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长子形象的魔幻化表现——孙悟空形象价值的一种分析

中西方文学整体来说是两条道路，各自奇峰峻岭，各自风景旖旎，各自波诡云谲，各自锦绣山河。在各自历史中，两部同样具有卓越的时代和艺术价值的作品却遭遇了几乎同样的漠视，这就是《格列夫游记》和《西游记》。前者景况稍好，因为有大量影射当时历史与政治的双关，具有较明显的雅俗兼一性，而后者由于现实性较为隐晦，只能屈列四大名著之末。

一、长子形象的提出

吴承恩创造性地将《取经诗话》中猴行者在取经途中回忆大闹天宫的三言两语加以艺术性生发设置为小说的发端、降低唐僧的角色地位而突出孙悟空的主体形象，就奠定了《西游记》高于先前版本的基础。

剥离神话的外壳，四人的取经队伍俨然一个缩微的家族。作为主角的孙悟空不但承担者一路上降妖除魔、护卫唐僧的重任，还是队伍的精神领袖。只要其在行列，便人人无畏，信念坚定。可以说，孙悟空浑身本领是实现取经目标的保障，其坚定信念是维持取经意志的核心，整个取经行动是孙悟空作为“长子”的责任与任务。与《白鹿原》中白嘉轩立乡约、筑塔镇“妖”，《古船》中隋抱朴夺回粉丝大厂的系列举动一样，无不显示着这种人物形象的能力与魄力。

将孙悟空还原回长子形象系统是必要的，至少可以解释其形象的完整性与一致性。历来不乏研究者认为孙悟空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上存在较大纰漏，即其“皈依佛教，破坏了他在大闹天宫时为自己创造的无法无天的形象”，甚至有人将其提升到“自始至终都是为了宗教服务”的高度给予彻底否定。林庚先生对这类似是而非的见解曾给予有力的辩驳，认为“这些佛教的因素始终是外在的，也就是说，它们属于那个沿袭而来的现成的故事框架，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孙悟空本人的性格及行为方式，更没渗透到他的精神世界中去。”这种判断基于如下事实：其前身如《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取经诗话》等都以唐僧为主角（或唯一角色），旨在宣传佛法。这就是说，“西天取经”的孙悟空本质上仍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此外还应看到，承认孙悟空前后两种面目的合理性与肯定孙悟空性格的一致性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技术漏洞。

二、长子形象的思想价值

孙悟空拥有世俗性的长子身份，一方面决定了他不断进取、改善现状的意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他进取的程度，决定了他所追求的是循序渐进式的、不触及根本的改善。长子身份意味着责任，代表群体的利益，并且在为群体利益奋斗的过程中融入了个体价值的实现，从而使这种奋斗、进取成为自觉的行为。反映在孙悟空身上，大闹天宫的目的“清寰宇”和其心理基础“怀才不遇”分别代表了这两个方面。

由于长子身份中宗法文化的决定力量的影响，即以“长子继承”为代表的传统秩序，从根本上说“长子”是维护现存制度的重要环节，因为在宗法礼教赋予“长子身份”以普遍约束力的时候，就已经将其纳入了秩序之中，从而这种维护也成了自觉自发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老实地戴上紧箍咒，鞍前马后任劳任怨地为唐僧打长工也就属于情理之中了。

应当注意的是，天庭对孙悟空的两次“诏安”实际是玉皇为首的神仙世界将孙悟空纳入自己统治秩序的过程。招安便可以将孙悟空变为天庭统治的部件与工具，只有维护不能反抗，从而减少了敌对和威胁的因素，由此而言“大闹天宫”七回囊括了《水浒传》的大部思想内涵。然而，两次“诏安”都是以孙悟空大闹天宫为结局而宣告彻底失败，责任自然在天庭众神的决策不当。第一次天庭封孙悟空做了个有实无名的弼马温，虽然在形式上接纳了异端孙悟空，但实际上却和其长子精神的前一方面发生了抵触，孙悟空在实现个人价值的过程中所彰显出来的长子的“自负自傲”——在现实主义的《白鹿原》《古船》中表现为白嘉轩、隋抱朴的坚强不屈坚持己见，在浪漫主义的《西游记》则是孙悟空的主动请缨降妖伏魔。容不得被随意差遣，从而引发了第一次的“推倒席面，不受官御”（第8回）怒返花果山。第二次天庭的一群庸官给了孙悟空一个有名无实的“齐天大圣”，自以为吸取教训却顾此失彼，未能对长子精神的第二方面合理利用。

对于有才干有抱负的人来说，不能人尽其才至多悲伤苦闷，但而给予虚名则会被解作轻视、甚至嘲弄。《三国演义》中庞统屈居耒阳县只是终日饮酒，孙悟空被委以弼马温也主要是赌气下界，但当他得知自己得到只是一个徒有其名的称号，自然更觉屈辱而大光其火。另一方面，“齐天大圣”并非天界具体存在的职位，因而不能在真正意义上将孙悟空吸纳进自己一方的统治系统，便不可能做到“化敌为友”，只能激化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齐天大圣”之赐尚不如“弼马温”之封。作者由此含蓄地指出只设虚名无实职的冗官，实际上为帝国埋下了定时炸弹。程朱理学禁锢思想似乎拆除了火线，但阳明心学及其影响下的李贽黄宗羲使火线复燃引发了强烈的思想界地震。不过正如林庚先生所言：“所谓大闹天宫，无非就是这样大闹一场罢了，既没有丝毫动摇天宫的统治，也没有任何政治目的，或什么安排与计划”，发泄完怒气就回了花果山，天兵追杀，才被迫自卫反击打落“南天门”牌匾，玉皇及其代表的统治秩序仅仅虚惊一场。从中也反映出长子文化心态的影响与其操控下的民众同时怀有不满与顺从两种集体潜意识，进而形成了历史循环，也造成了改良派在中国的盛行。

遗憾的是，由于时代局限，作者看见了问题的症结却无法提供解决方案，作品所秉承的王阳明心学的哲理蕴含“只是改变着信仰的形式，对儒教真正影响社会的信仰本身——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崇拜却采取了积极维护的立场……他没能成为近代启蒙思想，受其影响的思想家们也没能扣响近代社会的门环，只能充当封建社会叛臣贼子的角色。”由此延伸出去，《西游记》甚至为我们解释了其成书将近三百六十年后（据袁行霈《中国文学史》认为成书于万历二十年即1952年）的国民政府难以彻底变革社会的根源，在于无力和不忍击破这种宗法力量在民间和民众心中的统治地位。既然不能推进历史，则必然遭到历史淘汰。据此可见，《西游记》通过对孙悟空长子身份的刻画体现出了宏阔高远的历史观，它给予后人的历史兴亡更替的启示不在史传文学之下。

三、形象系统的二元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西游记》中孙悟空没有《白鹿原》中白嘉轩独一无二的主导力量，而是与《古船》类似，设定了一个与“长子形象”互相牵制的“长辈形象”唐僧，由此造成了一个双峰对峙的局面。“西天取经”部分给人印象最深刻的矛盾冲突不是发生在孙悟空等人与诸妖之间的、而是孙悟空与唐僧之间，一者因孙诛妖常抱游戏心理，二者因降妖的迅速与模式化消解了激化矛盾的时间和价值，三者因部分妖怪为神仙所豢养。

《西游记》表现唐僧的愚顽和迂腐，固然更加突显了孙悟空尚自由与尚正义的个性，但问题不止于此。《西游记》中“极真”与“极幻”互为注脚紧密结合，师徒矛盾之源在于“长子”与“长辈”。两方斗争在《古船》中有生动表现，其模式可视为《西游记》中孙唐关系的世俗化。

《西游记》塑造的孙悟空在取经队伍中担任着实际领导者的角色，这是“长子身份”的应有所为，但此时却出现了一个不合时宜的“长辈身份”与前者效力发生重叠。于是在强势个体孙悟空的映照下，唐僧由行动的发起者、组织者变成了大徒弟的附庸，甚至成了整个队伍的累赘。唐僧驱逐孙悟空实际就是“长辈身份”不甘居于“长子身份”的阴影下受其制约，积极争夺领导权和话语权的过程，但仅仅代表伦理道德的“长辈身份”难以和同时代表伦理和宗法的“长子身份”相抗衡，加之作者笔下的唐僧又是一个毫无力量的角色，从而决定了争斗在根本上是温和且徒劳的。

由作品的大众性角度考虑，，二者内部争斗是作品广泛流传的重要的情节设置，作者特意突出了“紧箍咒”的作用。唐僧对“紧箍咒”超出“约束以行善”目的的滥用，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它提醒着取经队伍的每一个人，自己才是真正的领袖，真正的命令发出者。可见，唐僧和天庭统治者们具有相似的出发点，都影射着世俗社会中现实掌权一方，同拥有“长子身份”却难以获得相应的权力与信任孙悟空形成鲜明对照。

孙悟空“长子身份”的另一个功能性作用体现在作品的反传统性上。猪八戒本是天篷元帅，沙和尚本是卷帘大将，但他们都未能获得孙悟空的地位，尤其在加入取经队伍后反而变得更加愚笨和智滞。表面似乎作为“妖仙”的孙悟空身负“长子身份”不合常理，然而作者正是如此反弹琵琶，讥讽那些枉有“神仙”尊号的人们只不过是一群尸位素餐之辈，而真正具有超凡记忆和胆识的人却不能用，相反还要处处受到压制，流露出作者对整个社会用人体制的怀疑与抨击。

《西游记》恰如孙悟空可大可小随意变化的“如意金箍棒”，其旨可近可远，其蕴可浅可深。俯视，可作为顽童游戏之读物；透视，可解为作者不平则鸣的心灵体验；仰视，可释为宇宙天地玄奥的洞悉。纵然只是孙悟空的长子形象便有无尽的精妙，无愧为中华文学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