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分析《反对阐释》与《另一次死亡》——文学论文

一、反对不可靠的阐释

    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题记中就表达出对事物“内容”的抵触，事物的内容是微乎其微的，而通过其“外表”，也可以说是形式可以洞见世界的隐秘之处。因为古希腊艺术模仿论或再现论影响至深，艺术本身就成了需要辩护的问题，艺术是否有用，是否是谎言，是否是虚假等成了人们辩论的话题，而正是对艺术本身的辩论，将艺术划分成了“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这也就导致“把内容当本质、把形式当附属”这一观念的诞生。

    苏珊•桑塔格认为，虽然艺术家和批评家已经接受艺术是主观表现的理论，但人们始终认为“所谓艺术作品就是其内容”，以致于在欣赏艺术品的时候，很容易将聚焦点定位在它的内容上，也就是认为某个艺术作品想要表达的内涵才是艺术的本质，这样的观念被称为“内容说”。显然，这种观点是桑塔格强烈反对的，她认为内容说“是一种妨碍，一种累赘，是一种精致的或不那么精致的庸论。”[1]在她看来，认为艺术作品首先是其内容的观点已经伪装成一种接触艺术作品的方式而被永恒化了，特别是一些严肃看待艺术的人们过分的强调了艺术的内容，这样的趋势也就导致人们对艺术内容进行阐释的欲望。而人们自身的差异性也导致阐释的多样性，每个人都试图去说服别人认同自己的观点，以致于阐释不断的持续下去，人们也就更加固执的认为，艺术作品一定是有内容的。

    桑塔格进一步说，当今时代的阐释是反动的和僵化的，“阐释还是智力对世界的报复。”阐释者往往以为自己在运用智慧去解读艺术，其实恰恰相反，他们破坏了艺术，报复了艺术而不自知。阐释世界，反而使世界贫瘠和枯竭，建立的是“意义”的影子世界,鉴于阐释阐释对世界的破坏，桑塔格提出为了使我们能够更直接的再度体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要去除对世界的一切复制。

   对艺术作品进行内容式的阐释，其实是在拒绝其独立存在。阐释将独立自足的艺术品消减的只剩下内容，以便达到对艺术的控制。在文学中，阐释的这种平庸作风更加流行，文学批评家们的功能变成了转化，即用其他别的东西去替代文学中原有的成分。作为理解事物的一种现代方式，阐释被运用于一切品味的作品，在阐释者那里，似乎找到了作品的所指，就找到了驾驭作品的关键。事实上，正是由于某些自命不凡的意义，才使作品显得有缺陷、不真实、不自然、缺乏说服力。单一的阐释其实扼杀了对作品理解的多元性，它拒绝了对作品进行多重理解的可能性，使其变得僵化,而那些想从作品中找出内容的阐释者，其实是冒犯了艺术，是不可靠的。

   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另一次死亡》就可以看做是桑塔格笔下逃避不可靠阐释的典型文本。博尔赫斯是一个擅长制造“迷宫”的小说家，他的小说往往让读者难以解读，其短篇小说《另一次死亡》涉及到死亡、时间和记忆，并且具有元小说的特征。读者若是直接跟随叙述者“我”的思路读下去，将会发现小说中出现了很多让人迷惑的疑团，并且发现小说中人物的叙述带有很多不确定性。

    小说中的人物传达出来的信息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前后矛盾的地方比比皆是，第一段提到大约两年前“我”收到甘农的来信，说是给“我”寄来了也许是第一个西班牙译文的艾默生的长诗《往昔》，并且附言唐佩德罗•达米安因肺充血去世的消息，而小说后面甘农却告诉“我”他根本没有翻译计划，并且对达米安毫无印象。而“我”从塔巴雷斯上校那里获取的信息也是不一致的，第一次，上校告诉“我”达米安在马索列尔战役中是一个脓包；第二次当阿马罗医生告诉“我”说达米安在战役中视死如归，死时还不满20岁的时候，上校却说他第一次听说有一个叫达米安的士兵；第三次上校给“我”来信说他理清了头绪，记起了那个带头冲锋的达米安；上校的记忆反复无常，然而不管哪一次表述，他口中的达米安都和“我”心中的达米安不一致。接下来作为小说中表述者的“我”还提到一些事实：“我”在瓜莱瓜伊楚没找到达米安住过的小屋，当地人也不记得有这么一个人存在过，那么“我”最初回忆的在1942年和达米安的交谈也许就是虚假的，而甘农给“我”寄过来的达米安的照片却原来是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坦伯里克扮演奥赛罗的剧照。[2]

    这种不确定的叙述方式诱使读者想要探究出事实的真相，然而这篇小说本身复杂的结构及其叙述的不确定性，使得那些试图从其作品中去发现意义，挖掘文本真实意图的批评者们陷入了阐释的困境。因为意义的不确定、记忆的不确定以及小说中人物存在的合理性等问题，试图从小说中找到“内容”的阐释者犯了难，使得阐释难以进行。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谈到的为了逃避不可靠的阐释，艺术有可能主动出击，用自己的方式抵抗不可靠的阐释，《另一次死亡》就是这样，具有强烈的反阐释的倾向，最终达到了不可被阐释的目的。

二、走向形式主义批评

    在《另一次死亡》中，叙述者“我”其实是从比埃尔•达米安尼在《论万能》得到启发，理清了达米安故事的脉络，并理解了其悲剧性。1904年马索列尔战役中，20岁的达米安表现怯懦，然而历史无法更改，达米安在后来的生活中试图去洗清这一耻辱，他暗自思忖，希望历史能再给他一次机会，他将扭转自己怯懦的形象，达米安在自身的战斗中生活了几十年，直到1946年达米安在临死前的谵妄中幻想自己表现英勇，率先做最后的冲锋，直到一颗子弹打中了他前胸。于是变有了这样的一个结局：1946年的达米安死于发生在1904年的马索列尔战役之中，这就是达米安在幻想中的另一次死亡。

    达米安故事的脉络理清了，然而叙述者却说，“我不敢肯定写的是否都是真事，我怀疑我的故事里有些虚假的回忆。”这时候，一些原打算对小说做出的阐释彻底土崩瓦解了，可以说这是对读者设置的有一个反阐释障碍。

    然而批评家对这篇小说并非束手无策了。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指出，要想使批评服务于艺术作品而不是取代艺术作品，应该更多的关注艺术中的形式，而不是过度强调内容，应该将关注的焦点从内容转向形式，对于文本做形式分析而不是内容分析。批评家更多的是要揭示艺术的感性层面，批评的最高、最具解放性的价值应该是透明，是体验事物自身的那种明晰，应该根据我们自身的感觉和感知力来保持对事物的感性认识。

    博尔赫斯反对小说成为宗教的道场、道德宣传的工具或者是政治强暴的对象，他也反对读者在他的小说中寻找寓言或象征。博尔赫斯本人也不喜欢被归属于任何流派和团体，但他反对阐释的做法和桑塔格有异曲同工之妙。《另一次死亡》中，那些让人困惑的各种记忆和事实、虚构与现实交织在一起，将它的主题定义在任何一点上都有失偏颇。这也正是作者想要达到的效果，读者除了关注主题等层面之外，也应该关注叙事结构、文本，甚至互文性等形式层面。

    可见，对小说的解读还是有路可走的，读者或者批评家可以将阐释的焦点放在小说的形式上，正是独特的艺术形式，使《另一次死亡》获得了更为长久的艺术生命[3]，它的魅力就在于它独特的结构，它打乱了线性叙事的传统做法，给读者制造出“文本的迷宫”。要想走出这迷宫，首先就要把握小说的叙事结构。小说设置了很多伏笔,比说如果叙述者“我”提前找了记忆中甘农寄过来的照片，就能发现自己记忆的失误，可是小说开头却说“甘农把那张照片寄给我，我不知放在了什么地方，没有寻找，也不敢找。”，“我”不敢找那张照片，那么我对达米安的印象就只停留在记忆中，以致于上校和阿马罗医生跟着我犯了同样的错误，对“我”记忆中的一个虚构的形象进行了评价。

三：探求阐释的出路

   《反对阐释》中，桑塔格最后提出要恢复人们的感觉，反对从艺术作品中发现内容，而应该直接看到作品本身。艺术评论的目标应该使艺术品更加真实，使我们自身的体验也更加真实。所以批评的功能应该是显示它如何是这样，“甚至是它本来是这样，而不是显示它意味着什么”。“为了取代艺术阐释学，我们需要一门艺术色情学。”也就是说，应该提倡对艺术的欣赏态度，对艺术作品外表作一种真正精确、犀利、细致周到的描述，因为艺术就是那样而不是我们想它那样。

    博尔赫斯的小说往往包含着很多语言意义的多层面性，其文本空间也极具张力。他曾说，如果人们读他的作品，有如欣赏一支乐曲或者品尝一杯咖啡，那么他就心满意足了。他的文学观念可以说是建立在“娱乐性”之上，博尔赫斯追求创作中的美和阅读的“娱乐性”，这和桑塔格追求的感性阅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

    桑塔格后来提出了“新感受力”，这意味着大众文化和先锋派艺术开始明确的与高级文化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它不再热衷于逆转既定的二元对立价值评判标准，而是一如既往的“反对阐释”，就是搁置一切价值评判，或者保持价值中立，新感受力怀疑被权力所操纵的现代媒体传播的政治无意识的催眠术，它不想对思维强加上一种秩序，因而也给人们带来了愉悦的感受。

    不管是桑塔格还是博尔赫斯，理论抑或是实践，任何理论都不是绝对的，都有其缺陷，在批评艺术作品的时候，内容和形式应该辩证的结合在一起，不可偏颇的重视任何一个方向，只有这样，真正有效的阐释才能发挥其说服力。

参考文献：

[1]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M]（程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2月

[2]（阿根廷）博尔赫斯.《另一次死亡》[M]

[3]黄颖.《从阐释学与反阐释学的角度分析博尔赫斯的〈另一次死亡〉》[J]，文史，2011年11（上旬刊）

[4]李娟.《论〈反对阐释〉及其悖论》[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8年8月，第29卷第4期

[5]韦燕.《论博尔赫斯的文学观》[D]，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6]陈云.《是真还是幻——是谁改变了记忆？——读博尔赫斯〈另一次死亡〉》[J]，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