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公安三袁对苏轼品行的追随

明代著名诗人、散文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是湖北公安县人，且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上成就相近而合称公安三袁。对于公安三袁来说，北宋诗人苏轼是一个重要的学习榜样。袁中道曾经说过：“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予谓‘惟其似之，是以好之也’，夫不能似之而好之，则其好之也浮。”[1]袁中道认为，如果空泛地表示自己对某人的喜爱而不模仿他、学习他，这种喜爱其实是站不住脚的。这是袁中道在《白苏斋记》中对伯修（袁宗道）和东坡的一番评论，既是对伯修的赞美，也可看做是公安三袁的自白书。“似之则好之”，实则是对“志同道合”的另一种诠释。苏轼兄弟情深且皆有诗名，而三袁兄弟感情甚笃，在明代文坛亦享有盛名，再加上他们在人格与人生追求上十分相似，“诸人前后了然，独两苏与予兄弟尚觉有异同处。”[1]既如此“似之”，“好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要了解公安三袁对苏轼在文学主张、革新思想等方面的追随，首先要了解他们在品行上对苏轼的认识及看法。从整体来说，尽管公安三袁的文学成就不能与东坡媲美，但是他们依然有着许多共同之处。

一、心同

“吾观乐天子瞻为人，大约皆真实纯笃、不立城府。”[1]“真实纯笃、不立城府”指性格纯粹、率直，这大约就是文人所推重的“真性情”。三袁兄弟亦是真性情之人，宗道“温良重厚，胸中无半毫鳞甲”[1]；宏道“性疏脱，不耐羁锁”[2]；中道自小在二位兄长的庇护之下过着豪迈的任侠生活，放浪形骸，写诗作文“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2]。古人往往强调“文如其人，言行一致”，只有作者拥有真实不做作的性格，才有可能写出自然可爱的文章。“吾观子瞻所与书牍娓娓千百言，直披肝胆，庄语谑言，无所不备，其敬而爱之若是，想其人必风流蕴藉如春，温如玉润，不独高才奇气，为子瞻所推服已也。”[1]“而其为文，大略如其为人”。[1]苏轼乃至情至性之人，其作品笔力纵横、内容宏阔，让人读之想见其人；而其为人亦洒脱倜傥、温文尔雅，见之略能猜想其文，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性格与文风的高度契合，这不仅是文人所欣赏的，同时也是他们毕生追求的目标。公安三袁主“性灵”，写诗作文强调“情真意切”，由此推之，其交友必“贵真”，在这一层面上，他们无疑是相契的。

二、操同

无论是史书中记载的，还是文人笔下的苏轼都是具有闪光人格的谦谦君子，如“宋高宗《苏文忠公赠太师制》说他‘不可夺者，巍然之节’，陆游《跋东坡帖》赞扬他说：‘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凌然’”。[3]高尚的节操是苏轼获得公安三袁推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大节大义面前，苏轼坚持“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的坚定态度，不随波逐流、不奴颜婢膝，“虽处颠沛，不轻受人丝毫”[1]，“骨甚刚情少腻，而舌端笔端其锋正不可当”[1]，他胸怀天下，舌笔生花，用文人独到的方式交赎一份责任，始终秉持一颗天地良心和一股浩然正气，彰显出伟大的人格，实乃真名士也。在仕途上，尽管经历官场沉浮、一贬再贬，他依然无所畏惧，不改其心，执念于“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理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调离徐州时，百姓依依不舍，揽辔相送；在杭州任时，“子瞻一堤永为民利”，“吏绩何等卓绝”……虽处境艰难、政治前途暗淡，但在其身上始终有刚健有为、生生不息的主体精神在闪耀着人格魅力的光华。在这一点上，“伯修赋性耿介，泊然自守，虽居官十余年无异寒士，终不以只字千人”[1]；宏道嫉恶如仇，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在给丘长儒的信中写道：“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寒百暖，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2]。袁宏道憎恶互相倾轧与虚伪丑陋的官场，三次辞官归田。苏轼凭着坦荡的胸襟、坚定的信念和强健的人格赢得了后世的景仰，公安三袁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个人的人格所能到达的高度和生命的厚度，这正是他们所追寻的价值所在。自古以来，封建意识在我国民众心中就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而官本位则是封建意识的核心内容之一。学而优则仕由此成了苦读诗书的唯一目的，袁宏道对乌烟瘴气的官场的拒斥，是对读书当官这一传统读书人的出路的再探索。他能进入官场，并且看清官场的真相，为保自身的清风又脱离官场，则表现出了他品行节操的清高。

三、 趣同

“趣”也是文人之间的一种默契。生活并不都是美好的，尤其是文人，怀才不遇、生活困窘者十之八九，自娱自乐、苦中作乐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本领。从古至今，寄情山水、诗酒自娱不仅是文人用以排遣苦闷、寄托抱负的惯用途径，同时也是他们用以彰显自身品格的重要方式。文人皆有雅趣，弹琴、唱和、对弈、饮酒，都是文人对自我意识的彰显。

“醉墨淋漓于湖山，闲情寄托于花月，借声歌以写心，取文酒以自适”[1]，萧然如尘外人的生活，是苏轼为自己在现实世界之中找到的一方净土。苏轼的幽默不光在于为自身排遣寂寞和苦闷，还在于能够为身边的人带来快乐。他认为“凡物皆有可观”、“皆有可乐”，“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生活中“无所往而不乐”。除此之外，苏轼在闲暇时间里潜心研究烹饪饮食、医药保健、花鸟鱼虫等，不仅将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趣味十足，还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一系列有趣耐读的文学作品。在苏轼被贬远谪期间，他“每旦起，无客与语，则必出寻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诙谐放浪，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谭者，则强之使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人皆绝倒。”[1]苏轼将人生视同一场棋局：“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4]，这使得他能不为外物所囿，也是他超于常人之处。与之相对，公安三袁兄弟亦颇得此“趣”：伯修“少有逸兴，爱念光景，耽情水石……”；袁宏道爱登临山水，嗜泉石成癖，景与文相得益彰；小修（中道）自称“生平有山水癖”。自古以来的文人传统在苏轼与公安三袁之间汇聚。很显然，三袁在苏公的“趣”中发掘出了更加深刻的内涵。就这一层面而言，“趣”不仅仅只是一种恬然自适的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四、 才同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全才，他诗、词、文、赋、书法、绘画无一不通，无一不精。中道云：“（乐天）子瞻其文词皆为一代之宗匠”[1]，宏道曰：“子瞻亦不知其所以妙语言，道绝默契而已。故余尝谓坡公一切杂文活祖师也。”[2]苏轼的词作柔而不媚，雄而不刚，哀而不伤，大大拓宽了词的表现领域和表达方式；他的诗歌“无物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可谓开一代之诗风。宏道曰：“苏公诗无一字不佳者”[2]，“其至者如晴空鸟迹，如水面风痕，有天地来，一人而已”[2]。虽然说得略为夸张，但也从侧面反映出苏轼流传下来的作品质量上乘者居多，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才学并非徒有虚名。袁中道以为“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2]中道关注国家大事的“高文大册”并不多，他的文学作品着力于表现自我，反对文章成为载道的工具，而应用来表现心灵与真情实感。因此他偏爱苏轼的小文小说，并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践行着自己的这一思想。他在《白苏斋记》中称道伯修：“少时操笔便有新意……若诗律之脱，而当文字之简而有致，亦未能有胜伯修者”[1]，这当然过分夸大了宗道的才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公安三袁兄弟是当时不可多得的诗人和散文家，他们的作品读者甚众。“予不敢望子瞻之才，……则不敢不心子瞻之心焉，予故极口曰：公真诗人也”[1]，即推崇苏轼之才既是表现，也是原因。

综上，“惟其似之，是以好之”，说到底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认同。苏轼的才学、人格与胸襟是世人所公认的，因此受到公安三袁的佩服。公安三袁对苏轼的追随，可以说是从心底的仰慕到实践中的模仿，最后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了。

参考文献：

[1][明]袁中道著.珂雪斋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明]袁宏道著，钱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李红艳.苏轼的人格魅力浅论[J].文学教育，2008（10）.

[4][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  《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