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姜敬爱东北背景小说的女性意识

1. 序言

    姜敬爱（1906-1944）朝鲜现代小说家，被评为朝鲜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1931年6月第一次流亡到中国东北这片土地。直到1932年6月，由于日本军队的讨伐和自身中耳炎的困扰，姜敬爱暂时离开了东北，躲避到首尔进行治疗。1932年9月又回到了东北，直到1939年肾病恶化回到故乡长渊。姜敬爱以东北为背景的小说在空间范畴上不是整个东北，而是属于东北一部分的延边。[1]姜敬爱流亡到东北后仍然继续进行创作活动，发表处女作《破琴》（《朝鲜日报》1931.1.27-2.3）后，文学创作的全盛期可以说是在东北进行的。姜敬爱的文学作品中“东北”对于姜敬爱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

    当时的东北处于连续的历史性剧变的动乱期，发生了万宝山事件（1931.7.2）、九一八事变（1931.9.18）、伪满洲成立（1932.3.1），是日本和中国政治、经济关系尖锐到极点的战场，是在死亡和饥饿里挣扎的人间地狱。而且，从1932年5月起，在东北地区日本帝国主义就以所谓“兵匪讨伐”的名目，开始扫荡一切抗日势力。[2]

    姜敬爱创作了诗歌、散文、评论等各种题材的作品，但是小说才是巩固她文学地位的重要创作题材。在姜敬爱的小说中，多数作品以中国东北为故事背景的描写当时在中国东北朝鲜移民的反帝运动。她的21篇小说（长篇2篇，中篇19篇）中有12篇是以东北为背景创作的文学作品。《破琴》、《母亲和女儿》、《人间问题》、《解雇》等作品虽然不是直接以东北为创作背景，而小说的结尾却与东北有关。

    有关姜敬爱小说的研究资料多数是以女性文学的视角对女性问题、阶级问题、民族问题进行论述，还有少数论著是从叙述方式、语言风格等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其中，对女性意识的论述最为丰富。然而，在研究女性意识的同时，关注东北这一特殊空间是非常必要的。在殖民统治下的国土丧失和反殖民主义的背景下，对女性意识考察应该在特别的视角下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因此，本文对姜敬爱东北背景小说为研究对象，分析在殖民地统治下的东北这一特殊地域下，作品如何展现女性意识，考察姜敬爱小说中独特的女性意识。

2. 女性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

    《那女人》的主人公玛利亚是女校的老师，也是女文学家，是一个自负心很强的女性。她接到校长的委托到二道沟给农民们演讲，演讲时她斥责农民们因生活艰辛而逃离家乡，逃离祖国。玛利亚训斥道：“即使死也要死在我们的土地，即使活也要在我们的土地上活！还是那句话就应该在我们的土地上活。到这里来做什么！”农民们听着玛利亚的演讲，想起在家乡被地主们残暴地追赶的样子，愤怒地说“民族是什么！我们的土地又是什么！”农民们一边想着“玛利亚和她后面围坐着的牧师、长老们就是吃他们的肉吸他们的血的吸血鬼”，一边愤然地站起来。被愤怒的群众包围的玛利亚怕他们伤到自己的美貌，用两只手把脸遮住颤抖着。小说就是这样结尾的。这篇小说通过讽刺玛利亚的清高和对现实肤浅的认识，展现了知识分子和农民间的隔阂问题，同时强调知识分子应该对自己做严厉的反省。

    《两百元稿费》可以说是《那女人》的延续篇。这篇小说以“我”离家出走时，一边彷徨，一边意识到自己的虚荣与自私，最后遵从丈夫意志为结尾的。 “我”的这一转变，虽然表现出家长制下的顺从的女性意识，但是相比之下，更强调了在东北残酷现实环境下，被私欲笼罩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这里并不是“我”被动的接受了丈夫的决定，而是“我”面对死亡和入狱如家常便饭的东北的惨相，做了彻底的自我认识和觉醒。这一点在小说的结尾处显露无疑。

    《同情》这篇小说通过描述山月悲惨的生活，展现了人身买卖和卖淫猖獗的腐化的东北现状和朝鲜移民女性们恶劣的生存条件，并严厉地批判了违法猖獗的各种社会现象和知识分子多重的自私心态。通过“我”的精打细算的小市民行为，揭露了知识分子的局限性和肤浅的现实认识。“我”看到来请求帮忙浑身是血的山月，竟然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说道：“昨天在救助水灾音乐会上捐了三元，哪里还有钱？这个月的生活会很困难，哪能存钱啊。”从这里可以看出，知识分子表面上装作能体会被支配阶级的痛苦，实际上自身早已被世俗的欲望渗透的伪善者。山月遭受到性方面的压迫和经济上的榨取，结果只能选择死亡。听到这个消息的“我”陷入到深深的自责感。

    以上都是以东北为背景，反映女性知识分子自我反省的小说。姜敬爱作为知识分子的叙述者同情民众的贫困和痛苦的同时，从他们身上也能够感觉到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对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距离感的认识可以说是姜敬爱自身的自我认识。对民众的关心是否是表象的伪善行为，对此姜敬爱始终都在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

3. 男性缺失的母性意识

    姜敬爱以东北为背景的大部分小说中，作为保护家庭的强有力的保护网父亲常常是不在家，缺失的。男性为了抗日斗争离开家，或是被杀或是被捕，就算在家的也无所事事。这些男性的缺失直接导致家庭的解散和女性的悲剧。这些小说中在男性缺失的家庭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危机下刻画了坚守家庭的母性的顽强生命力。

    《母子》描写了因为丈夫参加共产党遭遇不测，遭到亲戚们冷落和欺压的承浩母子窘迫生活的惨状。失去丈夫的承浩母子遭受所有亲戚的冷待，无家可归，辗转在寒冷的街道上。这就是当时东北的世态炎凉的现实。承浩妈在别人家里当奶妈来维持生计，承浩一得了百日咳，马上就被辞掉，之后又找不到生存之路。最后，承浩妈只能抱着养活儿子这一最后的信念来到大伯哥时亨家请求帮助，却遭受到冷言冷语、藐视和驱赶，最后承浩妈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陷入无限的郁闷和绝望。她想追寻丈夫的亡灵，来到后山在雪中徘徊，陷进了雪坑。就在她临死前一刻，才明白丈夫说的话“不管我们为了生存用尽各种方法，结果还是活不下去，还是死路！”“一定不要让儿子成为我这样的人。”承浩妈妈一想到让儿子“完成父亲未完的事业”，便又燃起活下去的欲望。

    《盐》通过丰艳一家人的悲剧，如实地描述了在政治、经济、阶级对立的社会矛盾冲突中，束手无策的东北民众们的艰苦生活和暴力、死亡泛滥的东北的凄惨现状。丰艳妈只是为了养活家人，一直坚持着各种严酷的艰辛，辛勤干活，先后经历了丧父、丧子、丧女的悲痛，最终明白了社会的矛盾和阶级意识。丈夫死在共产党手里之后，她为了找到儿子的行踪，忍受着房东的经济榨取和性侵犯，因为儿子是共产主义分子被处死刑，被房东赶了出去，为了维持生计就做了奶妈，晚上连衣服都没穿好就跑出去看女儿们，结果女儿们也死了，为了糊口又开始贩盐，最后在被逮捕的那一瞬间，她的阶级意识突然觉醒了。

    《母子》和《盐》这两篇小说里女性的阶级觉醒意识都是通过深深的爱子之情引发的。承浩妈在为了救儿子忍受各种苦难时明白了社会的矛盾觉醒了斗争意识。丰植妈坚决否认风植是共产主义分子，她的阶级意识的觉醒也是跟对儿子的思念有关。[3]

    《鸦片》描写的是沾染鸦片的丈夫卖掉成为妓女的宝德妈的悲惨故事。宝德爸失业后试图过自杀，后来沾染了鸦片，为了买鸦片偷盗，甚至把妻子卖掉了，堕落成了皮条客。然而，宝德妈虽然知道自己被卖给中国人，但是连一句怨言都没有，心里充满了宝德，将身边的一切事物与自己的孩子联系在一起。即使被老秦头打得不能动弹，她还想着给自己的孩子吃奶。最后宝德妈因为担心儿子，冒着生命危险逃跑，在弥留之际仍对孩子念念不忘。这就是在恶劣环境下，作者对母爱的深深理解。

    姜敬爱以东北为背景的小说讲述了因为家里男性的缺失，无奈只能独自承担起生活重担的女性们的故事。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讲,最迫切的不是理念或价值层面的问题,而是生存本身。[4]女性们的阶级意识不是对社会矛盾的理解，而是归结为贫瘠的、恶劣的生存现状问题。将子女和自身看成一个整体，盲目地为了保护子女和家庭的母性无法被忽视的。因为这就是姜敬爱小说里的女性们抵抗导致家庭解体的殖民主义的反殖民意识的内在化。

4. 结论

    在姜敬爱以东北为背景的小说里，叙事的展开体现了两个特点。第一点是在殖民统治下女性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如《同情》、《那女人》、《原稿料两百元》等代表作反映了这一特点；另一点是在残酷的现实中为了保护家庭的顽强的母性意识，如《盐》、《母子》、《鸦片》等代表作体现了这一特点。

    首先，对于姜敬爱来说，东北这一特殊环境是确定作家的责任和期望的核心要素。在以东北为背景的作品中，姜敬爱提出民众和知识分子的隔阂、知识分子的多重意识等问题的同时，也揭示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意识。《同情》、《那女人》、《原稿料两百元》等作品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中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精神转变的过程和作者的自我反省。

    另外，姜敬爱小说《盐》、《母子》、《鸦片》将叙述焦点放到了因为男性的缺失导致家庭解体和在生存危机下坚守家庭的顽强的母性这两点上。以东北混乱的时局为背景的小说中，大部分家庭的保护网--父亲都是不在家，缺失的。导致小说里的女性们经历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后阶级意识觉醒，而这不是为推翻支配阶级而做出的努力，是在暴力泛滥的现实中为了活下去保护家庭的顽强的母性的一种生存意志的体现。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