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与迷失——司各特作品中的犹太女性

《艾凡赫》是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他塑造的犹太女郎蕊贝卡信仰坚定、光彩照人，读者为她不能与基督教骑士艾凡赫结合而扼腕叹息。同是司各特笔下的犹太女性，《一个医生的女儿》中的齐丽娅却承载着与蕊贝卡完全不同的犹太特质。她爱上基督徒屈勒商姆，不顾一切地私奔，婚后则顺从丈夫的要求皈依了基督教。这两个犹太女性虽在信仰问题上态度截然不同，二者却存在一定的继承性。蕊贝卡的言行响应了犹太人呼唤宗教自由的声音，齐丽娅的迷失则是犹太传统文化与欧洲现代文明之间的激烈冲突的必然结果。司各特笔下的两个犹太女性反映了启蒙运动中人们寻求宗教宽容、信仰自由的努力与抗争。

一、弱势群体的抗争——坚定的信仰者

犹太人自从被迫流散世界各地以后，多次遭到驱逐迫害，他们流离失所，挣扎求生。犹太教是支撑整个犹太民族顽强生存的强大精神动力。犹太哲学家门德尔松面对拉瓦特对其改信基督教的要求，曾说过“只有对我的信仰之真理性的内在信念，才驱使我追随祖先的宗教。……我发誓：只要我的灵魂不迷失自己的本性，我将一如既往地保持对它的忠诚，永不返回!”[2]

司各特在《艾凡赫》中塑造的艾萨克与蕊贝卡父女就表现了这种坚定与忠诚。艾萨克习惯了逆来顺受，在基督教社会处处低头哈腰。作者借叙述者的口吻赞扬了犹太人的坚韧， “他（艾萨克）具有他民族的那种不作让步的顽强性格，以及以色列人的那种不屈不挠的决心，他们宁可忍受威权与暴力加在他们身上的最刻毒的虐待，也决不接受压迫者的要求让对方快意。”[1]（P232）父亲在唯唯诺诺中维护信仰，蕊贝卡却表现得谦逊而高贵，她坦然面对凌辱与污蔑，敢于为自己的信仰据理力争。在蕊贝卡的形象塑造中，司各特表现了宽容、自由、平等的启蒙精神，超越了国家、宗教和种族的界限。

为维护信仰，蕊贝卡经受住了爱情、侵犯、死亡、稳定的多重威胁和诱惑。她对骑士艾凡赫心生爱慕，却没有顺从自己的感情，牺牲自己的犹太身份。蕊贝卡珍视本民族的传统，也始终心怀危机感。她清醒地认识到本民族在异族包围之中生存的劣势，认为“犹太民族现在如同茅草一般任人践踏，和道旁的泥土混为一堆”[1]（P477）。因此，面对爱情时，她警告自己“忘了祖国的忧患”，去“近赏一个异族青年的容貌”是不忠不孝的 [1](P339)。面对圣殿骑士布里昂无耻的情欲，她则报之以鄙夷，鄙视其为满足个人情欲而丧尽天良，不惜背叛教派、违背誓言、放弃信仰。当蕊贝卡被污蔑使用巫术迷惑基督教战士，要对火刑的威胁时，她坚定地拒绝了波猛诺亚提出的条件——抛弃“邪恶信仰”，皈依基督教。她表示不可轻易放弃祖先的传统，“摩西的教旨是我的先人一向奉行的教旨。……关于这教旨的来历，你们基督教中人并无异议”。自己虽无力维护这教义，“但我能为我的宗教献出我的生命”。[1]（P454-455）她在刑场所讲的慷慨激昂的一番话令围观的人肃然起敬。获救之后，罗文娜邀请她留在英国，改信基督教。她再次婉拒，认为自己不能像脱掉一件旧衣服那样改变“从父祖以来就信奉的宗教”。

艾萨克的形象仍然如莎士比亚笔下的犹太人一般吝啬、贪婪、狡诈，蕊贝卡在司各特笔下却绽放出不同的光彩，表现得高贵、慷慨、善良。勃兰兑斯的一番话最能说明司各特在宗教宽容立场上的态度，“司各特在私生活中，……对于不信奉英国国教者的政治权利问题所持的观点是极端偏颇的。因此，作为一个作家，他能够不抱偏见地以一个犹太女子作为小说的女主人公，而且赋予她以无比理想的然而又是很自然的性格，这就更加令人钦佩。”[3]

《艾凡赫》中蕊贝卡的原型，据说是美国作家欧文与司各特聊天时提到的朋友蕊贝卡·戈瑞茨，为了维护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拒绝了一位地位颇高的基督教男士的求婚，终生献身慈善事业的女性。[4]司各特在小说中设置的中世纪背景，使得这种矛盾更加激化、冲突更剧烈，也因此将蕊贝卡的形象塑造得更丰满、复杂，表现了犹太民族的悲惨处境和对信仰自由、宗教宽容的渴望。这与启蒙运动中伏尔泰、洛克、莱辛和门德尔松等人的呼求是一致的。“早在17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先驱洛克就明确提出宗教是公民的私事，应平等对待，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伏尔泰、门德尔松等人则以理性的尺度衡量宗教，主张政教分离，期盼对社会平等。[5] ( P63-64)

二、忍耐与顺从——作为弱者的犹太女性

与生命财产时刻受到威胁的艾萨克、蕊贝卡父女相比，《一个医生的女儿》中犹太富商蒙沙达父女的处境已经大大改善了。他们不但走出了“隔都”，来访的客人之中还多了几位相当有地位的基督徒，巨大的财富逐渐使他们拥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历史上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国王乔治一世曾鼓励犹太人移民英国。不过，英国犹太人的生存状况并没有发生多少实质性的转变。为了犹太人的窘境，1753年佩勒姆提出了归化犹太人的法案，却引起了高教会的强烈愤慨和敌意，佩勒姆不但被迫取消了这些措施还付出了1754年竞选失利的代价。[6] 事实上，司各特去世的前一年（1831年），英国政府才撤销了限制犹太人在伦敦城内经营商业或金融的法令。

与蕊贝卡的坚定、无畏相比，齐丽娅是生活在弱势群体中的弱势个体，“她象天使般美丽，跟刚生下一星期的羊羔一样，对世事和世间的邪恶一无所知”[1]（P132）。这种纯洁符合19世纪英国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与蕊贝卡相比，齐丽娅在婚姻问题上的遭遇更鲜明地体现了女性在犹太教传统生活中的边缘地位，因此她的抗争也就更富于女性特点。由于“妇女在犹太教传统生活中大体处于贬抑状态, 她们的价值与活动范围局限于公共领域之外的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的私人领域, 因而从传统视角看, 犹太女性在社会文化中无疑处于从属性边缘地位”[7]。齐丽娅的边缘身份尤为突出，她不仅属于遭受歧视的少数族裔群体，还是一名受到父权制压迫的女性。

父亲的严密束缚与宗教的约束几乎是等同的。犹太富商蒙沙达既是严父，也是犹太教的化身。作为父辈的蒙沙达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不愿女儿嫁给基督徒，因此采取了种种阻碍的措施。但是，他拒绝屈勒商姆的求婚只因屈勒商姆“心里认为出身名门的基督徒是降低身份来要求和犹太富豪联姻的”态度，而非出于维护信仰。他从一个不惜以告密的方式破坏联姻的老顽固变成了接受、甚至主动促成其婚姻的父亲，最终毫无异议地让女儿信奉她丈夫的国教。司各特借叙述者的评价认为这是因为蒙沙达在英国居住多年，宗教成见已大为缓和。他却忽略了基督教社会对犹太人所持的更有“成见”的态度。这使得蒙沙达的屈服难以使读者信服。无疑，在18世纪末的英国，犹太身份仍然是阻碍齐丽娅与基督徒理查·屈勒商姆结合的最大障碍。但是，齐丽娅不顾父亲的阻挡，与情人幽会甚至私奔的行动已经表明了信仰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的动摇。既然迈出了这一步，就有可能继续跨越宗教障碍。这说明，严格的束缚无法阻挡爱情的憧憬与渴望，无法抵制融入主流社会的诱惑。

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于一个缺乏地域疆界而又历经漂泊之苦的民族来说，犹太人比欧洲社会中的其他少数族类从心理上更渴望被外部社会接纳、被主体民族认可”[5]（P68-69）。因此在这一时期，希冀通过改宗的方式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的犹太人比比皆是，且往往是比较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犹太人。因此，蒙沙达同意女儿改宗完全可以理解。不过齐丽娅在父权和夫权的束缚下，缺乏自主权，始终软弱可欺。如在私生子问题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上，屈勒商姆和蒙沙达十分一致。蒙沙达提出要彻底忘掉“私通所生下的孽障”，让其保持一种“疏远而卑贱的地位”。屈勒商姆则是“完全同意”，“急切而热烈地拥护”[1]（P133-134）。他们维护体面的虚伪和丑陋在女性的母爱面前一览无余。最终，齐丽娅却顺从了他们，压抑、忍耐自己的母爱，因为她“不敢持异议，那样既违反她父亲的心意，又违反她丈夫的决定”[1]（P134）。

由于小说中齐丽娅的声音受到了犹太父亲和基督教丈夫的双重压制，读者很难判断齐丽娅到底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或者是为了满足丈夫的虚荣而改宗。事实上，很多犹太人在启蒙运动中接受洗礼并非因为确信基督教更真实、更有优越性的宗教，而是如受洗过的犹太诗人海涅所说，因为“接受洗礼是犹太人通向‘文明’和文化社会的门票”。[8]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  《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