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域中的《呼啸山庄》——文学论文

    艾米丽·勃朗特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一位著名的女作家、女诗人，《呼啸山庄》她于1847年创作的一部惊天动地的长篇爱情小说，该作品既是她留给世人的唯一一部小说，也被认为是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呼啸山庄》是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唯一一部没有被时间的尘土遮住光辉的作品，其神秘的哥特意象、迥异于常人的情感、模糊的主题、独特的叙述技巧以及作者的英年早逝都为作品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1]《呼啸山庄》是一幅有血有肉、有呼吸、表现作者情感和理想的活生生的激情画面，闪烁着强烈的女性主义光芒。在《呼啸山庄》中，艾米丽·勃朗特通过经典的爱情故事传递给同胞们的是女性对父权规范的抵抗和斗争，她以纤弱之笔告诉同时代的女性只有冲破男性文化的重重樊篱，女性才能实现自我追求，才能在爱情和婚姻上获得独立和自由。

一、女性独立的隐喻

    十九世纪的英国是一个典型的父权制社会，女性和无产者一样处于受压迫的地位，那个时代对女性的评价标准是“家庭天使”，即，女性从属于家庭，将自己的一切都完全地奉献给家庭，只以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身份存在，没有自己独立的个体身份。作为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主义代表作家，艾米丽·勃朗特一反传统将反抗男权、寻求自我的内涵倾注在主人公凯瑟琳身上，塑造了一个不甘被父权文化压迫、勇于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女性形象。 

    出生于呼啸山庄的凯瑟琳有着绝色的美丽、坚强的意志和自由的思想，但小小的山庄就是整个父权制社会的缩影，在父亲老恩萧的叹息声中，凯瑟琳感受到自己并不讨人喜欢，但她从未放弃过对幸福的追求，反而体现出一种超前的女性叛逆心理。凯瑟琳小时候做游戏热衷于扮演女主人对别人发号施令；父亲前往利物浦问她想要什么礼物，她竟然想要一根马鞭；父亲临终前问她为什么不能永远做个好姑娘，她却笑着说为什么父亲不能永远做个好男人。无论是发号施令，还是马鞭，抑或是对整个男性的质疑都暗示了凯瑟琳潜意识中对权力、对自身命运的控制力和对社会建构的性别认同的挑战。[2]凯瑟琳作为一个被父权文化制剥夺了一切的女性潜意识中想要一种力量来对抗即将成为家长的兄长的渴望，父亲从利物浦回来虽然没有带给她想要的马鞭，但却为她带来了梦寐以求的“礼物”——希斯克里夫，帮助她从哥哥的压力下解放出来的“第三同盟力量”和“马鞭”的化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希斯克里夫就是她潜意识中对权力的渴望。正是有了希斯克里夫这根象征意义上的“马鞭”，凯瑟琳开始借助父亲对希斯克里夫的宠爱和希斯克里夫对自己的惟命是从开始“以大胆、无礼的神气和机灵的话语”来对抗家里的每一个人，进而使山庄一度成为她与父权制“王国”相对抗的“女王国”。

    在作品中，希斯克里夫是基于凯瑟琳的需要而出现的，是作为她的忠实伴侣而存在的，这在维多利亚时代是对传统女性模式的大胆叛逆。作为一个深受男权社会压迫的女性，凯瑟琳既不甘心妥协，又担心力不从心，因而，她需要一个与自己气质相同的男性来作为精神上的支柱。希斯克里夫的到来正好满足她潜意识中的要求，成为她反抗强大男权社会及男权社会继承人辛德雷的精神支柱和同谋。[3]父亲老恩萧对凯瑟琳自由任性的男孩子天性非常不满，即使在凯瑟琳向他撒娇时他还会生气地斥责她，但对于希斯克里夫——一个与凯瑟琳拥有同样品行和气质的男孩，老恩萧却表现出极端的宠爱，由此可见，老恩萧不是不喜欢凯瑟琳的这种个性，而是不喜欢这种个性体现在女孩子身上。站在老恩萧的角度看，收养希斯克里夫是对凯瑟琳身为女孩的失望心理的一种补偿；站在希斯克里夫的角度看，他不仅是凯瑟琳最大的精神支柱和同谋，而且还承受了凯瑟琳无法享受的强烈的父爱。在与希斯克里夫交往的过程中，凯瑟琳内心深处的女性意识被唤起，她要让他帮自己争取因性别缺陷而无法得到的东西，完成因性别缺陷而无法完成的愿望。

二、对凯瑟琳婚姻女性主义的分析

    对于凯瑟琳来说，希斯克里夫就是她自己，他们的灵魂是一模一样的，正如她自己说的：“我爱他，不是因为他漂亮，而是他比我更像我自己。”她按照自己灵魂的需要创造了一位男性，并将他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成为他的精神导师。但作为父权制继承人的哥哥辛德雷逼迫她离开希斯克里夫，此刻的凯瑟琳第一次有了悲痛，感觉自己被孤零零地扔在一边，不堪忍受的凯瑟琳和希斯克里夫第一次偷偷地溜出呼啸山庄。与其说是凯瑟琳自己溜出山庄的不如说她是迫于哥哥所代表的父权制压力而逃出“乐园”的。无意间闯入画眉山庄的凯瑟琳被“牛头狗咬伤脚踝”而未能与希斯克里夫一起溜掉，在这里“牛头狗”是父权制的保护者，从被它抓住的那一刻起，凯瑟琳的身体和灵魂就被迫分离，她的婚姻自主权就已经被剥夺了，一场改造灰姑娘的行动开始了。画眉山庄以巨大的、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将叛逆的凯瑟琳重新纳入庞大的父权制社会中。在老林顿夫人的努力下，凯瑟琳养成一种双重性格：她既要在表面上尽量迎合男权社会认可的“天使”标准，又要努力保持真实的自我释放自己的自然本色，但逐渐丧失真正自我的凯瑟琳与希斯克里夫之间出现了深深的隔阂。在男权社会的挤压下，备受内心焦虑折磨的凯瑟琳最终决定嫁给有钱、年轻、活泼的林顿，进入男权社会安排的天堂，成为附近最了不起的女人。但凯瑟琳对立的双重身份终究是虚妄的，当希斯克里夫偷听到她与艾伦的谈话带着一颗受挫的自尊心离家出走时，她的双重身份坍塌了。

    婚姻是父权制吞噬女性自我的重要途径。[4]外表看起来温和柔弱、甚至有点女孩子气质的林顿拥有无可否认的父权和地位，家里的女佣耐莉称呼他为“先生”、“我的主人”，这与她直呼“希斯克里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希斯克里夫嘲笑他的孱弱，但却无法否认他的权力：只要林顿一声令下马上会有强壮的男仆将希斯克里夫扔出去。由此可见，林顿的主人身份和所代表的父权是以代代相传的父权制文化符号体现出来的，无需借助于强悍的外表与强大的体力。在男权社会的巨大影响和希斯克里夫出走的压力下，无助的凯瑟琳别无选择地走向父权为她规定的道路，她想逃出规范，但却意识到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自我压抑和精神创伤几乎摧毁了叛逆的凯瑟琳，毁灭自己成为她逃避现实的唯一选择。

三、对凯瑟琳之死的女性主义分析

    在束缚和自由、真我和婚姻之间，凯瑟琳宁愿选择肉体的死亡摒弃一切世俗羁绊，悲剧发生了，自我毁灭已成为必然，死亡成为凯瑟琳反抗父权、追求解放的最高形式。凯瑟琳被父权制折磨致死，但她死得并不安详，她的死经历了绝食、发疯和死亡三个递进的阶段，这反映了她对父权制社会在认识上的逐渐加深。对于凯瑟琳来说希斯克里夫就是她的另一个真实自我，既然林顿深爱自己就应该懂得她对希斯克里夫的真实情感，无论他多么不喜欢希斯克里夫他都一定要接受或容忍他，因而三年后，希斯克里夫回来后，凯瑟琳想当然的以为林顿也会欢迎他，但这只是她一厢情愿的想法。对于林顿来说，希斯克里夫就是一个企图破坏他人婚姻家庭的第三者，让他欣然接受他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林顿向凯瑟琳下了最后通牒：她只能在希斯克里夫和他之间选择一个。凯瑟琳此时才醒悟：要想既维持与林顿的婚姻，又维持与希斯克里夫的爱情是天方夜谭，原本对父权制还抱有一丝幻想的凯瑟琳此时陷入了悲痛绝望之中，她以绝食来威胁林顿，以为这样可以吓倒他，而林顿却在书房消磨时间，根本不过问妻子的事，这使凯瑟琳认识到丈夫的无情和冷漠，认识到自己女权在父权制社会被吞噬，自信没有了，她发疯崩溃了。

    如果说绝食是女性主义者的一种反抗，那么，发疯则是她们无助的最高表现形式。[5]彻底绝望的凯瑟琳再也找不到任何方法来挽救枷锁中的灵魂。在感情的折磨下她病入膏肓，弥留之际希斯克里夫闯入画眉山庄，但他也无法留住灵魂已被扼杀的凯瑟琳，他愤怒的斥责奄奄一息的凯瑟琳：“这是你应得的，你害死了你自己。”对与凯瑟琳来说，死亡既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成功——对父权制反抗的成功，唯有死她才能获得自由、得到解脱。凯瑟琳的悲剧是时代与社会的悲剧，尽管她已经觉察到婚姻选择上的错误，希望能再获自由，但被男性文化樊篱禁囿的女性是无法躲过自我追求的悲剧的。可以说，凯瑟琳的悲剧是当时英国女性群体命运的悲剧，是父权文化戕害的产物和明证。

    艾米丽·勃朗特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找到了希斯克里夫和凯瑟琳，她将自己对生命的洞察力、现实性和神秘感完美的投注在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身上，刻画了一部自由女性追求幸福权和选择权的斗争史。《呼啸山庄》是一部优秀的、闪烁着女性意识卓越光芒的女性主义作品，作者以主人公凯瑟琳在男性思维和观念占上风、女性没有独立意识的父权制社会中悲惨遭遇，谴责了父权文化对追求婚姻幸福的自由女性的压迫和戕害，展现了作者冲破男性文化樊篱、实现女性自我追求、争取女性独立人格、个性自由和男女平等的独特见解。

参考文献：

[1]王轶美.从《呼啸山庄》看女性的自我追求[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3,(3).

[2]杨雪.现实的抑郁与虚幻的快意——《呼啸山庄》的女性主义诠释[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

[3]江晓雯.风光奇特的女性心灵世界——对《呼啸山庄》的女性主义解读[J].哈尔滨师专学报,2000,(4).

[4]杨莉馨.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期待[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2). 

[5]艾米丽·勃朗特.高继海,蔡凤琴译.呼啸山庄[M].奎屯:伊犁人民出版社,200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