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评述——文学论文

    D·H·劳伦斯是20世纪英国文坛上最具才华和天赋的作家，也是一位毁誉不一、饱受争议的作家，有学者称之为“颓废派文学的主要代表”，也有评论家将劳伦斯看作“表现主义的先驱”。劳伦斯小说批判了工具理性与工业革命，谴责了机械文明对人性的摧残与异化，探索了两性关系，表现了自然人性和社会家庭的矛盾，其中，女性问题是始终劳伦斯小说的重要主题。

一、历史背景对劳伦斯作品的影响

    劳伦斯生活于英国工业化基本完成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工业化虽然推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带来了许多负面问题，例如，机械文明破坏了自然环境，导致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也摧残和扭曲了男女关系，这使人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内心饱受煎熬和折磨。劳伦斯对机械文明的负面作用有着深刻认识，他认为机械文明、战争冲突等扭曲了人性，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整个世界变得更肮脏、更丑陋；机械文明还从精神上阉割了人类，破坏了两性关系，使人变得精神萎靡、士气颓废。劳伦斯渴望在未受机械文明污染的大自然中消解精神与肉体、光明与黑暗的冲突，获得灵魂的解放和人性的回归。同时，劳伦斯也生活于女权运动蓬勃发展之际，这场女权运动触及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促进了女性意识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希望摆脱家庭的束缚，在社会活动中证明自我价值。劳伦斯深受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试图以独特的方式成为妇女的代言人，因而，劳伦斯的小说也深入探讨了女性问题，并塑造了许多典型的女性形象。

二、劳伦斯作品中的女性观

    劳伦斯在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新女性形象，如《儿子与情人》中的莫瑞尔太太是一个独立坚强的知识女性，《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康妮是机械文明的叛逆者，《虹》中的厄秀拉是一位“追求自由的叛逆女性”。这些女性试图寻求自我价值，改变自我命运，但她们都遇到了许多挫折和打击，她们内心深处伤痕累累，或人性扭曲，或苦闷彷徨，或本能受挫，尝尽了心理异化、人格分裂的痛苦。

    女权主义者认为，由于生物性别的差异，女性在性生活和生育上处于受压迫地位，是男性发泄性欲和繁育后代的工具。劳伦斯反对性与性爱上的任何束缚，主张彻底的性解放，劳伦斯笔下的性行为往往是妙不可言。在许多作品中，劳伦斯进行了大量的性爱描写，探索了女性在性爱中的内心世界，大力宣扬了以性心理为核心的性爱之美，如《虹》、《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等小说中就有许多赤裸裸的性爱描写。劳伦斯对两性关系的描写受到了尖锐批评，西蒙·波伏娃认为，劳伦斯有着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对女性怀有敌意，批评劳伦斯的的“菲勒斯骄傲”和性政治观念。但也有许多女性主义者认为，劳伦斯对女性的描写近乎完美地表达了女性的感受。[1] 

    此外，劳伦斯认为，女性可以与自然相互交流，并在与自然的交流中获得精神沐浴，实现灵魂升华，如《恋爱中的女人》中，厄秀拉走到山坡上，她感觉自己就是“与物质世界分离的幽灵”，走近森林之中时，她觉得“在远离人迹的树林里……一个人的心情就越舒畅”。《儿子与情人》中，莫瑞尔太太被醉醺醺的丈夫赶出家门，她突然感觉到“自己发生了某种变化……她和群山、百合、房舍一起安息了”。

三、劳伦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劳伦斯在作品中塑造了许多美好的女性形象，如莫瑞尔太太、康妮·查特莱、米莉安、厄秀拉·布兰温等。这些女性不同于传统女性，她们更聪颖、更独立，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勇于大胆追求幸福生活、完美人生，并以不同方式追求幸福婚姻。[2]

    （一）家长型的女性。劳伦斯笔下的家长型女性多是坚强勇敢，性格刚毅，有着强烈的自主意识，竭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们比男人更有男性气质，小说《儿子与情人》中莫瑞尔太太就属于这类女性。在《儿子与情人》中劳伦斯以矿工莫瑞尔先生一家的不幸遭遇和保罗的成长经历为主要内容，展现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对女性的压抑。莫瑞尔太太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天赋，拥有节俭、勤勉、自尊等优良品质，她渴望过上精神和情感水乳交融的婚姻生活；莫瑞尔先生是普通矿工，他性情粗鲁，为人傲慢，浑浑噩噩，不理解妻子细腻的情感，甚至还借酒力打骂妻子。由于性格、心理、理想、文化修养等方面的差异，莫瑞尔太太与丈夫的婚姻生活并不如意，经过多次的较量之后，莫瑞尔太太占据上风，彻底摧垮了莫瑞尔先生的男性尊严和优越心理，成了这个家庭的实际统治者。由于夫妻关系恶化，莫瑞尔太太的肉体和精神需求都无法获得满足，在对丈夫彻底绝望之后，莫瑞尔太太将情感、精力和希望倾注于孩子身上，孩子们听从她的支配，服从她的意志，但大儿子威廉却意外夭亡。之后，莫瑞尔太太就将情感倾注于儿子保罗身上，她对保罗产生了畸形的爱，她不愿看到保罗爱上别的女人，当保罗爱上米莉安以后，莫瑞尔太太就冲着保罗大发雷霆，“我很清楚我老了……我从来都未有过丈夫”，莫瑞尔太太畸形的爱令儿子保罗迷茫、痛苦、不知所措，导致保罗人格分裂、心理扭曲。

    小说《虹》的主人公安娜是一个孤傲、倔强的女性，经过长时间的家庭战争之后，安娜成为家庭的实际主宰者，丈夫威尔成了无言的“他者”。[3]虽然威尔在家中没有话语权，但他仍不愿向安娜屈服，因而，两人的纷争并未停止。例如，威尔对教堂充满热情，安娜则非常讨厌这种宗教狂热；安娜希望性生活中能充满情感交流，但威尔的眼睛却“像鹰眼一样缺乏人情”，令安娜感到不满，同时，性关系中的不平等也使安娜深感不满。这些矛盾冲突使安娜和威尔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在女性解放的斗争中，莫瑞尔太太和安娜都取得了胜利，结束了男尊女卑的家庭传统，但她们并没有获得幸福、和谐的婚姻，获得的只是争吵、孤独和痛苦，仅靠性欲维持婚姻家庭。劳伦斯通过这些女性形象，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化重压下的人性异化和精神扭曲。

    （二）精神型的女性。劳伦斯笔下的精神型女性将精神、灵魂作为生活追求，鄙视性欲和激情，《儿子与情人》中的米莉安就是这样的女性。米莉安充满幻想，富于宗教热情，她将整个生活看成一种宗教体验，“把整个生活看成一片宗教的朦胧”。另一方面，米莉安鄙视肉体生活，她将自己对保罗的爱情看成一种单纯的精神之恋。此外，米莉安也是有着现代意识的新女性，她内心深处有一种潜在的平等意识，不满足传统女性在家中扮演的角色，也想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小说《骑马出走的女人》描写了一位不堪忍受烦闷无聊的生活而离家出走的女性，她放弃了舒适的家庭生活，骑马来到人迹罕至的原始丛林之中寻求心灵解放和精神解脱，最后她被印第安人杀死，但她却毫无怨言，这表达了作家对女性追求精神解放的赞美。[4]

    （三）探索型的女性。小说《虹》、《恋爱中的女人》中的厄秀拉·布兰温是劳伦斯理想中的女性，她打破了传统婚姻观念，试图创造一种和谐而相互独立的婚姻生活模式，表达了作家对女性成长中的矛盾、迷惑的探索。从懂事开始，厄秀拉就竭力逃脱庸俗的生存环境，在社会活动中寻求生命的价值，中学毕业之后，她就参加了工作，开始了独立、自主的生活。同时，厄秀拉有着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她痛恨萎靡堕落的生活，讨厌丑陋脏乱的自然环境，憎恨诚信缺失、道德扭曲、人性异化的社会问题，渴望自由、平等、独立的生活。厄秀拉对女权主义运动也有着独特的看法，“选举权从来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妇女的解放意味着某种真实而深刻的东西”。

    在恋爱与婚姻上，厄秀拉对两性生活有着更高的要求，她不仅追求肉体上的满足，还渴望精神和肉体的统一。在开始追求爱情时，厄秀拉也曾陷入肉欲而不能自拔，她遇到安东·斯科列斯基时，非常羡慕他的贵族气质，两人在热烈的相爱中享受纵欲的狂欢，过着“甜美而虚假”的生活。[5]但是安东不能满足厄秀拉的精神需求，厄秀拉也不能成为安东的贤妻和好内助，两人渐渐产生了裂痕。在长期相处中，厄秀拉渐渐发现安东不过是“没有主见的社会机器”，她感到安东的生活非常空洞、毫无意义、缺乏活力，于是厄秀拉拒绝了安东的求婚。之后，厄秀拉遇到了教官伯金，两个都是有思想、有个性的人，在经历了感情波折之后，两人获得肉体和精神的完美结合，两人建立了平等、和谐的现代婚姻关系。厄秀拉爱情婚姻的追求展现出一种“浮士德式”奋斗精神，她没有像祖母一样在追求中迷失自我，也未像母亲那样妥协和屈服，而是勇敢奋斗，不懈追求，抵制世俗偏见，抗击流言蜚语，最终获得了精神上的胜利，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女性。[6]

    综上所述，劳伦斯作品中的女性有着强烈的女性意识，她们渴望灵与肉、物质与精神完美统一，追求平等自由的婚姻生活，但她们常常陷入孤独、痛苦和迷茫之中，饱受心灵的煎熬和灵魂的折磨。她们试图改变女性的命运，并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但是常常会陷入困惑之中，这意味着女性解放的道路还很漫长。

参考文献：

[1]韩彦枝.自我的崛起:论劳伦斯小说中的女性形象[J].甘肃社会科学,2010,(5).

[2]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67.

[3]金志茹.劳伦斯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的缺憾[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7)．

[4]刘仁秀.D·H·劳伦斯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及其嬗变[J].小说评论,2011,(01).

[5]李莉.追求永恒的和谐之美——论生态女权主义思想与和谐社会的构建[J].绥化学院学报,2007,(3).

[6]陈静．浅谈劳伦斯作品中社会批判主义和心理探索的结合[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