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近五年中美传播学理论研究视角差异——以《传播理论》与《新闻与传播研究》为例

    《传播理论》杂志（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Theory）是由国际传播协会( ICA) 于1991年2月创办的学术季刊，是SSCI收录的关于传播理论方面研究的顶级刊物，发展至今已经有20年的历史，2006年3月开始发行网络版。

    《新闻与传播研究》(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是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权威学术期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其前身《新闻研究资料》为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权威刊物。致力于对中国报纸、广播和电视业的宏观和政策研究，为党政媒介管理部门、媒介机构高层决策人员和科研教学人员提供有关中国媒介行业发展的全面而详尽的参考资料。

    从上述简介中可以看出这两本杂志都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各种所属国家的理论发展水平，而选取这两本杂志上的文本进行分析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中西方传播理论研究的基本现状、水准和走向。所以，在对传播理论的研究方面，我们不能囿于新观点的提出或阐释。传播理论发展是一种传播过程，更是一种传播现象，因此对传播理论发展的研究就具备了“双重价值”。一方面可以从静态视角出发，研究新的传播理论的内涵与价值; 另一方面以动态发展的眼光， 探究传播理论发展作为一种传播现象的内在动因与整体方向。

    本文截取两本杂志2010年发表的传播学类学术型文章进行对比分析，试图展现不同文化间对于传播学理论的不同理解，意图对传播理论的整体发展趋势进行整体勾勒。

一、《传播理论》2010 年发表文章概述

    小约翰在《传播理论》一书中将传播理论总结为五个部分构成的传播理论模型: 结构与功能理论、认知和行为理论、相互作用理论、阐释理论与批判理论。每一种传播理论与其地域因素、历史传统密切相关，并随着所处社会环境的变化与时俱进。

    综合分析其2010年全部论文可以发现，在2010年，其文章基本仍旧全部属于小约翰所说的五个理论模型。而其中最具压倒性优势的显然是实用主义与实践理论，这与传播学的学术源流——社会学的研究基础密不可分。

    在2010年西方学者有成果展示的传播理论之五个方面，最重要的就是“组织传播与结构”。而结构与功能理论所涉及的文章，在2010年的15篇文章中就占了10篇，每期都会有2-3篇不等，其中议题涵盖修辞理论(rhetorical theory)、会话理论(dialogue theory)、组织传播与结构等多方面，每期都会有文章涉及。而在某一时间段内，学者会围绕某一应该是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解读，力图形成有关该领域完整且准确的知识、理论体系，使得传播理论可以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

    从文章写作类型上来看，理论介绍、说明和应用的文章多数出现在《传播理论》杂志出版年的前三卷；现象、观念分析说明和框架模式介绍等文章多出现在二、三卷。可见西方传播理论的发展中最重理论的介绍与说明，不仅篇数最多，而且在每一期杂志中都会出现。其理论的说明包括对于原有理论的二元衍伸、重新解读、自主应用、实践发展等，这显示出传播理论的发展多元且最终是为社会服务。如第2卷《Forgotten Histories Another Road Not Taken—The Charles Merriam-Walter Lippmann Correspondence》(2010(2):127-146)一文开始对李普曼的旧信进行全新的表述，声称发现一条新路。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西方传播理论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进步相称。其话题会涉及当年或当期内较热点的话题。

二、《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发表文章概述

    总结《新闻与传播研究》杂志文章类型可以看出：在2010年88篇论文中，中国学者较多地在实用主义与实践理论方面进行着墨，接下来的热点议题分别是“人际传播与活动效果”、“全球化与跨文化传播”。很明显，中国学者非常看重理论对于中国实际的应用一解析。笔者选取的88篇文章中，涉及到这方面的每一期都会有7-8篇，且在某一时间段内，学者会围绕当季热点进行阐述，力图给读者展示出完整的事件本质。比如：《新闻话语与政治的中介化——奥巴马首次国情咨文讲话的媒体报道》(2010(5):27-37)一文，即是在奥马马首次国情咨文讲话后，就其中介化进行了详细介绍，目的就是为了“在对新闻话语的认识和分析似乎可以在这方面助我们一臂之力”。

    《新闻与传播研究》中有两类较特殊的文章。一类是马克思主义应用型，如第5期中《马克思主义逻辑与方法》或者第6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新闻思想比较》。这种文章虽然写作类型有理论介绍、现象分析等多种类型，但是其特殊性在于每期必出现1-2篇，且会就当期时事热点或历史事件进行理论延伸。还有一类是从传播史学视角对事件的理论价值进行剖析，如《晚清维新舆论的媒介建构与报刊命运的考量》、《五四时期广告教育与广告学研究初探》等。此类文章每期也会出现1-3篇，并无新的理论发现。

    综上所述，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仍旧紧跟美国实证主义未能跳出美国传统学派的框框和束缚。研究的范围窄, 研究者的视野不开阔, 重微观研究, 轻宏观研究，缺乏理论创新与框架结果的创立。

三、两刊理论热点领域的研究范式说明

    “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 是本世纪60 、70 年代在美国风行起来的一种有关大众传播效果的假设或理论。“议程设置”的主要含义是:大众媒介之注意某些问题、忽略另一些问题的做法本身可以影响公众舆论;人们将倾向于了解大众媒介注意的那些问题,并采用大众媒介为各种问题所确定的先后顺序来安排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

    以《传播理论》杂志为先，我们可以发现，10年，它所探讨的大部分问题如：公民、政治议程、公共新闻、民族问题、女性与批判、对话、所有权与安全、知识控制、工作场所的民主以及教育学等一系列议题，都基本遵循一条原则——传播理论应该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并且可以提高人们的行动力。且其写作文方式基本上采取的是以“结构理论”解析，如卡娜莉(Heather E.Canary)关于结构理论的"Structurating Activity Theory: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Policy Knowledge"(2010(1):21-49)，介绍了一个研究政策知识的传播建造之理论框架，表明结构等级行为理论是结构理论和文化历史行为理论的综合。桑德斯(Meghan S. Sanders)关于性情认知理论和媒体角色印象形成的"Making a Good(Bad) Impression:Examining the Cognitive Processes of Disposition Theory to Form a Synthesized Model of Media Character Impression Formation"(2010(2):147-168)介绍了性情理论认知过程的审视和媒体角色印象形成的综合模型构建。提出了一个作用于媒体角色印象形成的综合模型，并提出出利用矛盾分解作为行为角色认知的中介。两篇文章基本上都采取的是量化研究的方式。且有着较为缜密的量化研究方法。针对此种类型的研究而言，其学术规范程度与中国相比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其研究的实质性意义便没有我国完全服务于实践的研究明显了。

    而《新闻与传播研究》于2010年内刊登文章的重点是如何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或者将实践类型予以归纳。其涉及的文章议题包括：“广告的环保诉求”、“人际互动对美国竞选政治的影响”等，都是以主体对与客体的作用，来反复权衡利弊。从中发现我国学术期刊论文偏重大众传播，且偏重中国传统的“思辨”型研究。但是不能否认，由于缺乏研究路径的规范，我们的研究质量多偏向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的质量有待提高。

    综上，2010年两本期刊重点在对理论应用与解释层面。从这个层次观察，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其学术界都还比较盛行内容分析，讲求实证研究。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xf/9501.html《视听》