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人情交往的面纱——李佩甫《羊的门》

李佩甫常以河南的乡土风情为写作素材，以小地域为视角，揭示中原地区独具特色的生存风貌。他的小说内容多贴近和反映农民生活，深刻揭示当代农民的复杂心理。其中较多涉及对“家族式”、“政治的”、“地方黑恶势力的”等“权利”形式的批判。这种“权利”影响着当地农民的生活和命运，掌握着当地的经济命脉，渗透进农民生活的各个层面。李佩甫的作品从多方面全面刻画了人们对这种“权利”的奴性屈服，以深刻的笔触书写了贫瘠土地上残存的信念，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小说《羊的门》即以充满“傻气”的呼家堡为背景，描绘了一幅错综复杂的人情交往图。此书一经面世就广受欢迎，因此，解读《羊的门》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河南作家李佩甫，了解其写作风格和特色。

一、 人情交往的载体——呼家堡

呼家堡是这部小说的故事背景，也是人情网络的载体。在这里人们住着整齐划一的房屋，用着一样的家具，甚至连屋内布局都完全相同，人们的生存状态呈现出高度的一体化。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有相应的工作岗位，能够享受集体主义带来的便利。呼家堡的这种生存状态使集体主义大放光芒，成为中原贫瘠土地上的“一枝花”。若要研究《羊的门》中蕴藏的人情网络，就必须首先解读呼家堡这种特有的生存形态。中国沿袭数千年的宗法伦理是呼家堡社群结构的基础。传统的宗教伦理以血缘为基础，以亲情为纽带，将公序良俗视为基本的行为准则，形成一套完备的管理体系。新中国成立之后，宗法制度虽然消失了，但宗法伦理并未消亡，主人公呼天成之所以能够逐步成为呼家堡的权力精英，主要就是依靠了这种传统的宗法伦理。这种宗法伦理成为了呼家堡乡村文化的核心，它既具备道德化的行为准则，又包含了族群中的亲情关系，因此，它在人情交往中显示出独特地功效。呼天成之所以能够成为呼家堡的权力主宰者，正式巧妙运用了这种宗法伦理。在处理村民事务时，他或软硬兼施，或以德服众，其实质都是将宗族与集体有机结合，并在结合过程中实现对村民思想的驯化。

呼家堡之所以能够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典范，主要还由于它并未完全违背现代社会制度的基本规范。村支书、村委会等现代社会的组织形态，它都完全具备。甚至对主流意识倡导的价值观念，它也完全呼应。他们自觉坚持全民致富、乡镇企业拓展等发展理念，家家户户都在厅堂中悬挂着大画像，集体演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等歌曲。同时，呼家堡也坚持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并努力构建现代文明。例如，呼家堡人民想方设法邀请董教授帮助他们革新科技。并成功创立了“呼家面”的品牌，将自产面粉打入北京市场。这表明呼家堡虽然依靠宗法伦理作为人情交往的基础，但它却以开放的态度与现代社会保持着紧密联系。

可见，呼家堡的群体形态，就是权力化人脉网络与宗法伦理、现代神权意志相结合的产物。就其表面形态而言，物质文明较为发达，道德礼教气息浓厚，权力主宰者相对廉洁，但主宰社会结构的并非科学制度，而是人际关系。因此，它在本质上并不符合现代文明准则的要求。它在社会管理中依靠的并非法制，而是“人治”，治理呼家堡的并非农民大众，而是以呼天成为首的个体精英。呼家堡的成功是以呼天成经营的人脉关系为基础的。在这种以人际交往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农民逐渐失去了追求自我生活的能力，失去了独立思考的空间。呼天成所采用的强权思想，带有鲜明的专制色彩，显然不符合现代文明的理念。

二、 人际关系的运作者——呼天成

在小说中，不管是呼家堡村民，还是中央干部，都与呼天成有着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均带有某种“感恩”性质。呼天成正是运用这种感恩心理构建了一张从本县到京城的关系网。李佩甫在《羊的门》中将呼天成塑造成一个现代农民形象，他是现代官场体系与传统伦理相互作用孕育出的一个非凡人物，被视为“东方乡村的教父”。他熟悉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伦理、人情世态和精神诉求，希望能够成为这里的权力主宰者。同时，他也运用官场的各种潜规则，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利网络。深入研究《羊的门》我们就不难发现主人公呼天成独特地官场智慧。“他从来不经营商场，而是经营‘人场’”。他的“人场”逐年扩大，最终网络了县、市、省各级“人才”。正是这个强大的“人场”为呼天成奠定了权力基础。呼天成的权利智慧体现在，他对“人场”的经营并非简单地利益交换，而是长期的伦理、情感灌输。例如，他发现孙全林有“灵性”，就极力推荐；老秋落难时他舍身相助；积极介绍能够过目不忘的冯云山入党；力排众议保护下放知青邱建伟。这些人在走出呼家堡成为领导干部后，都对呼天成感激不已。每逢节庆，呼天成也总是记得给老领导送一些土特产，这些土特产代表了“一份念想、一份情谊、一种难以忘怀的情分”。这种“情分”立足于传统礼教，又在呼天成的运作中转化为权力资本。

此外，呼天成深知宗法伦理在呼家堡的重要性，因此，他不断围绕这个主题展示自身的人格魅力。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讲究“内圣外王”，因此，呼天成明确意识到，要顺利的实现“人治”，就不能单纯的依靠强权压制，而要以理服人。只有自己先成为一个道德标杆，做到“内圣”，才能够最终实现“外王”的目标。因此，呼天成处处“立德”，加强“克己”锻炼。同时，他也果断实施“外王”策略，驯化呼家堡人民的思想，使人们自觉归附他的权威。在实施“外王”策略的过程中，呼天成巧妙运用“破”与“立”的辩证关系。在处置村民偷粮的问题上，他发动所有民众，并对孙布袋软硬兼施，最终成功将孙布袋作为祭旗的第一刀；他利用老曹的个性，灭杀了全村的狗；利用小娥的死，破除了村民崇拜鬼神的迷信思想；在处理“豁儿”和“窄过道儿”的问题上，他一破一立；他略施小计就让妄图搞文化大革命的八圈永无抬头之日。呼天成在面对纠纷与矛盾时，总能够在满足意识形态基本要求的同时，选择道德制高点，不断驯化呼家堡人民，并促使村民自觉遵守包括学习制度、婚姻法、村曲在内的“呼家堡法则”。呼天成秉持并践行“内圣外王”的价值理想，一方面，他清醒的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平常人所存在的种种隐患；另一方面，他又明白只有抛弃暂时的欲望，才能满足更大的欲望。因此，他不断摒弃自身的各种欲望，将自己塑造成“人场”中的神。只有拥有更高的权利威望，才能实现更多的人治理想，这不仅是主人公呼天成的人生哲学，也是《羊的门》人情关系的精髓和基础。

三、 人际关系的失败者——呼国庆

颖平县县长呼国庆是主人公呼天成“人治”理想的延伸目标，同时也是《羊的门》中人际关系的失败者。李佩甫赋予了这个人物中原上特有的“草性精神”，使他得以败中求活。但呼国庆“韧性”十足，却缺乏“忍性”。他既未能成功经营自己的“人场”，也没有领悟到“内圣”的精髓，更缺乏识人用人的权利智慧。呼国庆野心勃勃，却不懂得内敛。虽然呼天成一再告诫他不能“卖大”，但他却屡次为此付出代价。为了满足自己与谢丽娟的情爱，他耍手段迫使妻子离婚，也将自己推向了道德的法庭上，差点丢掉县长之位；他反败为胜当上了县委书记，但却因力挺范骡子，让自己陷入危机中。相较于呼天成，他处处高调，最终又因用人不善被范骡子出卖。纵观呼国庆的整个命运，其失败从表面上看首先是因为欲望过多，尤其是情爱关系，最终摧毁了他的权力之路。其次是因为不擅长经营“人场”，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但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他无法像呼天成一样始终追求“内圣”境界。他屡次闯入道德禁区，失去了道德制高点。同时，他始终未能建立一套完整的人脉关系。确切的说《羊的门》并非只是一部简单的官场小说，它还融入了大量儒家文化，并使之与传统宗教伦理相结合，逐步摒弃了现代社会的理性规范。要想实现“外王”的政治目标，就必须有“内圣”作为基础，不管是蔡村长，还是王华欣、呼国庆，都是因为“内圣”锻炼不够，才不断经历人生的起落。“内圣外王”是我国权力体系的潜在标准，也是李佩甫试图在《羊的门》中揭示的一种文化心理。

就叙事策略而言，《羊的门》涉及到各个层面的20多个人物，他们以一种向心式的结构呈现在文本中，他们分别以一种特有方式与主人公呼天成形成一种张力关系，这种张力关系张弛有度，并非单纯的冲突和对抗。这种特殊的人物关系正是小说的文化价值所在。它揭示了在某种文化环境中，人们若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不是依靠自身的专业技能，而是依靠人际关系网络。因此，在《羊的门》中事件并非叙述核心，而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一系列的事件展现了人际交往的动机和方式，同时也表明了人际关系在中国社会权力运作中的巨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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