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帝”还是“安帝”？——东汉仲长统《昌言》一则异文辨析

    仲长统（180-220）是东汉社会批判思潮最后一位代表人物，其政论文集《昌言》“论古今及时俗行事”，“凡三十四篇，十余万言”①，其后不断散佚，十不一二。②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被完整保存下来的《昌言》仅存三篇（《理乱》《损益》《法诫》）。另有残章断简散落于其它书籍之中。大型类书《艺文类聚》（下文称《类聚》）与《太平御览》（下文称《御览》）就留下了《昌言》的片段文字，两者关于同一事件的记录还出现了异文现象。

    这一可简单描绘为芝草出、群臣贺而受赐的事件在《类聚》、《御览》中的具体记录如下：

1. 仲长统《昌言》曰：汉哀帝时有异物生于长乐宫东庑柏树及永巷南闼合欢树。议者以为芝草也。群臣皆贺，受赐。③

2. 仲长统《昌言》曰：汉安帝时有异物生于长乐宫东庑柏树、永巷南闺合欢树。议者以为芝草也。群臣皆贺，受赐。④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昌言》记载的这一“芝草”事件最早出现于《类聚》，其次是《御览》，所谓“哀帝”、“安帝”的分歧也在两部类书中得以呈现。后代文献对此事件的记载基本出于《类聚》或《御览》：或记载为“哀帝”，如《御制渊鉴类函》；或为“安帝”，如严可均《全后汉文》；有正文作“哀帝”，注释提及《御览》作“安帝”，如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还有正文作“安帝”，注释提及《类聚》作“哀帝”，如孙启治《昌言校注》。可以说，这一事件究竟发生在西汉哀帝时期而是东汉安帝时期，留世传本存而不论。本文即尝试从《类聚》与《御览》中对《昌言》的摘引情况、芝草在两汉的境遇、该则记录的行文方式进行辨析，并以《古今注》中的一则“芝草”记录作为旁证，以期解决这一异文问题。 

一、辨析异文的前提

    上述“芝草”事件发生在西汉“哀帝”（刘欣，公元前27年-前1年在世，公元前7年-前1年在位）或东汉“安帝”（刘祜，94-125年在世，106-125在位）时期，皆有可能。这建立在仲长统这一汉末杰出的思想家对两汉历史的通盘把握基础之上。（因此不能笼统地从仲长统本人所处时代加以判断。）

    一则，仲长统了解汉代史书。他对《史记》、《汉书》颇有研究心得，不仅有“子长、班固，述作之士”⑤的评价，也有对司马迁“为《滑稽传》，序优旃事，不称东方朔，非也”⑥的看法，还有对班固“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遗亲攘美之罪，征贿鬻笔之愆”⑦的考察。现保存下来的正史中对《昌言》记录的芝草事件并无相关记载，而仲长统对史书的了解，说明该事件有可能出自于当时可见而后世未得见的历史文献。

    二则，仲长统了解汉代史实。保留下来的《昌言》有对西汉哀帝旧事的记录，如“董贤之于哀帝，无骨肉丝发之亲，又不能传其气类，定其继嗣，以丈夫宴接之欢，自成胶漆也。”⑧又有对东汉安帝政事的评价：“昔者霍禹、窦宪、邓骘、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权，管国家之柄；及其伏诛，以一言之诏，诘朝而决，何重之畏乎？”⑨ 霍禹、窦宪、邓骘、梁冀正是自西汉宣帝至东汉桓帝（包括安帝）时期的外戚权臣。由此可见仲长统对两汉历史的熟悉程度，可知芝草生、群臣贺应该确有其事。 

二、具体辨析过程

    在确定了这则异文所记录事件的真实性之后，以下将从四个层面进行仔细分析。

（一）《类聚》、《御览》摘录《昌言》比较

    《隋书·经籍志》载“昌言十二卷，录一卷”⑩，《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载“昌言十卷”11。《崇文总目》载“隋唐书目十卷，今所存十五篇，分为三卷，余皆亡。”12南宋《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未著录《昌言》，《群书考索》称《昌言》“凡三十四篇，今存十六篇”。可见，《昌言》在隋唐时期尚存十（余）卷，而至宋代仅存十余篇。13《昌言》在唐宋之间大量散佚。

    《类聚》成书于唐，《御览》成书于宋。关于两书的渊源，南宋陈振孙经过考证指出：“《太平御览》一千卷，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家参译条次修纂。或言国初古书多未亡，以《御览》所引用书名故也。其实不然，特因前诸家类书之旧尔。”14意即，《御览》成书颇借《类聚》等前代类书之力。

    又察以《御览》中所摘《昌言》文字，在唐及唐前书籍都可找到对应文字，可证明陈振孙观点，即《御览》载录《昌言》时，并未见到原书，而是直接摘录于前代书籍。【否则不可能没有一篇区别于前代书籍、独有的《昌言》文字】15因此，关于《昌言》“芝草”事件中“哀帝”“安帝”，极有可能是《御览》转载《类聚》有误。而对于《御览》中文字的精确性，《类聚》前言部分在比较两部类书时已经举例证明。16明代学者胡应麟亦早有评价，谓“其姓名颠倒，豕亥鲁鱼，学者病焉。”17

（二）芝草在两汉的境遇

    芝草又称瑞草、吉祥草、芝英，后世统称其为“灵芝”。“芝草，王者仁慈则生，食之令人度世。”18两部成书于秦汉时期的古籍《山海经》、《神农本草经》有大量关于灵芝的记载。正史中也多有载录。武帝元封二年，“甘泉宫内产芝，九茎连叶”；宣帝元康四年，“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中”。19司马相如亦有“呼吸沆瀣餐朝霞，噍咀芝英兮叽琼华”之语。20

    芝草在后汉出现更为频繁：明帝永平十七年“芝草生殿前”；章帝建初三年、五年“零陵献芝草”；安帝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灵帝光和四年二月“郡国上芝英草”；桓帝建和元年“芝草生中黄藏府”。21其中章帝有诏书称祥瑞多见，比如凤凰、麒麟等，而“芝草之类岁月不绝”。22王充描述章帝时期“嘉德流布。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而今八龙并出十一芝累生，甘露流五县。”23《册府元龟》更是全面梳理了章帝时期的各种祥瑞：自元和二年至章和元年，凡三年，麒麟五十一，凤凰百三十九，黄龙四十四，青龙、白龙、神鸟、神马、白虎二十九，白燕、白兔、赤鸟、三足鸟、白雀、九尾狐、木连理、嘉禾、华平、朱草、芝草、白雉并见郡国，帝在位十三年，郡国上符瑞合于图书者数百千所。24——可见，远在安帝之前，各种祥瑞包括芝草在内已经并不罕见了。

    因而，芝草出而众人不识、需要通过议论才下结论、接着群臣贺进而受赐的这一过程出现在西汉时期更具有说服力。 

（三）该则记录的行文方式

    《昌言》中的这一“芝草”异文记录，其细致程度（尤其是地点）更像是亲身经历之人书写记录，而被后来者仲长统转载入其文集。综观汉代史书，详细撰录的方式多为记载都城发生之事，宫廷内部的事务就更是细致入微、言之凿凿了。就正史中的祥瑞记载而言，郡国地方出现的祥瑞多以“献”或“见”的笔法记录之。特别是东汉时期，地方向朝廷献瑞，多以“言”表示。如，光武帝时期，“日南徼外蛮夷献白雉、白兔”、“有五凤凰见于颍川之郏县”，章帝时期，“零陵献芝草”、“八黄龙见于泉陵”，安帝时期，“九真言黄龙见无功”、“扶风言白鹿见雍”等。25因此，可以据此判断《昌言》该段文字记录的是发生在京都的事情。

    那么京都究竟是西汉的长安还是东汉的洛阳？长乐宫是西汉帝王定都长安时的宫殿。从此一点看，《昌言》“芝草”事件应是发生在西汉哀帝时期。但是，东汉帝王多有“幸长安”之举（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都曾去长安），而且居留长安多过月旬。因此，若是“芝草”事件若发生在汉安帝巡幸长安之时，也有可能。

    《后汉书》记录了安帝（建光三年）“幸长安”这一政治活动（这也是安帝仅有的一次长安之行。谓之是唯一的一次，一则史书记录仅此一次；二则东汉帝王巡幸长安，祭祀先祖，是朝之大事，不可能发生了却不予载录）：

    冬十月，行幸长安。壬午，新丰上言凤皇集西界亭。丁亥，会三辅守、令、掾史于长安，作乐。闰月乙未，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历观上林、昆明池。遣使者祠太上皇于万年，以中牢祠萧何、曹参、霍光。十一月乙丑，至自长安。26

    该段文字细致记录了安帝巡幸长安期间地方上言凤凰、祠高庙等事件。在安帝十一月自长安返回洛阳后，还记有“十二月乙未，琅邪言黄龙见诸县。 是岁，京师及郡国二十三地震；三十六雨水，疾风，雨雹。”27 可以推想，《后汉书》中将安帝自该年十月至十二月发生的灾害如地震、雨水、风雹，祥瑞如凤凰、黄龙都不吝笔墨一一载入史册，但并未言及长乐宫有芝草出现并为之先议后庆。可见《昌言》中的“芝草”更有可能出现在哀帝而非安帝时期。

 （四）《古今注》）中的“芝草”记录

    同样是在《艺文类聚》卷八十九，另有一条芝草记录：“古今注曰孝哀帝元嘉元年芝生后庭木兰树上”。28

    《古今注》，三卷，晋代崔豹撰录。这是一部考证古代各项名物制度、音乐、动植物的著作。《隋书·经籍志》、《新唐书·经籍志》、《旧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皆有著录。

    《类聚》中有很多“古今注曰”的转载记录。这些记录有的呼应于正史，如五凤四年黄龙出广汉、甘露元年黄龙见新丰等。但也有很多不见《汉书》《后汉书》，如：汉恵帝五年七月黄鹄二集萧池、昭帝元鳯二年冯翊献桐枝长六尺九枚三叶也、章帝建初七年玉珪出農華陰、眀帝永平中三角鹿出江陵、孝和帝永元中豫章徐沔得白鹿髙丈九寸……。也就是说，《古今注》记载祥瑞更为全面、细致。

    《古今注》虽录有大量祥瑞，但保留下的《古今注》已经不见“孝哀帝元嘉元年芝生后庭木兰树上”的文字。这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则关于“芝生木兰”的记录与同样出自卷八十九的“芝生合欢”记录极可能是同一事件，只不过一个是生于柏树与合欢树，另一个是木兰树。这至少说明了哀帝时期确实发生了芝生后庭（或即长乐宫？）树的事件。

    《古今注》的这则记录尚有一谬误，即“元嘉元年”。应为哀帝年号“元寿元年”。大约是嘉与寿（壽）形似而致此异文。

 三、结论

    据以上推知，仲长统《昌言》记载的“异物生于长乐宫东庑柏树及永巷南闼合欢树。议者以为芝草也。群臣皆贺，受赐”事件发生在西汉哀帝时期。也就是说，以《类聚》所记“哀帝”为善。导致《御览》记为“安帝”的原因，这里也不妨大胆揣测一二：与上文的“寿”、“嘉”乃同种状况，极可能是“哀”、“安”字体形似而使得后代在抄录或印刻《昌言》文本时致此异文出现。  

注释：

122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46页，第157页。

②明清时期始有辑本：叶绍泰辑一卷，入《增订汉魏六朝别解》；胡维新辑一卷，题为《仲长统论》,入 《丛书集成初编》；马国翰辑两卷，入《玉函山房辑佚书》；王仁俊辑《仲长子昌言》一卷，有《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稿本；严可均辑两卷，入《全后汉文》。今人孙启治校注《政论校注昌言校注》，入《新编诸子集成续编》，中华书局2012年6月出版。

③1628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547页。另：第1701页亦内容相仿文字；具体分析过程见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前言；第1545页。

④17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260页；见《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跋。

⑤⑧⑨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957页，第952页，第951页。

⑥20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205页，3062页。

⑦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70页。

⑩魏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06页。

11刘眴：《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033页；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10页。

12王尧臣：《崇文总目》，《四库全书·史部》，卷五。

13造成“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的安史之乱与“两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的黄巢起义或是其遭遇此劫的重要原因。

14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25页。

15参看附录部分：《御览》所载《昌言》与前代书籍对应一览。

181921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60页，第861页，第861页。

23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30、831页。

24王钦若：《册府元龟》，（《四库全书·类书类》），卷二十二。

252627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2、69、136、141、235、239页；第240页，第240-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