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整体象征意义的深度解读

象征主义是艺术创作者在表达思想情感和感情的时候，并不直接的去进行描述它们，也不通过具体的意象对其进行限定，否定生硬的说教和空泛的修辞，而是运用未加解释的象征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在头脑中对其进行重新创造，进而与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产生共鸣。从余华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从根部开始通过一些人物的象征意义对人生的哲理、宇宙的奥妙进行反映，实现了对人的生存精神的探索这个内在的主题。纵观余华的小说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典型代表主要可以总结为三种，一种是疯子，一种是傻子，还有一种是父亲。这三类人物在文学创作中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都是作家在进行小说创作中表达艺术观念和阐述世界观的重要符号和代码。

1.余华小说中傻子形象的深度解读

在中外文学史上文学创作中，内容涉及到疯癫形象的作品有很多，傻子往往会作为一种具有独特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出现在作品中，比如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傻瓜伊万的故事》中的主人公伊万，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另外还有《尘埃落定》、《喧嚣荒塬》、以及《檀香刑》等小说中也有傻子形象。在一些人看来，傻子好像是一类懵懂无知的人群，但是在余华的作品中却给予傻子深刻的含义，其独特意义主要表现为虽然这些傻子的生命是混沌无知的，在行为中也表现为非理性和神秘性，但是当他们与这个世界的理性相遇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反讽，只有通过这些傻子我们才能透过社会生活的表象，将世界本来的面目以及人生的本相还原出来。在作者的世界中，这些傻子的无知和愚笨并不是一种病态的人格，反而是由于太过于单纯，太过于善良，而与这个污浊、肮脏的世界格格不入。在作者的笔下，这些傻子代表的是一群无理性的具有本真人格的人，他们与这个理性世界的荒谬和阴暗形成极大的反差和对比。

《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余华最先引起人们注意的作品，可以说是余华先锋小说创作的开端。在这部小说中主要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人的经历和感受，而在小说的开始就指出了傻子式人物的命运就是在荒谬的世界中孤独无助的漂泊。文中“我”是一个天真懵懂的十八岁的少年，在这个美好的年纪“我”的心中对未来抱着幻想，正是在这种幻想的促使下“我”开始出门远行，被放逐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环境中，心中也曾期待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最初的“我”在面对一切的时候是如此的放松，凭借小聪明“我”用一支烟换取了免费搭车的机会，这使“我”有点沾沾自喜，但是后来汽车抛锚了，一些人想要抢走车上的苹果，而“我”为了保护苹果而被打伤，在这个过程中苹果真正的主人司机却在一旁看“我”被打，漠不关心，最后司机拿走了“我”的行李，“我”成了这件事情中唯一的受害者，孤零零的被抛弃，在暴利和欺诈的世界中被伤的伤痕累累[1]。这种类似的人物形象在余华的其它多部作品中都有出现，比如在《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的来发是一个“白痴”，受尽了世人的欺凌和屈辱，最后在现实生活的阴险、狡诈、贪婪中，他选择了放弃了自己的名字，表现出了与现实的对抗；《我胆小如鼠》中的杨高在面对这个令人恐惧不安的世界时，他在欺软怕硬的人群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余华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内省充满愤怒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处处存在着现实和美好之间的尖锐的矛盾，而傻子在他作品中却不是为了表现傻子的愚笨和痴呆，而是作为神性的光芒出现。通过傻子的淳朴和善良来体现精神和艺术所呈现的人的力量，在作者的笔下他们在面对侮辱和欺凌的时候没有愤怒的反抗，就像是沉默的羔羊，只是用自身悲剧性的命运承受着来自这个世界人性的荒谬和丑恶，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来自人最本真的心灵的力量和耀眼的神性光辉[2]。总的来说，傻子在余华的创作中象征着人性中的真善美，表现了余华对美好人性的渴求，但是傻子终究难逃湮灭的命运，这也透漏出余华的心中始终存在的一种绝望的情绪。

2.余华小说中疯子形象的深度解读

熟悉余华作品的人都会发现，在余华的作品中有很多疯子的形象，比如在《河边的错误》中精神失常的许亮还有杀人的疯子，《一九八六年》中的中学教师，还有《四月三日事件》中的迫害妄想症患者等。其中在《一九八六年》中的疯子是以一个具有暴力文化性质的父亲形象，他的命运也非常悲惨，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而成为一个疯子的[3]。在作品中，他是一个刑罚研究者，主要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上令人震惊的各种各样的刑罚，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心理发生了扭曲和变化，他在幻想中对他人的伤害转化为现实中对自己的行刑，通过自残的方式对这些刑罚进行展示，引起人内心极大的震惊和对这个人的恐惧。这个教师不仅是暴力的牺牲品，同时也受暴力的影响而成为施暴者，作者通过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揭示了在文革中所遭受的文化暴力其实是历史的一种演绎这个事实，进而向我们展示了暴力文化的悖谬性和悲剧性[4]。通过这种现象的揭示，余华更加想要传达给我们的是历史文化的根深蒂固是现实暴力的来源，但是其最终产生的原因还是由于人本身存在的暴力和欲望。在这里的疯子形象代表的是对历史暴力文明的解构。在《河边的错误》这部小说中，疯子以盲目杀人的形象出现，他活着的唯一理由就是杀人还有重复杀人，在这里杀人是疯子的行为表现，而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内心的欲望。比如在作品中的露珠为了情欲不惜毁掉自己丈夫的容貌，而自己也被丈夫杀死[5]。当然我们要知道，血腥而暴力的杀人行为本身并不是余华想要表达的内容，这里的疯子般的暴力在小说中成为反射人生存的镜子，使人直面人性中存在的暴力本能，这种暴力本能潜藏在人性的深处，而欲望就是暴力的导火索。在这里疯子就是这种暴力本能和欲望的共同体存在。

3.余华小说中父亲形象的深度解读

在余华的小说作品中有一系列丰富的“父亲形象”，比如在余华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父亲是作为外部世界暴力真相和引导者和揭秘者的形象出现的，这体现了在传统文学中，父亲在家庭中不可动摇的地位，以及在子女精神支柱和价值取向方面引导者的化身，余华小说作品中这种父亲的形象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才有了改变。比如在《鲜血梅花》中儿子阮海阔为了给死去的父亲阮进武报仇，被仇恨迷住的眼睛，失去了生命的全部目的和意义，在这里死去的父亲作为儿子精神上的主宰和引导者使他完全失去了自己存在的意义[6]。《活着》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与死亡有关的故事，是一次超越苦难的生命历程。小说的主人公叫福贵，他是一个普通的农民，然而他却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亲眼见证着一个又一个亲人的死亡，女儿凤霞由于高烧哑了，最后也在生产中大出血死亡了，儿子有庆也因为太困在学校的围墙下睡觉而被区长的汽车倒车撞倒的砖墙砸死了，无论他如何挣扎反抗都无法逃脱这种感觉命运，这体现了宿命的不可抗拒性，不过即使在这种命运的压力下，福贵仍然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最终实现了对苦难的超越。余华在《在细雨中呼喊》这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卑劣无耻的“父亲”孙广才的形象，他以一个儿子和父亲的双重身份出现在作品中，作为家庭中的压迫者，他对待自己的父亲和儿子都是像对待脚下的绊脚石一样，随时都准备踢开他们，但是在失去亲人后他也会不由自主的失声痛哭，这昭示了那些在欲望世界沉沦的人物也有被救赎的可能性，父亲的形象开始转向温情化[7]。到《许三观卖血记》中父亲的形象又变得高大起来，他所产生的是震撼人心的内在悲剧性，血作为人生命的象征，卖血事实上市通过对自身生命的摧残懒换取生命的延续，由此看来，《许三观卖血记》传达出的是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这部小说的高潮是许三观为了救儿子千里卖血，在本来的小说构思中，余华本来是要安排最后一章许三观无法再卖血的剧情，而正是许三观对儿子的爱战胜了绝望，余华将剧情改为许三观用自己的血救活了儿子，不仅实现了余华对其小说中父亲形象的救赎，同时也实现了对人性的救赎，父亲象征着无私的爱的力量[8]。

4.总结语

余华的大部分小说传递的主题都是血腥、暴力、死亡，主要是对人性恶的抨击，在这里他塑造了许多不朽的人物形象，其中傻子形象主要象征着单纯善良的人性善象征；疯子的形象则是作为欲望和暴力本能的承载体出现，象征着人性恶不可救赎的命运；父亲的形象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象征，不过到最后又回转到父亲之爱的伟大力量上，对其进行了赞颂，展现了人性救赎存在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王学谦.余华:生命悲剧的冷峻凝视——论余华小说及其文学史意义[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02):74-75

[2].赵书影.先锋文学的本土化探索——对余华小说转型的思考[J].南方论刊.2008(03):84-84

[3].丁明霞,何国安.余华小说叙事风格的嬗变[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9(09):63-63

[4].许松盛.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与人性[J].青年作家(中外文艺版).2011(04):37-38

[5].王海燕.“决绝的苦难”与“温情的苦难”——论余华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J].钦州学院学报.2011(02):69-70

[6].侯玲宽.在坚持与背离中突围——论余华创作的转型[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58-59

[7].杨小滨,愚人.创伤主体的错乱叙事:论八十年代余华的先锋派小说(一)[J].东吴学术.2011(03):83-83

[8].惠静.余华小说的死亡叙事及其转变[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5):98-100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  《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