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主义视域下的意识形态他者形象-海外文学论文

摘要：以东方主义和比较文学形象学为理论基础，立足文本，通过“通信”、“不平等的婚姻关系”这两个关键词，对《北京来信》中塑造的中国形象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通过剖析发现，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充满了专制、不平等的新中国形象。然而这个形象的塑造更多的不是作者对新中国的敌视，而是通表达对新中国的不理解甚至焦虑，传达出作者对处于变化中的美国的一种忧虑、悔恨和怀疑。

关键词：赛珍珠、《北京来信》、意识形态他者形象、东方主义

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以中国农村为题材写作了《大地》，并因为《大地》等一系列作品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国内有学者认为：“她对中国农村熟悉的程度，甚至远比同时代的生活在大城市而脱离工农兵大众的中国小资产阶级作家深得多，广得多” ^[1]178。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意识形态更替，当这位女作家想再回到中国时，却遭到当时中国政府的拒绝，并郁郁而终。究其原因，是她晚年写的一系列冷战小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莫过于1957年出版的《北京来信》。这部小说被学者认为 “对新中国，对中国共产党的诽谤、中伤，更是极尽恶毒之能事” ^[2]127。然而也有学者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北京来信》不是一部“冷战小说”，而是一部“反冷战小说” ……它并不存在对中国政府的误解，它只是通过关注一个特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来表达自己的不理解” ^[3]52 。那么，这部作品到底塑造了怎样的一个中国形象，就是本文立足要探讨的问题，并希望通过对这个形象的探讨，对这部作品进行更深入的剖析。

爱德华·W·赛义德在他的理论巨著《东方学》指出东方主义是由西方构建的关于东方的权利话语，一个再现“他者”的体系，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4]6。不管赛珍珠如何表白她有多热爱中国，她首先是个美国人，那么《北京来信》塑造的中国形象必然是一个异国他者形象。比较文学形象学把这样的他者形象分为两类：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并认为：“凡按本社会模式、完全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的异国形象就是意识形态的” ^[5]35。从《北京来信》这部作品的叙事模式来看，中国这个国家一直没有真实存在过，完全是通过女主人公的的描述得以呈现在读者眼前。而且，从文本内部来看，笔者也认为，这部小说和赛珍珠其他小说有很大区别，灌注其中的是赛珍珠美国文化身份的内核，从而显示出东方主义视野中的强烈意识形态色彩，也无疑创造出了一个意识形态化的他者形象。

一、东方化：刻板、专制的王国

《北京来信》全由主人公伊丽莎白通过倒叙、插叙的方式来讲述完成，主要是讲述了主人公伊丽莎白与丈夫杰洛德的爱情故事。伊丽莎白深爱着有半个中国血统的杰洛德，因为爱情，跟随丈夫来到了中国的北京（当时名称北平——笔者加）多年。新中国政权成立后，杰洛德担心纯美国血统的太太以及儿子雷尼会有麻烦，强烈要求他们先返回美国。没想到，这次的离别却成了永别，这对夫妻再也没有见面，甚至连通信都隔断了。最终，伊丽莎白得知丈夫因为政治原因已经被杀害。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惋惜的爱情故事，在国家社会动荡不堪时，“小我”的爱情最终被淹没于滚滚的历史洪流中，让人不由生出极大同情。然而，细心阅读，笔者却发现，在这条主线背后，作者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东方主义视野中的意识形态化的他者中国形象。紧贴着《北京来信》这一书名，小说正是通过伊丽莎白和杰洛德这对夫妻通过“信”沟通的三个阶段：“通信正常——通信受阻——通信隔断”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封闭的、充满阴谋动荡甚至谋杀的令人恐惧的新中国形象。作者首先笔墨浓厚地在这个异域空间里陈列了大量具有“中国性”的符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中国农民、小小的四合院、院子里的月形弯门、养着金鱼与荷花的小院池塘、严谨的中国就餐礼仪、挤满了火车的中国难民、治感冒的姜茶和红糖，硬硬的中国木板床垫、中国人小巧的手和精致的皮肤、代代相传的中国“男尊女卑”观念、成双成对的中国“土地神祇” ……这无疑是一个和西方完全不同的世界，作者在整个行文里，对这些异国情调流露的都是赞美甚至推崇的情绪，他们代表着作者对远隔重洋神秘而遥远的古老国度的思念。但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通过“信”这个意象，让中国完全降格为一个“被看”的异质世界，完全成为赛义德口中的一个“代表着非理性、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 ^[4]49东方。这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正发生着她不能理解的可怕的事情。丈夫在第一封信中是乐观的，他觉得自己可以有新的生活了。他甚至在信中说“我开始在想你也应该留在中国” ^[6]180。但随后，他就在信中说：“你已经离开了这里一年多，这也许更好。现在的新政府为了巩固政权正竭力清除一切障碍……我们认识的朋友因为不喜欢新秩序而被枪决了” ^[6]181。随后的来信越来越短，情况也越来越糟糕，那个古老的国度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第八封信上他说“没有人想工作了” ^[6]182。在第十封信里他开始表达了绝望情绪，他说：“我现在怀疑没同你和儿子一起回美国是不是个明智的选择。可是已经太迟了” ^[6]183。最后一封信里他说：“亲爱的，不要再期待重聚的日子了”^[6]183。他已身陷牢狱，没有自由，而且，为了表示忠心，他还被迫娶了一个中国女子为妻。 之后，她就从丈夫的这位“中国妻子”来信得知，丈夫因为试图从北京逃出去而被暗杀。她想象着“子弹从他左肩穿胸而过，他就死在自己的家门口”^[6]252。通过这样的表述，小说无疑进一步巩固了西方读者对中国“黄祸”形象的确立。作者通过自己对充满中国符号的传统中国、封建中国的忆念，在美国意识形态的左右下，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恐惧的封闭的新中国形象。赛珍珠在信息不通畅以及自身对古老中国的眷恋情绪的双重作用下，“按照群体对自身起源、特性及其历史中所占地位的主导性阐释将异国置于舞台上。这些形象将群体基本的价值观投射在他者身上，通过调节现实以适应群体中通行的象征性模式的方法，取消或改造他者，从而消解了他者” ^[5]35。于是， 这个新中国，与伊丽莎白口中充满了爱、民主和理性的美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被解构得支离破碎，最终成为一个完全不在场的他者“黄祸”形象。

二、个人主体性：自我身份的丧失

在这个充满谋杀与专制的东方主义王国里，最明显的特征是不平等：美国男人和中国女人在婚姻关系中的不平等。在这不平等的婚姻关系中，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杰洛德的母亲爱兰以及杰洛德的中国妻子梅兰从始至终都未得到代表着美国文明的两个美国男人的爱和尊重，统统都败给了那个所谓文明、充满了爱和热情的美国文明，从而最终丧失了个人生存的自我身份，完全成为“失语”的他者。杰罗德的父亲，是个老佛吉尼亚洲人，因为坚信“那个重礼仪的旧中国形式是最好的”^[6]79，他来到了中国，并成为中国末代皇帝的顾问。在朋友的引荐下，他与多才多艺出身贵族的爱兰结为夫妇并生下杰洛德。 然而，他娶她，不过是因为“我太孤单了……我觉得也许和一个中国女人结婚是件好事。这样，她在工作上就可以帮助我” ^[6]75。婚后，他对妻子的痛苦视而不见，甚至对妻子的爱也完全视而不见，只是一味地从妻子身上寻求精神和生活上的慰藉和帮助。孩子来临时，他对自己“有个中国孩子这件事感到震惊” ^[6]175。这位美国男人，从来没和爱兰真正地亲近过，“她的脸对我来说非常陌生”，“我们从没有亲近到互相问问题” ^[6]114。爱兰开始对自己的婚姻绝望，并追随孙中山醉心于推翻旧制度的革命，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然而，这样一位女勇士，在丈夫眼中却成了一位叛国者。当他知道她经常跑出去听孙中山讲话时，他警告她说：“如果你非要和这些叛国者碰面，那不要在我的房子里，不要在我儿子的面前”^[6]82。他不让爱兰见杰洛德，因为担心她“污染孩子的心灵” ^[6]84。这个美国男人老了以后，每天还依旧穿着中国长袍，爱喝中国茶叶，不时用流利的中国话表达。可是，就正如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在他心中的地位一样，美国那个，“爱着，但忘记了姓名”；中国这个，“记得姓名，却从没有爱过”。很显然，赛珍珠借用杰洛德父亲这个人物形象，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冷漠、自私甚至专制的男人形象，而这个形象，和她以往塑造的那些老一辈的中国男人形象何其相似。而梅兰明知道杰洛德不爱她，却甘愿做“临时夫人” ^[6]167。她受过现代知识的教育，能识文断字，可以代替丈夫给伊丽莎白写信。然而这个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子，却爱得非常盲目而近乎迂腐。她同样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拯救和帮助美国人的队伍中。她夜复一夜地听着丈夫叫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她心甘情愿地为那个女人照顾丈夫，“如果你哪天回来了，只要你需要，我就立刻离开……我愿意按照你的吩咐来做，只要他快乐。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6]167。在那个充满了谋杀和阴谋的现代中国，梅兰总是能想尽办法把信邮寄出去。然而，这样一个知书达礼、能力超凡的女子，同爱兰一样，在自己的婚姻关系中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尊重和平等对待，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她们只是不停地被要求付出。《北京来信》中唯一的两个中国女人再也不是为她们男人孕育生命的“大地”，而降格成为婚姻市场上失语的“被看”女子。赛义德曾指出,在东方主义作品中“女性通常是男性权利幻想的产物。她们代表着无休无止的欲望，她们或多或少是愚蠢的，最重要的是她们甘愿牺牲” ^[4]264，这两位伟大的女性莫过于此。

总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赛珍珠在当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和个人背后集体无意识的双重作用下，通过“信”这个意象，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封闭专制的甚至充满了恐怖的新中国形象，在这个形象的塑造中，中国彻底地成为一个‘失语’的他者，被任意解构和消解。然而， “我想言说他者（最常见的是由于专断和复杂的原因），但在言说他者时，我却否认了他，从而言说了自我” ^[5]124，因而，笔者认为，赛珍珠在《北京来信》中所流露出来的与其说是对中国这个“他者“的恐惧甚至憎恨情绪，不如说是作者无意识地表述了对同样处在变化中的美国的一种忧虑、悔恨和怀疑。

参考文献：

[1]张子清.赛珍珠与中国:纪念赛珍珠诞辰一百周年[C]//郭英剑.《赛珍珠评论集》.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177-188.

[2]思慕.猫头鹰的诅咒——斥赛珍珠的《北京来信》[C]//郭英剑.《赛珍珠评论集》[C].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127-133.

[3]孙宗广.桥与信——试析赛珍珠作品中的两个沟通性意象[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5): 50-54

[4]爱德华·W·萨义德.王宇根译.《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5]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PEARL S. BUCK. Letters from Peking [M].London: Methuen and Co. Ltd. 1957.

On the Image of Chinese Other of Ideology under the Horizon of Orientalism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Orientalism and Imagologi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is paper tries to thoroughly analyze the image of <st1:country-region w:st="on">China</st1:country-region> in Letters from Peking from by the three key words of letters, inequality in the relationship of a marriage and the saving of the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the deep analysis, an arbitrary, horrific new <st1:country-region w:st="on">China</st1:country-region> full of inequality and murder comes into being. However, this image of <st1:country-region w:st="on">China</st1:country-region> conveys more anxiety, suspicion to the changing <st1:country-region w:st="on">USA</st1:country-region> than the feeling of hostility to the real <st1:country-region w:st="on">China</st1:country-region>.

Key Words: Pearl S. Buck, Letters from Peking, Image of Chinese other of Ideology, Orient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