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内在父亲对李光头人物性格的影响

    父子关系，或者说父辈与子辈的关系对有机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父子代际间的斗争与合作对有机文化的发展来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儿子与父亲，或者说子辈与父辈间的竞争代表的是变化、改善、进步、活力，以及对持续性变革的健全的检验。父子关系是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许多作家围绕父子关系这个主题创作了著名的文学作品。中国的当代作家中，在一系列作品中持续关注父子关系及父辈与子辈关系的莫过于余华。余华的多部作品中呈现出两种父子关系并存的样态:和谐与冲突。笔者认为，余华的小说中出现的和谐与冲突形成的根源是父性权威的存在与否。当父性权威适当地存在，父子趋于和谐；父性权威缺失，则父子冲突明显。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的主人公李光头有生父和继父两个父亲。生父刘山峰的卑劣行径和无尊严的死亡使家庭中的父亲彻底丧失了权威，由于生父出场即死亡，父子间的冲突没有具体事件来表现，而是通过李光头对继父宋凡平的认可实现了对生父的否定；继父宋凡平与李光头的父子关系存续时间仅一年，但由于共同经历了艰难时期的生存考验，并且宋凡平承担起了作为父亲的责任，树立了父性权威，所以父子关系呈现和谐的样态。但是，和谐的父子关系很快以继父的去世告终。因此，综观李光头的一生，父亲在场的时间只有与继父相处的一年。这时候的李光头八岁，也就是说，成长时期的李光头几乎一直处于没有父亲的状态。而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混乱时期，社会性的父亲，即父辈们，由于自身欲望的驱使和价值观的混乱，从根本上丧失了社会性的父性权威。不但家庭中的父亲缺失，社会性的父性权威也不在。换句话说，冲突的父子关系、和谐的父子关系、父性权威的长期缺失都内化为李光头的内在父亲。本文以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为文本，分析与生父冲突的父子关系、与继父和谐的父子关系，以及家庭性的和社会性的父性权威的缺失对李光头人物性格的形成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根据《父亲——从荣格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内在父亲对个人所起的根本作用可以从理想和价值观的发展、性和精神——性的身份认同的发展、个人的权威问题等方面探讨。细读《兄弟》文本可以发现，表现李光头人物性格的细节描述恰恰涵盖这三个方面。

一、对理想和价值观的影响

    按照弗洛姆的说法，父亲在家庭中的权威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成立于整个社会共同体这一基础之上，父亲的权威由社会权威补充并完善。《兄弟》中，父亲的权威及社会权威以反讽的方式体现出来，即《兄弟》中李光头处于家庭中的父亲权威不在和社会上父辈权威丧失的社会。家庭中的父亲是社会权威的最初媒介，在李光头所处的家庭里，生父无尊严的死亡不仅导致本应该成为社会权威最初媒介的父亲的缺失，更严重的是父权的彻底丧失。继父的权威在李光头的心中刚刚树立，马上又被代表社会权威的“红袖章”压制下去，比他稍年长的三名少年的权威又刚刚被李光头看到和认可，其中之一的孙伟又被强制剪发的人误杀，曾经连继父宋凡平都忌惮的人物——孙伟的父亲转眼间从革命的同路人变成了革命的对象，结果是家破人亡。从家庭到社会，在李光头的身边这些可能成为权威的人物都因各种原因惨死，对李光头来说，他在家庭和社会中都找不到父性权威的存在，父性权威的彻底丧失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李光头缺乏权威的榜样和价值判断的标准。

    对儿子来说，内在父亲的形象代表着良心，牵涉到价值观和理想。生父和继父一反一正的形象对李光头产生了消极和积极的影响。陈思和谈到李光头的精神成长时说：“李光头的成长史是由两股力量影响和催生起作用的，一是来自刘山峰的血缘遗传密码，一是来自宋凡平的精神气质影响。‘气’‘血’两者的相声相克、激烈冲突的过程，构成了李光头极为复杂的性格特征与人格魅力。”“血缘遗传密码”、“精神气质”内化为李光头的“血”、“气”之后，便成了内在父亲。李光头的价值判断从未脱离内在父亲的影响，内在父亲对李光头的影响是复杂的，生父的消极影响、继父的积极影响，及家庭性的和社会性的父权缺失的影响错综复杂。

    《兄弟》中有关少年李光头重蹈生父覆辙的细节描述颇具象征意味。十五岁的少年李光头顺从自然欲望窥探女性隐私，败露后，先是被拉去游街，拉他游街的人赵胜利和刘成功并非出于对李光头的道德教育，而是为了把李光头当成反面例子，衬托他们自己光明磊落的形象。游街之后，本应该起到引导作用的父辈却反过来暗地里从李光头这里窥探林红的隐私，用行动默许了李光头的不当行为，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赵胜利、刘成功、童铁匠，甚至是警察，这些曾在众人面前羞辱和严厉李光头的“父辈”，暗地里变成了他的“同路人”。《兄弟》中，余华用“群众”来指代丧失父性权威的父辈，寓意深刻。十五岁的李光头生理上正处于发育阶段，正需要父亲的权威性的引导和教育，生父的消极影响和家庭中父亲的缺失致使他做出社会道德不允许的行为。而不道德行为败露后，本应承担道德教育角色的父辈，由于自身价值观的混乱，非但没能发挥社会性权威的作用，反而默许了少年李光头的行为。用林红的隐私换了“五十六碗三鲜面”象征着李光头初涉世的处事方法和价值判断取得了成功，在“五十六次”的反复确认中，李光头已经确定了日后的处事方法和价值判断。作为在“群众”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李光头，长大之后成了“群众”中的典型代表。

    继父对李光头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他孝顺母亲上，继父宋凡平潜移默化中对李光头进行了“家”的教育，他带着妻子和李光头、宋刚拍全家福，一次次整理被“红袖章”打乱的家，引导李光头和宋刚为了迎接妈妈回家打扫卫生等。在此过程中，父亲的权威树立起来的同时，家、家人的概念也传达给了李光头。李光头日后对宋凡平的儿子宋刚的依赖比起对兄长的依赖，更像是对继父和家的依赖的延续。他最怕成为孤儿的心理，说明他对父亲、对家的珍视和渴望。日后，李光头作为生意人的诚信、吃苦耐劳等素质，也可以看成是继父对他的影响，他曾说的“宋凡平才是我爸爸”，以及《兄弟》中的“很多年以后，李光头每次提起他的继父宋凡平时，只有一句话，李光头竖起大拇指说：‘一条好汉。’”等叙述都可看出继父对李光头的积极而又深远影响。

二、对性的身份认同的影响

    余华在《兄弟》中不惜笔墨展现李光头的性欲和性能力，以此表现李光头在性的身份认同的发展方面存在的巨大问题。而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家庭中父亲的缺失。这就需要了解中国家庭的父亲对儿子的重要影响。

    李泽厚在探讨文化心理时讲到中国的父子关系，他说：中国的家教就是“父教”，即从前讲的“养不教，父之过”。还说，中国的父子关系是家庭、家族，以及社会的主轴，以“情感理性化的父子关系为轴心，扩而充之，通过从远古的‘礼乐教化’到后来的‘家规’、‘族训’，以‘三纲五伦’为原则，把人的各种自然性的情感欲望（包括以夫妇一轮来概括的男女性爱关系），与社会要求的‘合理性’紧相联系，使情感里边注入、渗透或交融着理性，亦即将情感本身规范化和和理性化，从而极大地减弱了或脱离开具有种种强大本能力量和盲目性的自然情欲或原始冲力。”

    父亲对儿子的影响不局限于家庭内部，而是将社会要求的“合理性”带入家庭之中，这样，社会权威与父亲的权威结合起来实现约束子辈/儿子的目的。李光头生长在没有父亲的家庭和丧失父性权威的社会里，在缺少一切家庭规范和社会的“合理性”的境况之下，李光头的自然欲望和原始冲力被毫无控制地释放出来，儿时的李光头无论在家里，还是公共场合都毫无节制地表现性欲就是自然欲望不经控制地释放的表现。小说中有关李光头极强的性能力的细节描述，其作用在于突出表现了李光头性的身份认同的缺失。

三、对个人权威的影响

    李光头有个特殊的身份——福利厂厂长。福利厂的十四名员工都是残疾人，他带领这十四名残疾人创收，取得了成功。同样是二十出头参加工作，宋刚进了五金厂，而李光头被分配到残疾人组成的福利厂。福利厂是身体不健全的残疾人和因父权缺失导致性格不健全的李光头组成的集体。在这样的集体中，李光头自然会因为身体的健全获得优势，也就树立了李光头在这个集体中的权威。也就是说，在福利厂这个集体中，由于性格不健全的隐形不可见，李光头有了成为集体领导者的可能性。

    李光头是福利厂残疾员工精神上的父亲，自始至终在福利厂有绝对的权威，他为数不多的几次“父爱”的表露都是与十四名残疾员工在一起的时候。他为了让十四名残疾员工在大街上排队走齐，忙得满头大汗，在辞去福利厂厂长职务时的他“眼含热泪地说：‘谢谢！’”宋刚死后，李光头回到从前的福利厂，“像是父亲对待儿子一样，扶起摔倒的瘸子，又抚摸撞了门框瘸子的青肿额头”，“李光头深深感到，天高地厚茫茫人间，只有十四个忠臣可以分担他心里的悔恨和悲伤”。至此，余华已经直言不讳地说出，对于福利厂的残疾员工来说，李光头是父亲似的人物，在福利厂里，李光头树立了父性权威。以此为契机，李光头的社会权威得以一步步树立起来。

    综上所述，李光头矛盾、荒唐的人物性格产生的根源在于复杂的内在父亲的作用，即生父的消极作用、继父的积极作用，以及家庭性和社会性父性权威的缺失。

[参考文献]

[1] 余华.《兄弟》（第2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7.

[2] 李泽厚. 《说文化心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6.

[3] Andrew Samuels编，小川捷之审校.《父亲——从荣格心理学的视角出发》[C]，东京：纪伊国屋书店，1987.

[4] 陈思和.我对《兄弟》的解读，《文艺争鸣》，2007（2）.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  《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