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产业布局角度看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社科论文

一、引言

    农民工是具有农村户口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是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进行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进城务工，2012年全国农民工数量已达2.6亿人，构成了产业工人队伍的主体，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尽管如此，农民工职业与社会身份的城乡分离却未发生改变，他们“常住城市”却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和身份认同，处在“城市不开门、农村难断根”的两难境地[1]。由此产生了城市化率虚高、“半城镇化” 以及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和“三农”问题的解决。众多学者认为实现农民工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即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这也是当前社会各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二、农民工市民化概念界定及研究简述

    所谓农民工市民化，其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概念指农民工获得作为工作所在城市的市民身份和权利的过程，如居住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等与当地市民同等的权利[2]（文军，2004）；广义概念不仅指农民工获得相应的城市“国民待遇”，还指其在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思想观念和社会交往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变的经济社会过程。大多数学者采用广义市民化概念，认为其内涵应体现在身份地位、社会保障、自身素质以及意识行为等四个层面（刘传江、程建林，2008），只有这样，才是完整的农民工市民化过程。

    近年来，学术界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探讨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各类因素，包括制度因素（朱宇，2003；马桂萍，2008；简新华，2010；冯奎，2011；黄锟，2011）、农民工自身因素（宋艳萍，2005；何晓红，2005；王微，2008；吴新亮，2008；王桂新等，2010；）、社会因素（梁伟，2005；段学芬，2007；刘春生，2007；申兵，2010）等。然而，却鲜有学者从我国区域产业发展不平衡这一视角解析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事实上，正是由于产业布局与人口分布不匹配，才引发大量农村劳动力跨区域转移就业，农民工背井离乡，“候鸟式”的流动就业增加了其市民化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心理成本，是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产业根源。

三、我国产业布局的演变过程

    产业布局是指产业在一国（或地区）范围内的空间分布和组合的经济现象。产业布局在静态上是指形成产业的各部门、各要素、各链环在空间上的分布态势和地域上的组合。在动态上，产业布局则表现为各种资源、各生产要素甚至各产业和各企业为选择最佳区位而形成的在空间地域上的流动、转移或重新组合的配置与再配置过程。产业布局状况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城市化会产生重大影响。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布局及其演变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产业布局也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产业布局在不同时期体现出不同的特征，经历了从产业均衡到产业失衡的发展过程。

（一）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公平优先的均衡产业布局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产业发展水平极低且区域布局不平衡，全国70%的工业和交通运输设施集中在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狭长地带[3]。为纠正产业布局失衡的经济格局，新中国借鉴前苏联的均衡配置生产力思想指导经济布局实践，形成了产业均衡布局的发展战略。在国家“一五”计划（1953～1957年）、“二五”计划（1958～1962年）期间，一大批工业项目被布局到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内地。这样，不仅东北、东部沿海、武汉等地区的工业基础得到加强，同时还在中西部地区形成了兰州、西安、洛阳、成都、重庆等新的工业中心。在“三五”计划（1966～1970年）、“四五”计划（1971～1975年）期间，通过开展“大三线”建设，在西南、西北、豫西、湘西以及鄂西地区新建了一系列工业项目，同时还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了部分工业项目。公平优先的均衡产业布局，强调产业布局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我国工业布局失衡的状况，使全国的生产力空间布局趋于均衡。然而，由于这次产业布局调整用主观计划代替了市场调节，违背了经济规律，造成了一些不良的影响：片面强调公平而忽视了效率、地区产业结构趋同、无视地区比较优势等等，使得经济发展缺乏活力和持续性。

（二）改革开放后：效率优先的非均衡产业布局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改革开放，指导产业发展的理论也发生了改变，摈弃了前苏联均衡配置生产力的思想，转而学习西方产业区域布局理论，增长极理论和梯度转移理论成为指导产业区域布局的基础性理论。自此，国家开始对产业布局进行重大调整，推行了效率优先的非均衡产业布局战略。非均衡产业布局战略的核心就是坚持经济规律和效率优先，产业布局率先向东部地区集中，进而向中西部地区梯度推进。在“六五”计划（1981～1985年）、“七五”计划（1986～1990年）期间，按照区域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布局，大批工业项目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国家投向中西部地区的份额下降到历史最低点[4]。“八五”计划（1991～1995年）期间，强调了沿海地区应以更好的效率、更快的速度发展，东、中、西地区产业梯度发展的分布态势已经形成，产业区域布局严重失衡。尽管自“九五”计划（1996～2000年）以来，国家开始强调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并相继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和“中部崛起”战略，但产业布局失衡及其带来的区域发展差距并没有迅速改变，东、中、西部地区产业分布逐级衰减，区域间人均GDP的绝对值和相对值差距依然较大，中西部地区人均GDP还不到东部地区的60%（表1）。

表1：2008年—2012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对比

注:A代表东部地区人均GDP；B代表中部地区人均GDP；C代表西部地区人均GDP。表中数据系根据《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四、产业布局失衡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一）引发了农民工流动就业

    产业布局失衡，造成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明显（表2），尤其是产业布局与人口分布不匹配，东部地区的人口规模无法承载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于是，在大量就业岗位的吸引下，中西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向东部地区转移就业，形成了异地就业的农民工队伍。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相关研究，1982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仅657万，到2012年已经超过2.36亿；而流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1982年的0.65%增加到2012年的17.43%。异地就业农民工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其比重也由1982年的38%上升到70%左右[5]（表3）。也就是说，更多的人口从中西部农村往东部发达地区迁移、流动，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中、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以跨省流动为主，分别占66.2%和56.6%。以广东省为例，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广东省常住人口数量超过1亿人，是全国唯一一个常住人口超过1亿的省份，然而同期广东省的户籍人口仅为8500万人，多出的2000多万人口是广东省制造业集聚发展对中西部人力资本吸引的结果。

    产业聚集引发农民工流动就业，而劳动力的流动又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发展差距，比如，1978～2010年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份额从50.2%提高至57.3%，而人口份额由38.2%提高到41.3%，后者提高幅度远小于前者 [6]，但中西部地区人口份额下降幅度却低于产业份额下降的幅度。

表2：2012年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产业结构与城市化水平

注:A：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份额；B：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份额；C：城市化率。表中数据根据《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表3：改革开放后我国流动人口及进城农民工动态

资料来源：2005年以前数据转引自《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人口空间合理布局研究》[5]；2010年以后数据根据《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和《2010、2011、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相关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二）增加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

    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基础，工业化必然伴随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的转移，最终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然而，我国农民在向市民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城乡二元体系的存在，他们无法像西方国家的城市化那样一次就完成从农民向市民的职业、地域和身份相同步的彻底转变，而是经历了“农民—农民工—市民”的“中国路径”。

    在产业布局失衡的背景下，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又伴随着农民工的跨区域流动就业，大量农民工就业在东部城市，而他们的家却在中西部农村，据统计，在农村有5000多万留守儿童、4000多万留守老人、4700多万留守妇女。农民工像候鸟一样穿梭在东部与中西部的城乡之间，尤其是每年春节前后，绝大多数农民工都义务反顾的离开工厂，不管回家的路有多远，有多难走，农民工都会赶回家与家人团聚，享受短暂而又温暖的亲情。数据显示，2012年春运在40天内转移了地球三分之一的人口，而这其中35%的人口都是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跨区域迁移增加了农民工就业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心理成本，不利于农民工在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

（三）加剧了农民工“半城市化”现象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不能仅仅停留在是让其暂居城市，更重要的是让他们长期、稳定的留居城市，进而融入城市。然而，中西部农民工的跨区域流动就业，使他们背乡离井，思乡的情绪、风俗和文化的差异、城市居民的歧视都成为他们长期居住、融入城市社会的障碍。尽管如此，他们仍以“常住城市”的名义被统计为“市民”。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2.6%，但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只有约35%，也就是说，我国城镇人口中有三分之一仍然是农业户口，1.6亿多农民工“被城市化”。这种情况一方面导致了虚高的城镇化率，农民工虽然进城实现了非农就业，但却没能在制度和文化上融入城市，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疏远乃至不认同的感受，处在“半城市化”状态 [7]；另一方面，也使我国工业化进程与城市化进程严重脱节，2010年，我国城市化率近48%，而工业化率达到65%左右，这意味着城市化率低于工业化率近15个百分点 [8]。另有数据显示，1980～2008年间，我国新增城市户籍人口数量约为2.7亿，但实际转为城镇户籍的农民工人口总规模约2000万～3000万，只占农民工总规模的1/10左右 [5]。因此，农民工的“迁徙式”流动就业严重制约了我国的城市化，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异常缓慢。

五、结论与思考

    综合上述分析，我国产业布局失衡是造成农民工跨区域流动就业、市民化进程缓慢的产业根源。在当前强调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城市化的背景下，产业布局不应再单纯强调经济效应，而应该更加注重区域发展和社会发展，在缩小中西部发展差距的同时为农民工市民化创造条件。具体来讲，就是要优化产业区域布局，东部发达地区大力推进产业升级，同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如图1）

图1：通过调整产业布局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示意图

    一个地区拥有的要素禀赋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素禀赋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区域的比较优势产业 [9]。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区域比较优势也发生了变化，东部地区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发展程度已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但同时，土地、劳动力等生产成本也越来越高，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传统优势已逐渐消失。根据产业梯度转移的理论，当依靠“低成本—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利润空间逐渐丧失的时候，就应该进行产业升级，同时，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其他地区转移。

    因此，为加快东部地区产业升级，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政策，比如，通过提高劳动力、土地、环境保护等东部地区的生产成本，进一步压缩低端产业的利润空间，迫使低端产业迁出东部发达地区。同时，积极引导企业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服务性制造业和第三产业，注重自主创新，走品牌化发展道路，从而获取更高的利润和更广泛的发展空间。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对异地农民工的依赖，减少农民工的跨区域流动就业；另一方面高技术产业将促使企业注重人力资本队伍建设，有利于农民工的稳定就业和市民化。

    同时，鼓励中西部地区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且用工成本较低，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更为突出。因此，中西部地区应该做好迎接产业转移的各项准备，积极吸纳与自身优势相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既能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也能够使中西部农民工实现就近就业，降低其“候鸟式”就业的迁徙成本，提高农民工工作的稳定性，进而促进其市民化进程。

参考文献

〔1〕王建平，谭金海.农民工市民化：宏观态势、现实困境与政策重点[J].农村经济，2012（2）：第89页.

〔2〕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以上海市郊区为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5）：第5页.

〔3〕刘慧玲.我国产业区域布局的发展历程与展望[J].工业技术经济，2010（11）：第129页.

〔4〕魏后凯.21世纪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发展战略[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368页.

〔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人口空间合理布局研究[R]. http://www.drc.gov.cn/xscg/20110426/182-224-2871035.htm.

〔6〕蔡翼飞等.地区差距的新视角：人口与产业分布不匹配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2（05）：第32页.

〔7〕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6（5）：第107页.

〔8〕樊纲.民工荒悖论：滞后的城市化[J].社会学研究，2006（5）：第54页.

〔9〕陈晓玲等.中国区域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1（11）：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