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简·奥斯丁小说《爱玛》的反讽艺术

1、前   言

    经历了内战和复辟之后，到18世纪英国进入了政治稳定、社会繁荣的发展阶段，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经济快速发展，不断向海外扩张，也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发展，出现了亚历山大·蒲柏、亨利·菲尔丁、塞缪尔·约翰逊、简·奥斯丁等文学家。这一时期的文学语言有着简洁、凝练、机智的特点，无论是诗人、戏剧家还是散文家、小说家，都力求将艺术表现手法与机智、幽默、诙谐、反讽等结合起来，如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辛辣地讽刺了英国政治，蒲柏的《道德随笔》嘲弄了人类的虚伪、自私、愚蠢和荒谬，盖伊的《乞丐的歌剧》讽刺了英国政治与当权的政客。[1]

    简·奥斯丁是18世纪英国杰出的女小说家，她以英国中产阶级女性谈婚论嫁为表现对象，用诙谐、机智、讽刺的语言嘲讽了“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的社会婚姻状况。奥斯丁的代表作品有《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爱玛》、《劝导》、《曼斯菲尔德庄园》等，而《爱玛》是一部有着浓重反讽意味的小说，也是奥斯丁艺术手法最成熟的作品，被誉为奥斯丁生平“最伟大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小说主人公爱玛是一个年轻美丽、自命不凡的中产阶级小姐，她不发愁经济收入，也不着急结婚，反倒热衷于为朋友做媒，喜欢在“在施惠于别人的同时, 也抬高了自己”，她凭着主观臆想为性格温顺、面容娇颜的斯密司小姐导演了一场场爱情闹剧，最后几对青年男女成就了美满的婚姻。作家将爱玛塑造成为反讽对象，揭示了爱玛的骄傲自负、固执己见、自我中心、热衷幻想。德·柯·缪克曾说，“奥斯丁小说的魅力归结于弥漫于全书的反讽基调”，这无疑是奥斯丁小说反讽艺术的最好注解。

2、小说《爱玛》的情景反讽

    到19世纪之后，反讽艺术得到空前发展，作家开始将人物置于情境之中，表现人物所处环境的反讽意味。情境反讽是一种潜在的文化现象，受嘲讽者对所处环境有所了解，为了实现自我目标，采用一些自以为是的手段，结果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在情境反讽中，读者对情景认识越透彻、越深刻，反讽意味就越强烈。简·奥斯丁小说主人公有着“脱离实际，将现实想象得过于浪漫和富于传奇色彩”的性格缺点，同样《爱玛》中的主人公爱玛也不例外，作家以独特的艺术手法、滑稽曲折的故事情节，向读者展现了一位“聪明、富裕、家庭舒适、性情快乐……已经无忧无虑地在世上过了差不多二十一个年头了”的女主人公爱玛。德·柯·缪克认为，情景反讽的基本原则为“反讽的对象除了自己眼前发生的事……是因为有人对它很无知”，爱玛就是这样的反讽对象。[2]在小说开头作家就为读者提供了这样的反讽场景，“与她生活了十六年的泰勒小姐出嫁……终于来临了”，在这里爱玛替泰勒小姐撮合婚姻，却使自己失去了作伴良友。在结识了斯密司小姐之后，爱玛暂时忘记了失掉泰勒小姐的烦恼，又开始为新朋友撮合婚事，她为斯密司小姐介绍了厄尔吞牧师，整日穿梭于两人之间，她似乎忘了如若成功，她会再次失去闺中好友。后来，农民马丁向斯密司小姐求婚，自命不凡的爱玛横加阻拦，“在你根本还犹豫不决的时候，我是不表示我的意见的”，爱玛极力描讲述厄尔吞先生的可爱、可敬、善良等，让斯密司小姐觉得自己能配得上厄尔吞，而厄尔吞先生也大献殷勤，正当爱玛拼命“拔火的那一刹那”，厄尔吞却突然向她求婚，原来厄尔吞的意中人是爱玛，至此爱玛不再认为厄尔吞先生是可敬的人，而认为他是痴心妄想、自不量力的人。

    深感内疚的爱玛“决心不再作这样的事情了”，但她马上又想到了律师考克斯，爱玛也意识到自己的老毛病又犯了。为了安慰闺友斯密司小姐，爱玛尽量避免提到厄尔吞的名字，可是斯密司小姐却总是情意绵绵地提起与厄尔吞先生在一起的情景，令爱玛的努力再次失败。当丘吉尔先生回乡之后，“根本连一点结婚心思都没有”的爱玛对丘吉尔先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丘吉尔是“最适合于她的人”，他们俩是“天生佳偶”，“决心永远不出嫁”的人居然撮合起自己的婚事，无疑充满了反讽意味，但是当爱玛遇到丘吉尔时发现，这不过是一场好梦。令爱玛没想到的是“一爱便永远钟情”的斯密司小姐竟然移情于南特利先生，其实这是爱玛教导和怂恿的结果。[3]深受打击的爱玛不得不“故作镇定”，“南特利先生必须和她自己结婚的观念迅速掠过她的脑海”，她只能作茧自缚，自食其果，也使小说的反讽达到高潮。事实上，事情并没有爱玛想象得那样糟糕，南特利先生主动向她求婚，“决心永远不出嫁”的爱玛立刻应允。此外，斯密司小姐接受了农民马丁的第二次求婚，这令爱玛感到非常尴尬，因而她曾坚信这不会有第二次，也违反了她“一定要使她同她的坏朋友隔开”的初衷。小说结果，斯密司和马丁、爱玛和南特利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而主持婚姻的竟然是厄尔吞牧师，面对这两位新娘，厄尔吞不知又有何感想。

3、小说《爱玛》的结构反讽

    结构反讽的关键是创造一个单纯而愚钝的主人公，让读者在愉悦中分享事实真相。曼·赫·艾布拉姆斯认为，结构反讽应创造“一个单纯的主人公或叙述者，他无法克服头脑简单或愚钝产生的固执己见……并在作者的要求下纠正这个人物的错误”。小说《爱玛》中主人公爱玛的家庭优越，年轻美丽，智慧过人，纯洁善良，让人觉得高人一等，但她被“慈爱而娇纵的父亲和百依百顺的家庭女教师宠坏”，骄傲自负，固执己见，沉湎于幻想，“只相信自己的判断”，“对事情的解释往往包含绝对错误的推论”，这种鲜明的对比表现出浓重的反讽意味。[4]曼·赫·艾布拉姆斯说过，结构反讽取决于读者知晓或分享作家的反讽意图。在小说《爱玛》中叙述者隐秘地邀请读者分享主人公尚未察觉的真情，让读者知道爱玛的判断是大错特错。“爱玛的不幸在于她有太多的权利和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对她来说无论如何也还不能算不幸”，作家用多重视角描写女主人公爱玛，使读者能够确切知晓这位女主人公的心理，了解她多么自负可笑、缺乏经验，例如爱玛想象斯密司小姐的出身，并贸然下结论，“你是个绅士的女儿”，而事实证明斯密司是商人的女儿，这使爱玛的自负充满讽刺意味。   

    在谈论泰勒小姐的婚事时，爱玛骄傲自负和自我崇拜，她的过于主观扭曲了她的智慧。在泰勒小姐结婚之后，爱玛迫切需要一个新朋友，于是“长得非常秀美，美得恰好是爱玛特别羡慕的那种美”的斯密司小姐进入了爱玛的视野，作家用调侃的口吻叙述了爱玛的行为表现，爱玛的这位新朋友“需要给以鼓励”，“不能看着她不管……还要培养她的思想和举止”。从表面上看，爱玛是在帮助斯密司提高身份，而事实上是因为斯密司小姐性情平和，毫无心机，甚至还有些“无知”，正好可以满足爱玛的虚荣心，使她能在培养斯密司的过程中享受一种优越感，“在施惠于别人的同时, 她也抬高了自己”，这无疑讽刺了爱玛的动机和行为。此外，爱玛对“她自己及对她亲近的人还是一种危险，她是一个由于活跃想象力而到处播散混乱的、难治的精神症者”，她臆想斯密司小姐可能出身于贵族，决定将她引入上流社会交际圈，“她的教导成果显著，使斯密司变成了一个幻想家”，在爱玛的教导下斯密司拒绝了农民马丁的求爱，将爱情寄托于牧师厄尔吞身上。

    在爱玛判断厄尔吞先生的意图时，作家运用了结构反讽的手法。骄傲和自负使爱玛听不进他人的意见，奈特利先生曾提醒爱玛，厄尔吞先生“与其他人一样，了解一笔好收入的价值”，但爱玛仍听不进他的意见。爱玛极力撮合斯密司小姐和厄尔吞先生，而厄尔吞先生的目标却是撮合者爱玛，“我不是拿来供史密斯小姐收集的……不过也许你不妨可以看一看”，这话是厄尔吞先生说给爱玛听的，爱玛也能体会到这一点，但她坚持将纸条推给了斯密司小姐，并一厢情愿地认为厄尔吞一定坠入情网，才会用甜言蜜语恭维斯密司，这种近乎愚蠢的主观判断掩盖了爱玛的充满才智。[5]在谈论厄尔吞先生时，爱玛说道，“可能这会儿艾尔顿先生正在把你的画像展示给他的母亲和姐妹……你那可爱的名字”，她对自己的主观想象深信不疑，致使斯密司产生了错误的判断，觉得厄尔吞先生爱上了她。当厄尔吞先生向她求婚时，她感到非常尴尬，她的自信和虚荣又被现实击碎；当厄尔吞先生了解爱玛的意图时，感到非常愤怒，因为他觉得这种匹配贬低了他。

    小说《爱玛》通过一系列的反讽环环相扣连接起来的，开始时爱玛无忧无虑，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在痛苦中她发现了自己的所爱，又在真爱中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这就像一个往复循环的过程。在这个循环过程中，作家用一系列反讽将故事情节推向高潮，也使爱玛在一系列打击之后清醒地认识了自我。[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