺乏教育决策的风险沟通体系

决策报告的产生需要经过各个阶段的风险检测。一般将风险沟通分为三个阶段：事件发生前、事件发生中和事件发生后[11]。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在教育决策之前，缺乏对重点预测可能产生的各项影响的评估，对于可能发生的风险的预防意识淡漠，预警监测机制不健全；在教育决策实施之时，面对发生的不利事件积极解决的措施不足，甚至没有找到风险原因，不能及时启动风险应急预案。沟通的渠道畅通与信息传递不够；在事件发生以后，对风险的处理和预防能力没有作出合理评估，不能及时总结经验得失，尤其是风险沟通看重的公众心理恢复、突发事件处理回顾和总结还极其不够。

3.缺乏深入实效的研究报告以资决策

作出教育决策是一项综合性极强，需要应用各种学科背景和研究方法，需要具备极强的专业素质才能达成的专业人员的活动，它的涉及面既广且大。目前的教育决策报告，很大一部分还不能站在宏观的理论高度，扎根于翔实的研究土壤，因此存在重理论意义、轻现实情况，重当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的问题，真正具有实效的研究成果还不多。在教育决策过程中，还存在将重大研究课题分解成小的子课题分给不同研究人员的问题，导致成行后的研究报告条分缕析、机械僵化，偏离研究重点。

4.缺乏完善的风险沟通渠道与平台

对于风险沟通理论来说，影响教育决策时效性的还有公众的反应与情绪态度。风险沟通强调建立在伙伴关系、相互信任关系上的双向信息沟通模式。而目前的教育信息和风险沟通交流平台尚没有搭建完善。信息发布的渠道众多，信息的可靠性就值得商榷，公众自然无从选择，无比困惑。一个面向社会公众的信息平台，对于实现有效沟通，达到信息的及时、准确、快速、有序传播是个契机。公众的价值观、情感信念理应在平台上得到尊重，对于合法的公众意见采纳平台的建立应给予关注。这不仅是外部风险的有效获取平台，也是维护政策公信力，营建良好关系的平台。

三、策略解决：完善教育决策的风险沟通机制

当前的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和急剧变革的时代，教育的发展事关国家的各项发展，也关涉到个体的前途和未来，教育与国家进步和个人发展密切相关。教育的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地位必须得以保证。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深远而且具体的，因此要努力完善我国的教育决策风险沟通机制，充分发挥其在教育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一）转变观念，提高决策者的咨询意识

     民主科学的决策离不开各类专家和咨询机构的作用，强化决策层的咨询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咨询机构（尤其是准行政性教育决策咨询机构和民间性教育决策咨询机构）可以为决策者提供决策需求，确定可行的决策目标，在适时的决策环境中得以推行。其次，外在的咨询者可以对做出的教育决策进行方案论证与可行性报告，从宏观角度对方案价值进行评估，提出修正意见。再者，众多的外在建议可以使决策者择优决断，有比较就有发现，有选择就有竞争，最终敲定一个满意方案。综合各方意见是科学民主决策的核心。因此，教育决策者只有提高咨询意识，强化咨询观念，才能实现民主化、科学化的教育决策。各种决策咨询制度的建立，决策咨询程序的完善，制度化的教育决策咨询工作是必由之路。

（二）建立一以贯之的风险沟通体系

风险沟通的实施体系包括事前、事中、事后三项内容。三项风险必须得到一以贯之的执行。在风险发生之前需要评估可能产生的危险与潜在的突发状况，与各个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之后，基于不同的关注视角，制定详尽的预防策略与应急方案，以期对事态发展做好充分、万全的准备。在风险发生的时候则要尽快了解政策危机的影响面和波及范围，找到发险发生的主要原因，有力迅速的针对性解决，风险发生时的危机决策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积极沟通、决策透明是关键，正视社会公众的信任危机和批评舆论，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考虑到位，充分发扬民主，将已经发生的危害降到最低。在危机之后要对事件的处置进行经验总结和累积教训，建立危机档案，论争方案制定之时的纰漏，果决修正，最重要的是为将来如何预防此类事件制定一个工作的详细预案。

（三）提高教育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

前文我们提到过，风险沟通的重要支柱是基于信任和伙伴关系。接纳公众作为密切的合作伙伴，让公众参与到对自身发展与珍视之物产生影响的风险决策之中，才是教育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基石。风险沟通的目标不是降低公众的忧虑和采取行动的概率，而是要培养知情的、参与的、有兴趣的、理性的、有思想的、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合作群体[12]参与到教育发展之中。教育决策多元化主体，会因为因为出发点与利益关系的不同，或者占有信息资源的差别，从而提出不同的意见建议。在教育决策风险沟通中需要充分认识这种差异，并采取一种相对开放、平等的方式来进行沟通。要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化，还必须不断开放教育决策咨询力度，多样化发展决策咨询机构，通过相互竞争，不断提高咨询质量，教育决策者也要提高自身素质，提高业务素质和辨别能力，把好教育决策的第一关。

（四）建立畅通有效的风险沟通渠道

风险感知是公众依靠依靠直觉进行的认识和判断，虽然这是一种主观情绪，但是公众的情绪绝不是源于无知和非理性，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自身利益的觉醒以及对民主参与权利保障的要求。对待公众的情绪问题与处理和规避风险同样重要。顺畅的风险沟通离不开有效的沟通平台。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我国网民人数的增多，网络平台正成为一个不容小觑的平台力量。政府应建立一个面向社会大众的及时、准确、有效的教育决策信息发布平台，通过该平台向公众传递教育信息，同时获取公众意见，把由于沟通失误导致的风险降到最低。政府部门还应采取措施进行多渠道的宣传，使该平台成为公众获取教育决策信息的首要选择。为适应不同公众的文化要求和理解能力，还应该考虑网络平台的传媒性质，使信息发布形式多样化(如视频、nash等)[13]。有研究表明，个体的风险认知受外在因素的干扰，信息通道与形象化信息对风险认知具有重要影响，换句话说是风险沟通方式和信息呈现形式对于个体的风险认知产生了影响，基于以上认识，形象性信息比认知信息具有更强的说服力[14]。

参考文献：

[1] [6] [12]王东. 企业风险管理中的风险沟通机制研究[J].保险研究,2011(4):62-69.

[2] [4] [5] [11]罗春燕、朱明若、张胜年.学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处置中的风险沟通与决策[J].环境与职业医学，2009（12）：578-580.

[3] [14]谢晓非、李洁、于清源.怎样会让我们感觉更危险——风险沟通渠道分析[J]. 心理学报, 2008( 4): 456-465.

[7] 李翼.教育管理辞典［M］.海南人民出版社.1989.

[8] 何丹.我国中小学教育决策制度中存在问题的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04,5.

[9] [13] 陆柯茹、胡明、蒋学华. 药品风险管理中的风险沟通方法及思考[J].中国药房，2010（5）：672-681.

[10]肖远军. 完善我国教育决策咨询机制的思考[J].中国教育政策评论，2005（4）：301-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