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的“疯癫”赏析——文学论文

一、引  言

    “疯癫”是指个体生命丧失理智的病理性或心理性现象，人在遭遇重大挫折、迫害或大喜大悲过度时，往往会产生行为古怪、言语错乱等“疯癫”现象。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将“疯癫”这种病理性行为上升到社会层面，将之视为人类文明进程的产物，并揭示了“疯癫”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联系。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用抒情的笔调描绘了“疯癫”这种非理性生活，“疯癫是最纯粹、最完整的错觉形式……视殉难者为米诺斯”，“象闪电倏然掠过夜空……以自身的力量抵御着巨大的道德桎梏”。在15世纪末期，对疯癫的嘲弄是重要的文学主题，“在闹剧和傻剧中……而是作为真理的卫士站在舞台中央”，到文艺复兴时期，疯癫成了“统治人的一切恶习”，它造就了政治家的野心、商人的贪婪，也激励着哲人和学者的好奇心。

二、莎士比亚《李尔王》的主要内容简述

    《李尔王》真实反映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状况，揭示了文艺复兴时期封建阶级走向衰亡的历史，表达了作家对专制王权的批判和对人性美的讴歌。刚愎自用、专横跋扈的李尔王根据女儿的言语判断她们对自己爱的程度，“孩子们……我要看看谁最有孝心、最有贤德，我就给她最大的恩惠”，高纳里尔和里根用甜言蜜语获得了父王的喜爱与垂青，而善良、正直、质朴的三女儿考狄利娅这样表述，“你对我有生身，鞠育，和慈爱的亲恩……结了婚还全然只爱着父亲”，这番真诚的表述惹怒了昏庸的李尔王，他把真心当成仇敌，将虚伪当成心腹，并将王国和财富分给了两个忘恩负义的女儿，诚实的小女儿被剥夺得一无所有，只得远嫁法兰西王国，同时，李尔王还放逐了正直、忠诚肯特。后来，李尔王受到冷酷狡诈的大女儿、二女儿的虐待，被迫流离于荒郊之外，从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变成了“流浪的叫花子般的国王”。在流落荒野后，李尔饱受痛苦和磨难，极度悲愤，丧失理智，几近“疯癫”，但他却产生了超越理智的非凡智慧，他凭感觉看清了世界，看透了人性的本质，认识到了生命存在的悲剧性；他看清了女儿们的真面目，想起了成千上万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无家可归的穷苦平民。在暴风雨中李尔王向天呼唤，“吹吧，风啊……不要让一颗忘恩负义的人类的种子遗留在世上”，“衣不蔽体的人们……怎么抵挡得了这样的气候呢”。[1]

    同样，葛罗斯特也犯了“看错人”的错误，他对儿子爱德伽与私生子爱德蒙的人品判断失误，因为轻信谗言，他将真心爱着他的儿子爱德伽赶出家门，被他所宠信的爱德蒙挖掉双眼。李尔王的“疯癫”和葛罗斯特的失明告诉世人：认识世界的眼睛可能会成为发现真相的障碍，追求真理的结果可能恰恰走到了真理的反面，人的清醒和明见有时需要以“疯癫”与失明为代价。 

三、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疯癫”赏析

    （一）李尔王的“酒神式疯癫”。哲学家尼采将古希腊文明分为日神、酒神和理性三个阶段，酒神精神是超越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状态，是在承认人生悲剧性前提下的积极立场，是“由个体化的破除而预感到统一将得以重建而产生的”。酒神智慧的产生源于个体理智的崩溃、个体和自然本体的融合。日神精神提出“认识你自己”、“勿过度”等基本要求，这无疑是在告诫世人：人的理智是有限的，理智不能知人，也不能自知。在《李尔王》中，李尔王被女儿的谎言所骗，表明理性不能知人；当女儿们的态度急剧变化时，李尔王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这有谁认识我”、“谁能告诉我我是什么人”，这表明理性也不能自知。过度的悲愤颠覆了李尔王的理智，就像日神的清规戒律不能束缚人的过度冲动一样，悲愤将他推到了“疯癫”的边缘，“我宁愿让这颗心碎成万片……我要疯了”。[2]

    “醉”是酒神精神的象征，个体进入“酒神陶然忘我之境……生于痛苦的欢乐表现为真理，从大自然中现身说法”，李尔王的“疯癫”有着酒神式的智慧，“是个体解体与理智崩溃的结果”，也是个体与本体融合之后的涅槃重生。第三幕中，李尔王从至高无上的国王沦为一无所有的乞丐，饱受饥寒贫困的折磨，这使他对贫苦百姓产生了怜悯与同情，“衣不蔽体的不幸的人们……都得忍受这样无情的暴风雨的袭击”，这种同情是李尔王获得大智慧的第一步。在暴风雨的荒原上，李尔王的体内“进行着一场比暴风雨的冲突更加剧烈的斗争”，他放弃了个人能力，丧失了个体理智，他的灵魂与自然融合在一起，他祈祷天地惩罚女儿的“隐秘的罪恶”，希望风雨雷电毁灭忘恩负义的人类。当李尔王遇到疯癫的、赤裸的爱德伽时，他认识到“剥去一切的人”不过是“寒碜的、赤裸的两脚动物”，人的理智具有欺骗性，在多变的命运面前人是微不足道的，个体根本无法与强大的命运抗争。在看透人生的悲剧性存在之后，李尔王抛弃了一切身外之物，追慕爱德伽复归自然的状态，“脱下来，脱下来，你们这些身外之物”。可以说，在暴风骤雨的荒原上，过度悲愤使李尔王冲破了理智的界限，他“疯癫”了，同受难的酒神一样获得了个体解放、生命超越，正如尼采所言，“酒神的智慧……他必身受自然的对其个体的解体”。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写到，“这种癫狂的合理性在于它是真实的……它就吐出其神秘的真理,并大声为其良心辩护”，悲剧并未因生命的毁灭而终结，反而在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获得了永恒和超越，“死亡本身并没有带来安宁……这个真理通过生命的结束已从癫狂中解脱出来”。李尔王的“疯癫”有着浓重的存在主义意味，在“疯癫”状态下他的心智不受任何束缚，他看到了理智状态下看不到的事实真相，对人的存在价值、存在方式、认知形式等产生了质疑，“当我们生下地来的时候……所以禁不住放声大哭”。[3]通过理性的方式无法获得理性的认知，需要用“疯癫”获得理性的认知，这无疑是对人性和存在的嘲讽和愚弄。“疯癫”的李尔王意识到自己生活于贪婪罪恶、忘恩负义、混乱无序的理性世界中，他希望暴风雨将世界洗刷一新，呼唤雷电击碎这个罪恶的世界，这种非理性的控诉预示了理性世界的毁灭，唯有毁灭，才能使生命获得新生。

    （二）李尔王的酒神式智慧。尼采说过，人生来是痛苦的，为了避免直面痛苦，人们用理性麻木自己，并获得生存的勇气。“理智”让李尔王相信女儿的谎言，而“疯癫”却使他认识到了语言的欺骗和人的本质，认识到：人生的痛苦是不可避免的，唯有忍耐一切，任凭命运摆布，才能生存下去。同时，“疯癫”的李尔王与疯丐爱德伽开始了一场“疯子间的对话”，爱德伽用疯癫的语言讲述了流浪的生活、无常的人生、多舛的命运，看似疯癫至极，实则蕴含真理，李尔王将这个赤身裸体的乞丐称为“高贵的哲人”，并请这个“疯乞丐”当自己的侍从骑士，假作审判女儿时，邀请这个傻瓜和乞丐做法官，称之为“最有学问的法官”。[4]在第四幕中，李尔王认识到了权势的危害，他认为，人人都有罪，人人都无权惩罚别人，只是权势将罪恶掩饰了，他向失明的葛罗斯特诉说，“一条得势的狗，也可以使人家惟命是从”，“罪恶镀了金，公道的、坚强的枪刺在上面也会折断”，他劝告葛罗斯特，“你必须忍耐……当我们生下地来的时候……禁不住放声大哭”。

    从酒神精神中回归现实的人会心生厌恶，“他们厌弃行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行动丝毫改变不了事物永恒的本质”，在恢复理智之后，李尔王选择了隐遁，如在第五幕第三场中，李尔王和小女儿考狄利娅被俘，考狄利娅对两个姐姐心存幻想，而李尔王拒绝向无情的女儿求情，他认识到命运的不公和反抗命运的荒谬，看透了人情冷暖，不愿再作无常命运的玩物，他将监牢当成避难所，情愿在监狱里看世人的争权夺利，做一个超脱尘世的隐士，“让我们到监牢里去！我们将要像笼中的鸟儿一般唱歌”。[5]

    （三）李尔王“疯癫”的圣经情结。莎士比亚是一位深受《圣经》影响的文学家，其作品中有着浓郁的圣经情结，有评论家就认为《李尔王》就是“李尔的救赎”。李尔王的“疯癫”乃是理性的回归，没有“疯癫”就没有对真相和真理的认知，“疯癫”的李尔王做出了“清醒”时不曾做出的认知与判断——认清了女儿的真面目，看透了荒淫、罪恶的世道。从基督教的角度出发，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偷吃了智慧果，被上帝驱逐出了伊甸园，因而，人生下来是有“原罪”的。人类要想获得灵魂的救赎，获得真言、真相、真知和真理，就需要历经尘世间的各种磨难，“经过考验和锻炼，神的恩典拯救了罪人的灵魂”，刚愎自用、专横跋扈的李尔王需要受尽人间磨难，才能获得真知和真理，实现灵魂的救赎。[6]

    “疯子带着瞎子走路，本是这时代的一般病态”，在《李尔王》中莎士比亚通过“疯癫”完成了理性的审判，寄予了作家美好的人文主义理想。可见，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疯癫”是文明进步的必要代表，我们没有权力、也没有必要否定“疯癫”。

参考文献：

[1]肖锦龙.试论福柯和德里达的思想差异——从《我思和疯癫的历史》谈起[J].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2).

[2]华泉坤,牛振宇.理智丧失后的大智——李尔王的“疯癫”与尼采美学中酒神式智慧[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3]马广利.颠覆与抑制:《李尔王》中的权力话语[J].苏州大学学报,2007,(5).

[4]朱平,王岚.疯癫的救赎———论《李尔王》的疯癫与神性[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9,(2).

[5]华泉坤,牛振宇.理智丧失后的大智——李尔王的“疯癫”与尼采美学中酒神式智慧[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科学版),2006,(6).

[6]谢锦.“疯癫”背后的“知性”解读——莎士比亚《李尔王》赏析[J].名作欣赏,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